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潘是一个京二代，从小在北京生活，后来因为没有办法在北京完成高考，最终决定前往美国继续高中学业。在军事化管理的初中，潘潘的生活几乎被繁重的学业所填充，严明的纪律虽然使她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与积极的学习态度，但是也带来了不闻世事的后遗症，所以刚到美国的时候，对于时事新闻和关键议题都不是很理解。

进入大学后，她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而在这个路口遇到了游猪，游猪让她看到了更大，更真实的世界，也帮助厘清未来的一些可能。

从小在北京长大，却无法参加高考

潘潘的家乡在浙江台州，不过她从小就来到了北京。台州对她来说，只是一年一度的回归，爸妈交流时会说的家乡话，饭桌上放着各种馅料的卷饼。上初中后，她得知自己没有办法在北京完成高考，而回到家乡就读也不在家人的考虑之列，于是去美国继续学业成为了替代性的选择。

■ 潘潘每次回到家乡，外公外婆就会给她做最爱吃的卷饼。

她只需要同意这个选择，可是需要执行的却是妈妈。妈妈是个急性子且对儿女付出很多的人，从找语言培训机构，到找中介，再到选择学校名单，几乎都是妈妈一手包办。面试官问她问什么要申请他们学校，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中介则什么都没有嘱咐，只在选校名单上加了几所标准很低的学校，保证她有学校录取。

在2015年，留学低龄化越来越严重，美高申请人数已经接近三万人（SEVP数据），而留学机构却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生态。最后的结果当然不是很理想。妈妈又花了一笔钱，帮她找了另一个中介，申请到了在美国就读的高中。

她在国内的初中以军事化管理闻名。学生们住在学校里，每一天的时间都经过严密的安排：早上6:00起床，6:30站到操场上跑操，晚上10:30睡觉。学校里不允许带进任何零食和电子产品。这种环境致力于帮学生排除掉一切可能干扰到学习的因素。而每过期中考试，墙上就会贴出年级前100名的姓名；表彰大会上，伴着激昂的音乐，年级前列的同学们接受着大家的瞩目。

■ 潘潘的高中The Masters School

而美高的氛围截然不同，三点放学后就是课外活动的时间，让学生们参与运动、社团、竞赛、志愿者等活动。和中国课堂的井然有序不同，美国的老师完全把课堂留给学生，抛出一两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后，自己就不再主导课堂了。圆桌是没有主次位之分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坐在圆桌旁，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和朋友。

■ 潘潘上课坐的桌子：Harkness table

高中是她逐渐变得独立的重要阶段，小到自主选课与活动，大到对人际交流的自我感知与判断。

通过不断逼迫自己在课堂上发言，她逐渐学会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因为高中的交际圈比较小，所以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集。她意识到，离开家庭的屏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一门大学问。她学会了去观察别人，通过一些细节去辨析别人的性格，这种洞察力也使她在交友过程中变得更加谨慎而稳重。

交际方面最大的进步还是共情能力的提升。潘潘还记得以前朋友和她倾诉幼儿园同学离世的噩耗时，朋友很震惊的说：“我给她发消息，结果她妈妈告诉我她患白血病去世了，”然而她觉得自己完全无法代入朋友的心境，所以只是简单地回复了一句“哦”。

比起《北京折叠》中人们在三大空间中互不干扰，在潘潘的感知下，自己与别人是分布在更加密集的隔间内，彼此的悲欢很难相通。而现在，她更能尝试代入别人的角色去体悟对方的情绪，比起过去别人口中“高冷”的她，现在的她，热情，赤忱，拥有了更加饱满的情绪与对于世间冷暖的感知力。

在美高中的戏剧课，潘潘认识到镁光灯下另一个自己

机缘巧合之下，潘潘在高中报名了戏剧课。戏剧让一群本不相识的人相聚在同一片舞台，在镁光灯下用各自的方式叙说他者的人生，恍惚间就像是一起误入了另一个时代，体验另一个群体的“贪嗔痴，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在舞台上与同伴一起表演的经历给潘潘留下了很多感动的记忆，而演绎角色的过程也使得潘潘从内敛变得乐于表达。潘潘回忆说，“一开始上戏剧课的时候，感觉难以融入其中，自己的英语还说不流畅，更不要说参与戏剧游戏和即兴创作环节。”

戏剧课的老师不会以评委的身份自居，对于潘潘的表演，他总是以鼓励代替评价。潘潘在一次秋季戏剧The Crucible饰演了一位老太太，老师先后在戏剧课和剧组同学面前毫不吝啬地夸奖她“演得特别好，腰一直弯着，说话也很慢，时不时还咳嗽，体态非常像。”有时候老师还会特意匀出一段时间让大家互相感谢，同学们也会积极表达自己对别人的肯定与赞扬。

■ 潘潘参加的第一个学校演出：Our Town

这种鼓励式文化是在中国少见的，有的美国孩子从小就不缺乏别人的赞美，所以他们会表现出由内而外的自信，潘潘身处其中也会被这种鼓励式的氛围所感染，会把重点放在自己演出的进步上，而不是自怨自艾，迟滞不前。

潘潘最满意的一次演出是扮演《Good Will Hunting》中的Skylar，主人公Will的女友。

“一开始Skylar的台词仿佛是在固执地质问男友，比如‘Come with me to California. Take back? What is that? Why not? Then what are you afraid of ?’几个连续的问题听上去咄咄逼人，但事实上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孩。”潘潘说，“她清楚男友身上的问题，并且想要帮助男友直面自己的问题。因为Will从小就是孤儿，缺乏安全感的她希望在感情发生破裂前就及时地撤出，所以Skylar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男友认清恐惧的来源，并且一起和男友克服面对感情的回避型人格。”

■ 第一次做导演: 剧组的演员们

这次演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好评，同学们激动地跑上台来拥抱潘潘，甚至有人为表演泪目。因为对角色的细腻解读，潘潘把自己几乎代入了Skylar的心境，揣度她面对男友的疏离时所浮起的各种心绪，爱恋、悲伤、执着、清醒......都在舞台上直接触击观众的心弦。

潘潘说，“戏剧是与外界的碰撞，不仅是人与人的联结，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以及我个人对角色的理解。”

社会创新事业初探索

■ 潘潘参观新学校：哥大巴纳德学院

今年是潘潘进入美国教育体制的第六年，现在她是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大二学生，比起五年前有了更多的独立意识，却也负荷了更多对于未来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的焦虑与迷茫。

进入大学前，潘潘并没有任何求职规划的概念，然而她的同伴早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就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常春藤联盟的大学经常弥漫着金融至上的氛围，学长学姐会鼓励新生将目光锁定在经济领域，校内社团也会提供诸多商业实践的平台，更有不少社会企业来到校园进行宣讲，很多人一进入大学便被求职的焦虑裹挟着前行。

而潘潘最大的焦虑感来自于自己还不知道以后该做什么。

大一的暑假她想接触一下创新型媒体行业，也借此契机来到了游猪，一个关注全球化视角下脆弱国家（重点是非洲）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初创企业。游猪兼有公益机构的理想主义和商业机构的探索思维，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意识和公共领导力。

在这段时间，她认为她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对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了更强烈的好奇心。在和游猪的其他伙伴互采时，大家都梳理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某一段经历是怎样引导下一段经历，直到成就今天的自己的。她也采访了来自非洲的汉语教师和在法，中，美三国都生活过的非裔小姐姐，了解她们来到陌生环境的所见所想，以及对不同社会问题的思考。

潘潘学到的另一个重要的技巧是在文本中塑造公共影响力，也就是回答so what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出了某种时代特色，或是某种群体的特点吗？例如说，潘潘决定出国的背景是留学的低龄化和普遍化，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吗？她的困境是其他留学生也会面临的困境吗？

以前一说到公益，她想到的就是支教和各种志愿服务，在参与到游猪的战略讨论后她才发现，如果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可能对于市场——人们购买的行为，关注的兴趣——了解是很重要的。通过分析目标市场的组成，制定战略和任务，她意识到了一个idea背后的操作逻辑和问题导向的思维。

■ 游猪团队深圳梧桐山进行战略讨论。

潘潘与游猪的创始人们以及更多的社会创变行动者人有了大量的接触，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田阳讲到他以前做候鸟保护的经历：在一次深夜暗访野生动物窝点的行动中，他们发现深山里的一所废弃的学校有可能是藏匿动物的窝点，为了确定证据，蹲守到凌晨一点后他们冒险潜入窝点拍到了证据，这个废弃学校每一个屋子里面都堆积着密密麻麻的鸟笼，打开门的一瞬间候鸟四处乱串，取证完出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屋子的灯亮了，吓得他们开车就跑，怕窝点转移，赶夜报了警，拯救了3万6千只候鸟。

他感觉一阵后怕，毕竟在那里遇到危险也没有人知道。追捕鸟贩子有时候还不一定会有收获，在车里蹲守一整天，可能对方都不露面，所以现在田阳的身体是不能久坐或者久走的。

她很敬佩以推动社会正义而努力的人。他们见过这个社会种种的不平等，并决定投身于改变这些事实。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会被重重阻碍阻挡而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不是因为活得优越才善良，是看过这个世界的黑暗，却仍释放出自己的善意。

虽然关于职业选择的问题仍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她探索的脚步不会停止。不论是关于产生影响力的方式还是特定议题，她希望通过实践以加深自己对这些事物的思考。

希望探索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

作为一个接受过不同教育模式，一个第一代大学生，却享受到比较好教育资源的人，她对不同的教育模式有了更深的感悟。她初中的唯成绩论可能也代表着很大一部分的中国学校，但是这样的制度更加局限了像她这样比较乖的孩子的发展，他们被隔绝在真正的世界之外，被磨灭了性格和爱好。

在许多学历较高的家长之间比较流行“素质教育”，也就是模仿国外的教育模式，并最终把孩子送出国读书。素质教育的特色是小班教学，较多的选修课和一系列像运动，竞赛，志愿服务，艺术表演等的课外活动。

就是在美高的这种环境里，潘潘找回了除了分数定义以外的自己。但这种教育可能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国际学校的学费本身就很贵，更多的考核标准也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拿美国举例，申请美国大学需要GPA, 几门AP考试，SAT和SAT2考试，文书写作，课外活动列表，和教师推荐信，有时还需要作品集。学校的本意是更全面的评估一个学生，但是很多条件不是很好的学校不会提供AP课，学生们也没有那么充足的课外活动。

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被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劝退，而没有去申请许多need based的奖学金。

有没有一种结合了中西方优缺点的教育模式呢？如果我们保留现在的中高考政策，如何让学校们增加更多的课外实践和活动，或者在课堂中加入讨论和实践的部分呢？这是她希望探索的问题。

虽然问题还有很多，但思考和实践不会停止。她也感到很幸运能在这次旅途的起点遇到游猪，在她个人和游猪的成长中互相陪伴。

每年3万多去往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年轻学生们，他们是否也跟潘潘一样，虽然看上去掌控了自己的人生，但实际上仍然在迷茫和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然而，家长们也许认为孩子们在海外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长，但教育环境，国际舆论的变化挑战着他们。

潘潘希望关注的是，无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教育资源，每个年轻人都需要面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困境。但我们的社会系统并没有给予充足的重视。尽管资源不同，但互联网或许可以改变这种结构上的无力感。■ 游猪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