最近跟以前的朋友聊天，才发现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是一个有近14年全职从业经验的“老公益人”了，这14年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很短，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现代公益”来说，这个时间也足够长了。这14年以来，很多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已经纷纷转行或者退居幕后，很多一起奋斗过的项目也各有各的结果，在偶尔的酒后月下，感到自豪之余，也开始发出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是一个斜杠青年，十多年前以一个一线行动者的身份由环保项目入局，先后经手了社区发展、人道主义援助、社区组织孵化、互联网公益以及行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在以项目经理的身份亲自经手一系列项目之余，也以资助者及支持者的身份系统地接触了数以百计的，涵盖各个领域各个生态位的“公益项目”。这份经历给了我一个较为广泛的视角，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行业内不同生态位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并有机会向他们了解和探讨一些与不同项目相关的话题。就在去年，我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非常重大的心境上的转变，为自己飞速前行的职业生涯踩下了刹车。这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心力，开始从头审视过往的所做、所想以及所见，并开始思考，假如将来我不再了，那么我能为后来者留下些什么？如果说，在社会形势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现在的“公益行业”是一个人人公益的“黄金时代”，那14年前则应当被称作“蛮荒年代”。在这十多年间，“公益”几乎完成了从边缘化到主旋律的转变，而作为有幸经历了这一时代变迁的行动者，我心里面很清楚，这一转变，是由整整一代人，凭借着信念、热情以及无数的思辨所换来的。如今，随着人生阶段的转变，信念和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所谓思辨---那些在过往的日子里，无数个通宵，或激情澎湃，或愤懑委屈地与大家一起探讨和辩论的思想—却应该被留存下来。其实在之前已经有过很多行业大佬们就一些与公益相关的话题进行过公开的辩论，例如“公益商业化”、“慈善与公益”、“基金会与草根慈善”等等，这些辩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的认知”发生积极深刻的转变。而在此之外，从一个行动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有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在公益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更加广泛且普遍地存在，几乎困扰过每一个与公益相关的人，它们会在很多的场合的讨论中或多或少地被触及，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刻意回避或者浅聊即止，很少会被真正拿到台面上来进行探讨。但这些问题又如此重要，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很多的同行所遇到的问题、困惑以及遭受的的质疑和批评，几乎都与这几个问题息息相关。我总结了四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善意的动机还是善意的行动”、“道德包袱和道德绑架”、“公益的政治属性”以及“模糊的价值和有限共识”，我把他们称为独属于公益项目从业者的“四个认知陷阱”。接下来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一一阐释为什么这些问题存在，以及应对的可能性。当然个人的认知有局限，也欢迎其他的同行们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个陷阱：善意的动机还是善意的行为？
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一家国内比较知名的的品牌的负责人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说要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具体做什么还没有想好，但有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家的产品，“像‘某品牌‘那样，因为在天灾期间的捐赠行为而被网友’买爆‘“。在那个时候，出于一个”纯粹、理想的公益人的’底线‘“，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们邀请我担任项目经理的请求，并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教育”。但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开始反思，我的反应是否太过激烈了，即使他们有如此功利性的目标，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愿意投入资本和精力去“做公益“的心呀，而且假如有我这样的”专业公益人士“的加入和引导，或许也有可能让他们的项目做出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呢？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合作伙伴、资助对象、培育对象其动机的观察和评价从未停止；而整个社会，在去观察和评价某个公益项目的时候，也往往会优先去质疑其动机。“动机”这个因素在这些场景下尤其被看重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点：首先，人们对于公益项目的想象几乎都是建立在完美理想和纯粹善意之上，因此对于项目的执行者，也会抱有理想化的想象，而当这种想象被打破的时候，往往会为人们带来愤怒；其次，不纯粹的或者被隐藏的动机，会为项目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在其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没有被预见到的行为、价值输出或者结果，这会让项目最初的支持者产生被欺骗、被背叛、被利用的感觉；最后，从项目发展的角度讲，一个不成熟、不合理的动机所驱动的项目，往往很难坚持下去，也往往难以带来更深刻的改变。但是，在实际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动机，其价值的评价几乎是很难得到真实客观的评价的，一方面，动机这个东西，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之下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在真实的行为还没有实际表现出来时，对于动机的了解只能通过当事人的语言表达来进行，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老油条“来讲，向支持者通过语言包装自己的动机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另外，我们也同时发现，即使是从这些已经被我们觉察到的动机来看，”完美的、理想化“的动机几乎不存在。而在我的工作中，对于一个新项目最终决定是否合作，往往是建立在一种模糊的直觉之上，这种决策，很多情况下是基于“对动机和行动价值的综合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不那么完美“，这也经常导致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例如”伙伴和同行的恶性竞争甚至诋毁“、”外界对于项目的质疑“等等。事实上，即使是在公益领域这个追求完美理想和纯粹善意的行业中，人们的行为和决策也可能是由复杂的、多重的动机驱动的。比如一家商业公司，他们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可能会带有为自家品牌进行宣传的动机；一家面临生存危机的公益组织，他们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可能是为了迎合资助方的喜好而获得资金来维持自身的日常运转；或者一个慈善家，出资发起一个项目是为了包装自己的形象来获得更多的权力或者利益。但我们能够仅仅因为这些“自利”的动机而去否认他们工作的价值么？根据我的观察，虽然许多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可能是出于某些“自利”的原因而发起一个公益项目，但这些项目还是出于对其所关注的议题的善意的考量而提出一个善意的、美好的愿景，例如减少贫困、改善教育或保护环境等，且愿意付诸行动，这已经非常难得了。因此，仅凭“动机”来否定一个公益项目的话，也是未必合理。毕竟作为公益同行者，我们没有太多必要去追究“你从哪来”，只需要对我们要走的路有相同的共识就行。那么，这里就引出第一个需要思辨的问题，在我们评价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是否因该降低对“动机“的期待，而增加对”行动价值“的期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有其正当性，但也要警惕其风险。而对于公益从业人员来讲，这至少要求我们进行以下两方面的修炼：首先，是洞察力的修炼。如何了解一个公益项目的真实动机和目标，以及如何理性地进行评价和选择，是需要有足够敏锐的洞察力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公益同行者需要持续去修炼的本领。如何去修炼呢？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平时多多关注和参与不同的公益项目和行业动态，对他们他们关注的社会议题，他们的诉求以及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多进行总结和思辨。其次，是评价共识的探索。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方法，既考虑行为的直接结果，也不忽视背后的动机和方法。理想中的评价标准，应该能够帮助任何一个有潜力有价值的公益项目得到其所需要的理解和支持，避免不必要的批评和质疑，指引其走得更远或者解决更深刻的问题。但这个理想的实现是我们需要不断去追求的，我们不一定能达到完美，但我相信，通过广泛且持续的探讨，不断寻求不同相关方的共识，应当能够帮助我们逐渐接近这个目标。
在我的经历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我是在做好事，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批评我”，“（受害者）他们都这么惨了，你们凭什么不支持我”，“公益项目竟然还要拿工资、竟然还要收管理费”…….类似的声音数不胜数，在我看来，这背后隐含着公益行业中的“道德困境“，这个困境，不止公益从业人员非常容易陷入，社会公众也非常容易陷入。从大多数人易于理解的角度来说，有两种表现形式，即”道德优越感“和”道德绑架“。我认为，这这个困境主要还是由于公益项目特有的“善意属性”、“志愿属性”和“利它属性”所引发的误解。当然，这一段我们不聊这三种属性，重点来谈谈这两个概念。
公益从业者可能因为认为自己的工作在道德上高于其他行业，从而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事实上，在我的观察当中，几乎每一个公益从业者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种道德优越感。从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方面，它会让公益人保持“道德自律“，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公益项目的价值；另一方面，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填补公益从业者因为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以及与社会主流行业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为其带来一定的自我成就的满足感。但是，当这种“优越感”过于泛滥，甚至走入极端的时候，也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具体如：抗拒建议和监管：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是在做“好事”，因此不需要他人的指导或建议，甚至拒绝接受必要的监管和评估，认为这些是多余的或者是对其道德立场的不信任。自满和不透明：道德优越感可能使得个人或组织变得自满，忽视自我改进和自我学习的需要。这种态度可能导致组织的运作缺乏透明度，因为从业者可能认为外部的质疑是不必要的。影响团队和社区关系：如果公益从业者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态度，可能会损害与社区成员或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从而影响项目的效果和可持续性。据我的观察，这种现象，在一些初创团队以及新发起的公益项目之中最为常见，但这些问题对项目和团队带来的影响又尤为致命，因此有非常多的初创团队和初创的项目，在发现自己原本认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得不到积极的回应，甚至遭受批评（有些批评甚至来自于受助对象）的时候，导致项目团队收到打击而心灰意冷，最终项目无疾而终，团队也濒临解散，这种情况我把它总结为“理想的解体”。当然，这种不正常的“优越感”，却也很容易得到纠正。一般来说，当项目团队顺利度过上述阶段之后，公益项目团队可能会两个在场景当中逐步正常化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发生积极的转变。首先，是团队开始正视自己公益人的身份，开始进行项目可持续性以及专业化方面的探索，反思自己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时候；其次，则是项目开始尝试与公益市场（资助方、捐赠人、合作伙伴）等进行对接，开始接受公益市场的规则的时候。除去“道德优越感“，另一个在公益从业者、公众及捐助者当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陷阱“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是指利用道德压力，在忽视他人处境和立场的情况下，迫使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或者接受某种价值。因为公益活动往往涉及多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背景，同时公益项目一般都有对外界的价值主张，而同时社会及公众对于公益项目也有理想化的道德想象，在这样的形势下，非常容易滋生“道德绑架”这种情况。整体上来看，在公益项目中发生的“道德绑架”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公益从业者对其它社会群体的道德绑架。公益从业者可能会站在道德高地对其他群体进行极端的指责或者提出极端的要求，甚至煽动群体对立。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其二，是公益从业者对自己项目相关方的道德绑架。公益从业者可能会利用公众对道德行为的期待，来推动他们的议程或强化自己的立场，有时可能会牺牲他人的利益。例如，通过过分强调受助者的困境来获取更多的捐款，而不顾及受助者的隐私或尊严。其三，是公众或捐助者对公益项目的道德绑架。这种情况表现为，外界对公益从业者有过高的道德期望，认为他们应该无私奉献，甚至牺牲个人的合理权益。这种压力可能使从业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度劳累，或者在道德和实际操作之间感到冲突。跟“道德优越感”不同的是，一旦陷入“道德绑架”的陷阱，其所导致的误解、猜疑、指责甚至对抗，是很难消除的。而在我看来，要缓解这种矛盾，需要满足个条件，第一是“对话和参与”，第二是同理心和包容心，而前者是得到后者的必要条件。当然，为了避免公益项目陷入道德陷阱，对于公益同行，我一般会建议他们开展下面这些工作来规避这一风险：首先，在进行公益活动时，尤其是在跨文化的社区环境中，理解并尊重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环境。这包括，进行文化适应性调研以及建立对话和参与机制，即在项目开始之前，通过调研了解目标社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需求，确保项目设计能够与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相匹配；在项目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让社区成员参与其中，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并且他们的观点被考虑，这有助于避免外部价值观的强加。其次，在推广某些社会变革或公益活动时，应当避免使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强迫他人接受可能与他们本土文化或个人信仰冲突的价值观。例如，在提倡变革时，尤其需要注意方法的选择，避免给目标群体带来文化上的冲击或心理上的压力；在维护基本人权和推广普遍价值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策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寻找与当地价值观兼容的解决方案。最后，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定的机制对外正确传递项目价值，保障关于项目的内外交流。例如定期发布项目进展报告，举办公众开放日和研讨会等，通过信息披露、教育和传播等，调整公众的期望值，让他们了解公益项目的全貌，公益工作的复杂性和从业者面临的困难；以及建立健全的反馈和投诉机制，搭建一个系统的沟通机制，如设立日常反馈渠道、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等，让公众和从业者能够保持交流意见和反馈，这将有助于及时解决误解和矛盾，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绑架。
第三个陷阱：公益项目的政治属性
首先说明一下，本节所提到的“政治属性”，是一个描述某个实体、行为、活动或议题与政治相关联特性的概念。
很多时候，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在公益圈子里，大家会尽量避免与“政治”这个词联系起来。因为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经常会让人联想到资本、暴力、强权、利益交换等等，而很多公益项目想要改变或者对抗的东西，又多多少少与这些词汇有所关联。而事实上，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我们绝大部分的公益项目，本身就带有极高的政治属性。而公益项目的公益诉求能否被实现，与项目团队所具有的政治敏锐度十分相关。
首先，从背景和愿景方面来看。公益项目一般代表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条件下，对社会结构或者社会政策的诉求。公益项目常常是为了支持或提升某些边缘化或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而设立的。这些项目可能旨在改变或挑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政策，比如社区发展（转型）、平等教育、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议题。在推动这些改变的过程中，公益项目不可避免地会介入一个由对应议题的利相关方群体组成的政治系统，涉及到该系统的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因此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其次，公益项目的行动方式常常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尤其是在涉及倡导和改革方面。公益项目可能采取各种行动方式来推动政策改革，如开展公众倡导、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等，这些活动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意见。另外，公益项目可能与政府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商业公司等主体建立合作，共同推动社会议题或政策变革。另外，公益项目在“筹资和争取支持“方面的政治性，公益项目的资金往往来自不同的渠道，包括私人捐赠、企业赞助和政府补助。这些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使得公益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去倡导、处理与资助者及支持者相关的政治影响和期望。此外，项目在争取资金和资源时，可能需要与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建立关系，这一过程本身也具有政治属性。最后，公益项目需要应对的政治风险也反映了其政治属性的重要一面。包括政策连续性的变化可能对公益项目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包括了某些项目因触及敏感议题，导致项目受到公开反对。综上所述，即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刻意强调公益组织的弱势地位，或者刻意追求纯粹的“第三方”的地位，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只不过是试图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千千万万个“政治主体”中的一员，我们跟别的主体没有区别。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对公益项目带有“道德滤镜”的人们感到沮丧。但我要说的是，认清这个事实，放下自己的特殊性，放下自己的弱者包袱和道德包袱，才能使我们更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接受并且正确应对我们在项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阻碍和质疑，理解利益相关方的想法并找到更有效的行动方案，同时更好地规避来自外界的风险和压力。
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的认知中，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我要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什么，我如此清楚以至于我明白在这件事情中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必要且有价值的，我如此清楚以至于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知道我得到了它，并因此知道我所作的事情成功了。
很多公益项目的项目经理在刚刚入行的时候所坚持所奉行的都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的从业生涯中，所接触了解过的所有项目，几乎没有能按照上述设想做到“知行合一”的，任何一个公益项目，公益项目从项目规划、项目执行到结项复盘的每个环节几乎都充满了对于项目价值、项目可行性和项目合理性的“思辨”以及“质疑”。这些思辨和质疑不只市场存在于项目团队内部，很多时候也会来自于受助者、捐赠人甚至社会舆论。而很多情况下，这些探讨都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有很多很多的“公益项目”，即使在付出一腔热情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也很难讲清楚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即使很多被看作“很有影响力”，“很成功”的项目，也会时常有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质疑”；也有很多“公益项目”，自认为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却饱受批评和质疑。
因此，很多在公益行业进行项目管理的同行在一定时间的工作之后都有这样的感知，“大多数公益项目其项目成效和价值是很难客观评估的”，或者说“是很模糊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公益行业项目管理的培训中，一再地去强调“SMART原则”，一再地去做评估和监测指标，但却又永远都学不会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会非常令人不安，因为无法客观评价就意味着项目团队无法客观判断自身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就像行路人在前行的路上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要么行差踏错依然自负前行，要么原地踏步无法再进一步，要么丧失信心而放弃前行。对于我身边很多的公益项目的项目经理，“讲清楚自己所作的事情”都是一个毕生追求，但永远“差那么一点点”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某些公益项目所追求的效益是有延时性的。例如某些涉及教育、赋能或者环境治理的项目，这些项目所追求的改变可能会在项目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看到具体的改变。比如一个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项目，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学生学习或者认知水品的明显提高；一个河流环境保护的项目，可能要在经过各种综合尝试之后很多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改善；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妇女开展赋能培训，可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其地位的明显提升。
其次，某些因为某些价值认同而发起的公益项目其本身所追求的效益本身就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共识之上的。例如某些社区发展类的项目，其社区成员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可能提出不同的发展诉求；例如追求性别平等及种族平等等的项目，因为其受众的认知分歧、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使得不同相关方对同一项目所要追求的结果产生不同的认知；例如某些环境保护类的项目，如气候变化等，因为其需要调研以及与大量的利益相关方寻求解决方案的共识，因此也很难在一开始就对该项目的结果展开预期。另外，某些公益项目所追求的效益本身就是很难进行客观评估的。例如一个促进某个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的项目，其效果可能体现在受助者心里状态的改善上，这种改善很难用具体客观的数据来进行描述；例如一个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项目，其效果可能体现在每一个大众的心理认知和生活习惯的改善上，而这种改善受限于取样以及调查方式，也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评价；例如“文化保护与传承项目”，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这些价值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效果更是难以直接观察。最后，某些项目其价值和效益本身就是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的，或者本身其价值就存在争议的。例如减缓气候变化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涉及复杂的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量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气候变化的过程缓慢且影响范围广泛，普通公众难以在短期内看到显著的效果，此外，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和政策措施也相对复杂，难以通过简单的传播手段让大众全面理解；例如例如，疫苗接种项目、慢性病防治项目、健康教育项目等。这些项目通过预防措施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播，而预防措施的效果常常难以直观感受到，因为它们的成功之处在于疾病的“没有发生”。许多人可能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实际效果，因为他们看不到直接的变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益项目其价值和效益的“模糊性”，用“一个问题”来描述它并不合适。它更像是一个特征，因为这个“特征”，要求我们作为公益从业者，必须从理性、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专业性”，而这个“专业性”，我认为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几点：正确认知、保持思辨。正视“公益项目”价值的多样性，去接受它，并围绕他发展我们的专业能力。同时，在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保持思辨能力，与内部和外部的相关人员保持交流和探讨，多角度地看待项目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对工作的有效性和价值进行反思。这将帮助我们实现更有价值的项目成果，以及获得更多的支持。科学分析、科学监测。从全面、理性、科学的角度对项目所要关注的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和探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针对整体的项目愿景、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制定合理的、易于理解的、且易于监测的“关键指标”，这些指标不一定需要与目标一致，但一定是一个最有性价比的，最能反应项目目标完成度的数字。同时，围绕这些“关键指标”，应当制定对应的项目监测和评估计划。一个优秀的公益项目，应当在“高效执行”和“科学监测评估”方面找到最好的平衡点，并合理分配资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好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并不会给项目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能够指导项目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正确的调整，从而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有限共识、动态推进。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共识”，团队内部要找“共识”，项目与受助者之间要找“共识”，与捐赠人要找“共识”……。一个公益项目能够顺利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共识”来推进的。而事实上，除了我们与不同的相关方达成共识以外，即使同一个项目因为我们所关注的“点”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共识，例如基于项目所追求的“理想化的愿景的共识”，“战略方面的共识”，“阶段目标的共识”，“价值的共识”，“（某个具体的）项目活动”的共识等等。实际上，一个项目的成功，并不需要与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达成完整的共识，我们只需要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场景”下基于“特定的需求”针对“特定的相关方”达成“特定的”共识。这样的操作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减轻工作内耗，提升行动效率，也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作为项目的发起者或者牵头人，必须对项目的执行进程有清晰的洞察和把控，并基于项目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场景进行动态推进。一方面，针对所涉及的议题，应当在充分各方态度的情况下，提出一个合理且易于理解的愿景，基于合理的假设，确定一个远期的战略路径；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的问题，在有限资源、有限时间以及特定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分阶段分场景制定最合理的项目计划，并与团队和相关方达成相应的共识。
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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