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为慈善争鸣”（>>>）是基金会论坛微信公众号长期开设的专栏，面向基金会和公益机构伙伴、学者、媒体人、政企人士等关心慈善事业发展的人士征稿、约稿或访谈，为行业伙伴提供理性发声的平台。2025年，“为慈善争鸣”专栏得到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支持。

今日发布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董强教授的访谈。中国基金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哪些表现和特点？存在哪些法律政策方面的障碍？如何平衡筹资压力与国际业务的可持续性？勐腊小云助贫中心运行十年助力河边村发展，有哪些收获和遗憾？对基金会参与乡村发展有何建议？董强认为，基金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推动农民集体经营的过程中，利益的分配矛盾考验着组织的协调智慧。

当然，基金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还和它的组织特质、海外目标、筹资类型等相关。特别要强调，“走出去”是一件很耗钱的事情，基金会能筹到什么样的钱，决定了它能做什么事。

CFF：中国基金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哪些表现和特点？

董强：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时机型，有时机就做一定的国际交流合作，并没有制定长期规划；第二类是倡导型，注重申请联合国咨商地位，以便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和考察等倡导性的活动；第三类是扎根型，比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等，在受援国基层长期开展实际工作。

判断一家基金会是否真正国际化，有几项观察指标：第一，执行机构秘书处是否设立国际化业务部门；第二，是否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第三，是否在受援国设立国别办公室；第四，是否与外事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按照现行管理规定，涉及跨境资金、物资和人员流动都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批。随着影响力扩大，基金会通常会和地方外办建立工作联系。

另外，基金会的国际项目宣传策略往往很有讲究。他们会采取有节制的宣传策略——风险低的项目就多宣传，可能引发争议的就少说。这种分寸感很重要，既要让国内捐赠人看到成效，又要避免因过度宣传引发不必要的麻烦。适度的宣传直接影响着后续的筹款效果。

做国际化业务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国际工作比国内项目复杂得多，单靠机构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往往不够，所以必须与涉外领域专家保持长期合作。目前这方面的人才还没有专门的培育，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引进人才，一是外部引进，例如从驻外使馆或是从阿里巴巴等跨国企业的员工引进；二是内部培养，例如乡基会的不少员工具备海外学习或工作背景。

CFF：慈善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拟规定，“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基金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中国基金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哪些法律政策方面的限制和难点？

董强：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看，国家对基金会和慈善力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审慎态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这些表述，背后可能有几方面考虑：一是担心慈善资源过度外流影响国内需求，需要平衡国内外的慈善投入，先解决国内需求，再解决国际需求。二是当前社会组织国际化程度的关键在于机构自身能力。虽然政策层面有支持——比如国家设立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但实际上国内只有两家基金会获得资助。总体而言，国家在支持基金会“走出去”方面仍持审慎态度，而且这种政策环境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至于在什么时期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我觉得还要看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说到底，基金会想把自身的国际化业务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关键还要看机构自身的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比如乡基会，不仅独立获得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了两个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的项目，这就是善于把握政策机遇的体现。

CFF：一些全球知名的大型基金会，其能够坚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自己独立的资金来源，国际业务不受资方意志左右，不受资金波动影响。中国基金会如何平衡筹资压力与国际业务可持续性？

董强：做国际化工作需要稳定的资金保障。国内基金会“走出去”普遍面临长期筹资压力，也难以完全摆脱资方的影响。目前，财力雄厚的国内基金会并不多，它们在国际化方面参与度也不高，不是基金会“走出去”的主力。例如，腾讯、字节跳动这样资金雄厚的基金会，并没有怎么开展国际化工作；虽然阿里巴巴基金会和马云基金会做过一些海外项目，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但最近几年似乎也没什么新动作。

目前来看，“走出去”的这些基金会主要通过撬动各方资源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比如从企业筹资、向政府申请，没有哪家机构能依靠单一稳定的资金来源。唯一例外的可能是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他们有原始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收益确保海外业务相对稳定运作。乡基会虽然设立了国际化专项资金，但主要还是依靠筹资来推进工作。

目前，中国基金会国际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内，比如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的资金就主要依赖国内渠道。跨国企业资助很少，尤其是西方跨国企业基本不会资助中国机构。唯一例外是全球环境研究所，他们能获得一些国际发展机构的资金支持，但也不是来自企业。总体来看，资金来源都不稳定、不充足。

CFF：中国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走出去”，如何倾听当地的声音，做好“客人”角色？您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标签”可能对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的干扰？

董强：中国社会组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多会有这根弦儿。尽管“走出去”的社会组织的人员并不是政府或官方的人，但在国外媒体和民众的眼里，依然可能对中国的形象产生影响。比如2023年的土耳其叙利亚地震、今年的缅甸地震，中国有很多救援队积极响应国际人道援助，但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个别事件被西方媒体炒作，可能引发国内主管部门的关注，导致“宁愿少做也不添乱”的谨慎态度。

我们在去年发布了《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发展基线调研项目报告》，有关海外受益群体、基层官员和国际合作伙伴这三类海外群体如何评价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工作。我们发现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中国社会组织不太喜欢在西方社会组织扎堆的地区或领域做事，往往另辟蹊径；第二，中国社会组织更喜欢在基层一线开展工作，稍微宏观的领域不优先涉足，我们更多是直接服务到最贫困的群体。这也是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国际工作的智慧体现——当社会组织的行为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时，其被动性就高于主动性。他们需要确保工作经得起舆论和政治风险，往往倾向选择较为务实的领域来避其锋芒，这样既能取得实际成效，又能规避无端是非。

另外，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国际项目时特别注重需求调研与监测，项目是否有效由当地人说了算。我们不做空中楼阁、凭空设计的事情。中国基金会要求其资助的合作伙伴定期提交财务报表就是特点之一。通过这个过程，中国基金会能更好了解它所开展项目的区域情况、受益群体支持情况，这也是和当地沟通的一种方式。我看到的情况是，相比西方NGO，中国基金会对项目的监测频次和深度要更为突出。

CFF：最近，勐腊小云助贫中心正式注销登记。这家机构在西双版纳运营十年，助力河边村发展，如今已经完成使命了吗？这十年有哪些主要收获？留下什么遗憾？

董强：李小云老师当年创办勐腊小云助贫中心，过程是挺难的。第一，李老师作为一个外地人，在当地注册机构容易引发他人的担心；第二，对于纯粹开展公益服务的机构，当地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部门都感觉非常陌生；第三，勐腊小云助贫中心名称中含有李老师个人的名字，注册没那么容易。后来凭借李老师本人的影响力以及通过多方面的工作沟通，才打消这些疑虑完成机构注册。

2015年初，国家还没有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更没有乡村振兴的概念，但我们需要资金来开展河边村的建设工作，中国农大没有这方面的专项经费，相关科研项目也难以解决，李老师便想到通过成立勐腊小云助贫中心来筹集公益资金。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河边村的资金近千万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通过勐腊小云助贫中心实现筹资的目标是实现了的。这些公益资金也成功撬动了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以及村民的自筹资金，勐腊小云助贫中心把这三方有效链接起来，按照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关政策要求进行了高效化的落地，真正让河边村村民受益，这是我认为更有意义的事。

另外，我们在河边村工作带有一定的理想性，融入了李老师多年的乡村发展研究经验以及自身的学术追求。同时结合国家的政策措施，形成了一个兼具理想型和政策型的乡村发展示范。最终，河边村的工作获得了云南省和国务院扶贫办等主要领导的高度认可，同时还在政府支持下实现了乡村建设经验的全省推广，这在最开始成立这家机构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从这个角度讲，勐腊小云助贫中心的价值远超2015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筹资主体的价值。

当然也有遗憾。新冠疫情的出现，对我们河边村的工作影响很大。原先云南游客量快速增长，由于疫情导致客单价和市场规模持续下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不过，好在河边村的复合型生计模式形成了，对于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在河边村的十年里，从李小云老师到整个团队，我们都全身心投入。虽然没有设定具体目标，但始终秉持着让村庄越来越好的朴素愿望。至于注销的决定，源于李老师的考量。作为发起人，他认为河边村已经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大量资金支持，若持续筹资，这在道义上已不合适；而且我们也面临着机构运转需要募集到稳定的管理费等问题。记得2015年刚进村时，我们帮助成立了青年创业小组和河边村发展工作队两个村民自组织。到2019年初，这两个小组完成了使命，同年我们推动成立了雨林瑶家文旅专业合作社，至今一直是河边村发展的主要运营载体。在注销前，我们把中心的车辆等资产都转到合作社，让它真正成为带动村庄持续发展的组织载体。

CFF：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基金会参与乡村发展，容易扎堆一些“示范村”“明星村”。您如何观察这一现象？这是否加剧乡村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大多数普通村庄被系统性忽视？

董强：关于资源投入的问题，我们确实要面对现实。不管是公益资源还是政府资源，不可能覆盖所有村庄。有两种常见模式：一种是高标准示范村建设，另一种是普惠性的乡村建设项目。重点打造示范村，确实可能存在争议，但示范村有两个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在于，示范村给了社会一个实实在在的参照物。咱们国家现在提倡“和美乡村”，如果仅仅提出概念，大家的理解都会不一样。示范村就像活样板，让大家亲眼看看——原来“和美乡村”长这样。乡村振兴要是没有这样的实体参照，我们永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搞不清哪些建设方向真正符合政策要求、合乎地方财力、满足村民需要。示范村把这个抽象的概念给具象化了。

第二个意义在于，示范村可以探索多元资源的整合路径。现在投入乡村的资源越来越多样化，政府资金、社会资本、公益资源，各有各的管理规则。示范村让我们有场域可以探索这些资源怎么组合、怎么叠加最有效。从管理角度来说，集中资源也便于监督考核或绩效评估。

从当年的小岗村、华西村到现在，这种通过示范项目试点探索经验的做法一直在延用。虽然可能造成资源过于集中的问题，但从实践角度看，示范村确实是地方务实的选择。

CFF：如今的乡村，村民有哪些真实的互助需求？如何推动村民互助结社，自主促进集体和个人福祉？您对基金会参与乡村发展有什么建议？

董强：现在乡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青壮年和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就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互助资源稀薄、村民关系趋利化的后果。我们在河边村和云南其他村子的观察都证明，现在的互助只能针对具体事务的临时组织，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互助机制。举个例子，在河边村，村民可以临时互助解决突发困难，比如家人患病、孩子上学，但村庄资源有限，无法长期持续帮扶单个家庭。

开展乡村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太着急了，总想立竿见影。而乡村需要的是长期的陪伴式的支持。大家兜里都只有十块钱，凑在一起顶多能互相分点猪肉吃，但要拿出1000块钱办大事根本不可能。仅靠村民之间这点互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基金会和社会服务组织得沉下心来打持久战才行。

基金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河边村孵化的合作社模式，既体现了互助的精神，又能让组织内成员直接受益。基金会通过资助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既能激活农村资源，又符合公益宗旨。当然，在推动农民集体经营的过程中，公益力量的进退面临很大的挑战。无论是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普通农户，还是管理团队，每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当社会组织介入时，如何平衡这些诉求就变得尤为关键，这个过程中既不能大包大揽，又不能完全放手，这个度很难把握。举个例子，在河边村的客房经营中，一方面，运营团队可能不满农户客房收入远高于他们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户又可能抱怨合作社抽成比例过高。这种利益分配矛盾考验着组织的协调智慧。

从这个角度讲，基金会参与乡村发展要秉持长期主义，那些三五年就撤的短期项目，远远没有发挥出公益资源应有的长久价值。

CFF访谈、审核：史成斌

整理：刘婉茹、武时州

来源：CFF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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