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的背景下，时逢COP29落幕之际，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中国发展简报遂将【简报论坛2024】的主题确定为“直面挑战 抓住机遇” 公益组织如何参与气候行动。论坛汇聚了国内外公益组织、学术团体、企业代表等130多名公益伙伴，共同探讨公益组织在气候行动中的新角色与合作前景。议程包括嘉宾致辞、主题分享、圆桌论坛等多个环节，旨在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交流互动，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在气候领域中的深度参与，促进国际NGO与国内组织共同应对气候挑战。
在圆桌论坛环节，各位嘉宾围绕 “ 国际NGO与本土NGO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新挑战（适应、减缓、社区参与）” 的主题展开讨论。在北京环丁环保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锦的主持下，来自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爱德公益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主管束俊松、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利民、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吴昊亮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余惠玲等机构代表，分享讨论了国际NGO与国内NGO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新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所在机构在气候领域的工作成果和项目，包括在气候行动中的角色与行动策略。
以下为论坛发言内容整理，经嘉宾确认后对外发布。
文字整理：时瑞泽
圆桌论坛现场嘉宾（左起：钟丽锦、余冲、王利民、吴昊亮 、余惠玲、束俊松）
多元议题共同聚焦气候变化新挑战
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野生救援（WildAid）是非营利国际环境保护机构，通过“借传播来保护（Conserv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模式，充分发挥明星公益大使的榜样力量，以低成本制作出高水准的公益内容，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触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从而促成理性思考和行动参与，最终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野生救援2005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并于2017年成立北京代表处。
大家可能会在很多不同的渠道和场合看到过我们的一些公益的宣传的内容。这几年，有不少伙伴问我，为什么野生救援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议题并开展实践。总体来看，野生救援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加强海洋保护区执法和能力建设，减少海洋塑料污染，以及通过激励气候行动、促进消费端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野生救援也发现了动物栖息地、人与野生动物相处过程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野生救援也希望通过传播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做出更可持续的选择。具体来看，第一，我们希望在国内建立一个良性的、可视化的能源转型公共叙事，让公众理解气候变化的状态，普及“双碳”目标以及气候变化与每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第二，我们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和企业作为需求侧，支持可持续的选择，参与可量化的气候行动。第三，我们认为气候韧性、气候适应的议题很重要，也在基层社区开展提升气候脆弱和重点人群的适应能力，进而提升社会的气候韧性。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利民：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是由阿拉善SEE长江项目中心一批企业家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开展拯救长江江豚、青头潜鸭等旗舰物种和促进绿色发展为核心的长江大保护工作，构建企业家、高校、科研院所、NGO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
在气候变化领域，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主要通过“零碳长江”项目实施落地。项目聚焦重点产业的绿色转型、绿电使用、基于自然的碳汇等三"千企双碳创新转型”和“万校走大领域，以“百城零碳联合行动”、进零碳校园”三大行动为核心抓手，在社区、企业及校园等不同场景开展减碳、使用新能源及增加碳汇等示范，同时，构建“应用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宣传推广及平台打造”的支撑系统，对相关方开展脱碳能力建设，促进内外部的经验交流与分享，推进示范及标准化的良治，为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基金会也十分关注气候韧性社区议题，把社区作为气候行动的重要抓手。基金会与20余家本土社区营造伙伴、2支高校绿色建造队伍、50余家自然环保类NGO合作，打造5个零碳社区示范点，探索"五社联动+零碳社区"建设路径。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吴昊亮：合一绿是一家基金会，在行业里我们常常是以“合一绿学园”的身份与大家见面。合一绿发起于2014年6月25日，秉持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是致力于环保公益行业发展支持的专业非营利机构。合一绿通过成长课程、导师辅导、信息平台、实践资助来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草根组织及行动者，并开展相关行业案例和理论研究。核心团队有着二十多年的支持环保行动者的经验，合作伙伴遍及中国各省区。
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合一绿更多是从组织赋能和能力建设角度切入的。过去开展污染防治的社会组织很多，它们想转型开展气候变化议题，我们就会支持这些组织开展“平移探索”，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探索将它们污染防治的专业能力平移到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上。比如有些大型工厂引入大规模的光伏发电，降碳效果非常显著。另一方面来看，合一绿的很多伙伴也是在社区中做事的。这些社区伙伴最初想从减缓角度开展，但成效甚微。后来，伙伴们开始尝试“气候适应”模式的工作方式，比如在广东乡村做的实践就证明了适应大有可为。此外，合一绿会支持年轻人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创新，提供小额资助，比如有些年轻就做起了气候播客，很有创意。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余惠玲：我第一次系统学习了解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是8年前参加了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的培训。8年过去了，“气候变化”议题最初是有些遥远的，直到双碳目标明确提出、公益伙伴在各个领域的实践以后，已经感觉越来越近了。
十年来，富群始终致力于推动“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机构。我们主要在这四个方面去做了一些探索：第一个板块是带动社区去参与自然保护。我们在青藏高原区域开展工作。伴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我们尝试带动当地社区做草原生态收复项目，也通过冬夏两用大棚漩涡种草等新型农牧技术推广、冬虫夏草可持续利用等方式做出探索。
第二个板块是通过社区发展的方式带动社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转型，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以减碳的方式不断发展。第三大板块是将我们这块工作也走进学校里面给孩子们做环境教育，推动绿色学校的建设。这个过程有很多惊喜，比如学校的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节水节电等行动的减碳成效显著。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在北京城市社区以及周边社区所开展的小流域的生态修复，建设海绵社区。近年来，华北大暴雨对城市造成极大影响，城市社区，尤其是在郊区、山区的社区如何应对自然灾害，适应气候变化是值得实践的。（图：束俊松）
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主管束俊松：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丁光训等发起，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的民间团体，是江苏省首批5A级社会组织。爱德基金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成立、并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和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本土民间组织，迄今为止累计募集善款近50亿元。
爱德基金会的工作领域很广泛，在促进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方面都开展了工作。我所在的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部门更多是关注农村社区，因其基础设施薄弱，所以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更明显的。过去，水灾常常发生在东南沿海等地区，这些水灾易发地区的总体应对能力也相对比较完善，然而这几年极端天气变多了，不仅过往的水灾频发地区正在遭受更严峻的挑战，内陆和北方地区开始遭遇到更多水灾，但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能力都比较薄弱，由此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大。这些重大灾害也让更多人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遥远，引起了更多重视。从具体工作来看，爱德基金会的气候行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方面我们有一些自主探索项目，以参与式的方法与社区共同分析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开展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比如国家公园周边的社区，让他们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公开招募支持本土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气候行动，开发一些公共学习资源、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为伙伴赋能，我们和SEE基金会和中国民促会合作发起的气候同行者计划，就是一个例子；其三，爱德作为一家公募基金会还会以公募支持的形式，支持相关领域机构筹措资源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探索。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主管束俊松：爱德于2014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也是国际救灾联盟创始成员单位。近些年来积极探索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分享国内经验，也拓宽自身视野。近些年我们在与国际同行交流发现，气候变化的挑战并不是中国独自面对的，而是全世界的共同挑战。2009年开始，爱德基金会在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多次自然灾难应急人道援助行动。这其中很多水灾和旱灾的发生也是气候变化的结果。我们也开始尝试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设立项目，解决一些国家地区面临的贫困和社区发展问题。例如，爱德基金会在肯尼亚，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等等多个亚非国家开展的“国际活水行动”项目，通过各界筹措资金，开展项目，缓解项目社区清洁用水和卫生问题。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余惠玲：其实爱德基金会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曾经支持过我们的社区项目。谈及国际合作，富群与跨国公司之间有一定的合作经验，就是与福田康明斯的十年长情“善水项目”，这一项目还获得了康明斯全球环保挑战赛一等奖及康明斯亚洲区影响大奖。
这个项目最初目标是通过小流域的生态修复解决生活水污染问题，在此过程中，解决了社区垃圾问题，恢复社区植被，为社区种植了很多植物，通过激活社区自生力量实现了减碳，积累的经验也逐步推广到了其他项目中。自2016年以来， 善水项目带动了数千名志愿者，投入近 80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前往上庄村清理河道垃圾，争取政府资源，推动村子埋放污水管道，并邀请专家提供生态的技术修复方案，帮助村子建立河道维护机制。在志愿者的带动作用下，上庄村民也发生了从习惯于环境中的垃圾、旁观志愿者帮助清理垃圾，到由于不好意思而开始加入垃圾清理并自觉保存清洁环境的心态转变，成为环境的自觉保持者、守护者。后来，我们也多次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国外，包括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获得了国际的采访，还有与不少国家代表进行了交流。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吴昊亮：“气候变化”这个概念很大，中小草根组织都觉得是个挑战。其实一线草根组织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行动，但并没有在全国和国际层面引发共鸣，也很难有效讲出本土的气候故事。今年，合一绿在尝试书写这些优秀基层经验，梳理成案例跟更多的客户去讲。其实，东南亚的草根组织善于动用传播的力量，这点值得学习。另外，做气候变化项目要“大题小做”，不能等待国际资源的橄榄枝，而是在本土基层实践中生发创新。国际交流机会逐渐变多，只要事情做好，故事就能讲好。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利民：我连续8年参加COP大会，感觉中国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参与国际公益交流，一方面是希望把自身好的做法传播出去，另一方面也希望国际组织能用知识体系和赋能理念倒逼基金会管理水平的提高。2017年，基金会实施了柬埔寨湄公河伊河豚(Irrawady dolphins)考察和保护合作交流。我们输出了本土优秀做法，同样请渔民们去巡护，帮助管理部门开展大量基础工作。后来，这些做法也被当地组织借鉴到其他项目中。同样，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5年前想开展“零碳长江”项目，但这个项目的目标和体量都超出了当时的能力范畴。我们“高举高打”，跟国际组织合作，不断优化项目顶层设计、管理逻辑和执行流程，包括报告体系等等。这期间，国际组织不断提出要求，我们日臻完善，感受到了明显的进步。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野生救援不是专业做资助的机构，我们也会去申请国内基金会在东南亚的项目。我觉得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双向互动的，彼此在职能上有分工，经验上有差异，总结来看是这两个关键词——“协作”和“赋能”。
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国内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过程中，应该称不上具有挑战，更多是话语体系上的磨合，也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比如野生救援在做一个能源转型项目的时候，我们会用一年半的时间做战略调整，可能有些国内合作方和媒体就会很困惑，因为我们的线下触达率已然很高了。但我们需要让更多公众深度参与，改变行为，就需要不断调整策略，所以，我们在与伙伴合作之初时，需要花更多时间沟通，以期形成共识才能展开一系列合作。而实际上，追求效率和优质策略同样重要，没有好坏之分，在磨合中形成共识非常关键，而非绝对的以资金为导向。
与此同时，挑战的另一方面也是机遇。中国本土实践越来越丰富，野生救援也希望将与自身策略紧密的伙伴推向国际，引入更多资源，让中国故事被世界看到。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利民：在推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的议题中，国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参与了生态系统回弹力提升的气候变化项目，要增加江湖等生态系统的连通性，通过养猪养鱼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会在城市开展建筑节能环保等实践。那时候，我是带着全球理念和做法，向中国本土学习，比如养猪项目就是利用了本土的科技成果降低养猪场的碳排放问题。我始终觉得，国际组织和国内组织应该联动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首先就是要“角色分明”，双方不能做大量重复的事情，国际组织赋能陪伴，国内组织自力更生，提升政策倡导和研究的能力。其次，环保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生存挑战，希望国际组织能从行业的角度牵头汇聚力量，展开有效合作。最后就是资金问题，中国慈善事业在蓬勃发展，但是落到社会组织的生态环保、降碳工作方面的资金就明显不够了，也需要更多元的资金渠道助力行业发展。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吴昊亮：2000年，我在大学学习气象专业知识，包括气候变化、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等等。当时西交大还有一个楼的牌子是“全球变化实验室”，实际上，气候问题的认知基础就是“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任何人能独善其身。因此我认为国际组织和国内组织的合作，需要相向而行。
国际组织往往在首都、大城市，擅长政策倡导，具有不同的话语优势；国内组织深扎在乡村山野，具有一线实践的丰富经验。国际组织分出一部分精力开展下沉工作，去基层调查研究；国内组织向上开展沟通，能够接得住国际资源的期待。这个过程其实需要更多“中间型组织”，搭建知识交流、需求对接的平台和机会，让资源融合、彼此可见。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余惠玲：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就强调，我们要行动起来。当我们意识到，UN已经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多个领域了，包括生物多样性、妇女发展、儿童发展等等。国际上的“气候变化”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的确慢了一步。根据最新的报告，2023年全球气候（减缓）资助总额达到93亿至158亿美元，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20%。然而，气候减缓资助占全球慈善捐赠总额的比例依然低于2%。其中来自基金会的气候减缓资助增长迅速，2023年来自基金会的气候资助已达48亿美元，是2019年的3倍，这表明有大量的慈善基金会正在加入气候捐赠的阵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资金支持中国社会组织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发展。富群的“善水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项目的经验很快被政府发现并进行了可复制的操作。这样的案例说明社会组织的气候行动探索和创新是有很大效果的，我们要学会推广传播出去。国际上的本土组织声量还不够，需要搭建更多通往国际交流的平台，包括论坛、培训和案例分享会。
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主管束俊松：首先，国内社会组织尤其是公募基金会，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需要在合规角度更加谨慎，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议题宏大，在筹资上也有很大挑战。爱德基金会选择从农村社区的气候灾害应对延展到韧性社区建设，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社会关注度的考量，这些项目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争取到资源。过去我们的工作更突出从人道主义行动上思考，现在更愿意从社区气候变化应对的角度，把应对策略考虑得更加系统。不仅仅是应急行动，还要更多考虑如何增强韧性，提升社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能力。这种项目思维的转变对执行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公益行业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气候变化”这样的大问题让公众具有明确感知。从社区切入气候变化，也是为了让公众能切身理解。找到小切口，让公众关注、参与、行动，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共同的课题。
202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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