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CAPS 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夏露萍博士接受了 Alliance 杂志记者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的采访，双方就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组织的工作进行交流。以下为部分访谈译文

米尔纳：您能先介绍一下 CAPS 吗？

夏露萍：CAPS 已创立十年，我们是一家立足亚洲、以行动为导向的独立研究和咨询机构，致力于亚洲地区公益慈善事业质与量的双重提升。我们总部位于香港，合作伙伴横跨亚洲 18 个经济体。

米尔纳：CAPS 的工作范畴除了研究、咨询之外，是否还涉及政府游说？

夏露萍：实证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我们的使命是通过研究和提供有助于系统变革的最佳实践、模型、政策和战略的建议，以促进亚洲社会投资领域的发展。

我们不以政府游说来形容我们的工作。我们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外脑」，通过研究报告帮助决策者识别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依据。例如，我们的旗舰报告——《好公益指数》，旨在识别出促使或阻碍更多民间资源投入公共领域的影响因素。在这项研究中，四组主要指标中的三组与政府政策有关——法规、财税以及采购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和亚洲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当地社会部门的发展和需求进行交流。

在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工作方向通常是与政府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够使慈善资本流动起来，99% 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将流向政府所关心的领域。尽管有些意见认为减免税收或提供激励政策会减少财政收入，但实际上，用于支持卫生或教育等公益项目的资金可能比政府放弃的税收更多。我们的工作是通过研究找出哪些政策可以促进该目标的实现，同时帮助政府理解这一点。

米尔纳：谁是 CAPS 的主要支持者？

夏露萍：我们可以用同心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圆圈是慈善家，他们大多是商界领袖。第二个圆圈是政策制定者，第三个圆圈是媒体，第四个圆圈是非营利组织和公众。在这样的支持体系下，我们致力于促进系统性变革、建立更强大的问责机制和透明度。许多非营利组织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筹集慈善资金，但这并非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将有助于亚洲整体的社会组织获得更多信任，并促进其筹款活动。

米尔纳：在创办 CAPS 时，你是否觉得有特定的需求或空缺要去解决或填补？

夏露萍：我们主张用亚洲的角度来看待亚洲的问题。大约 15 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亚洲企业和亚洲政府会变得更像英美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这种看法已经改变。但在我们所处的公益慈善领域中，这种观念仍然存在。也许美国在过去 60 年或更久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思想领袖，但我相信，亚洲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与美国主流有着截然不同的模式和战略。

米尔纳：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亚洲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文化不同，问题也不同。这对你来说有多大的挑战？

夏露萍：我认为一些特征适用于整个亚洲地区。首先，许多美国慈善家在演讲中会提到他们要解决某个问题。但在亚洲，不论是韩国、印尼还是印度，人们会说：「我要帮助这个社区，我要帮助这群人。」更多关注的是以社区或群体为出发点，而不仅仅是问题本身。这是一个深刻的区别。一个社区，可能需要诊所、学校或艺术博物馆，如果目标是要帮助社区，便可以在这些选择中保持一个开放态度。

其次，亚洲有 85% 的公司都是家族企业，而慈善资本来自于希望继续发展家族业务的商人。他们关心政府的想法，也倾向于与政府合作。此外，亚洲文化中「关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许多西方人可能熟悉关系这个词，但可能不理解在亚洲，人际关系是社会的黏合剂，且渗透到方方面面。对每个亚洲经济体来说，这种关系至关重要。在西方，基于信任的公益慈善事业（trust-based philanthropy）是个热门话题，而在亚洲，由于公益慈善一直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所以这并不新鲜。

近年来，亚洲因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裕而受到关注，但除了少数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新兴市场。以印度和中国为例，他们拥有先进的科研技术，但也存在许多需要被帮助的群体——这在其他亚洲国家同样普遍。也就是说，在这些仍有较高需求的市场，慈善资本将流向慈善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以满足当地需求。

米尔纳：既然新兴经济体多种多样，并且对当地慈善事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那么这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什么具体的挑战呢？

夏露萍：我们刚刚完成一项关于亚洲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我曾与美国一家基金会的环境捐赠项目负责人交谈，他们表示不再谈论气候变化，而关注去碳化。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访谈了 165 名亚洲企业代表，他们中间没有人将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与经济发展、农村发展、生计等分开来看；他们不可能把去碳化与所有这些其他事情割裂开来。对 CAPS 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挖掘出在亚洲这些不一样的应对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正在制定一个名为 CAPS 2.0 的计划，这也是我们对未来发展的展望。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发现有效的慈善公益模式、策略和创新实践，记录并传播它们。未来，我们需要构建更大的平台，将代表亚洲创新和战略的元素推向国际舞台。

经过十年，我们学会了说「还有另一种解法」。举个例子，两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社会投资的会议，许多来自欧洲的人们在谈论可持续发展准则，他们一直说「我们都在同一条道路上。」我说：「不，我们虽然有着相同的目标——实现零碳，但绝不在同一条路上。」因为没有任何新兴市场能够负担得起像欧洲和美国所采取的方式，这对亚洲来说并不可行。

我们需要多样、创新的应对方式，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CAPS 的角色是去识别并传播这些有效的创新实践，发挥更大影响力。

米尔纳：您认为 10 年来有哪些事情让你很自豪？

夏露萍：我的回答有两部分。首先，CAPS 的成立就像星巴克模式一样，人们在品尝到精品咖啡后才认识到自己需要它。在亚洲，独立的研究机构很少，大部分机构隶属于政府。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慈善家和商界领袖的热情支持，这表明他们希望以更本地化、更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并获得更多发言权和平台。CAPS 的成立是我最为自豪的事情之一。

其次，我们的旗舰政策报告《好公益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使用和引用。许多人现在实际上在复制它，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该研究也产生了良好的连锁效应，增强了我们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帮助合作伙伴组织认识到良好工作成果，并促使他们在分析和思想领导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们的应用工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工作如何改变了亚洲慈善组织的发展，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米尔纳：鉴于你要处理亚洲不同地区的这些截然不同的支持者，CAPS 作为一个跨地区的组织面临哪些挑战？

夏露萍：跨区域工作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每个经济体的监管要求，并在合规范围内开展工作。每个地区政策法规都不一样，自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人才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我们的工作范围广泛而深入，需要对时事保持高度敏感。例如，泰国最近举行选举，这对第三部门有何影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并能够用英语分析和撰写。寻找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一直是挑战。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自认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相信来自亚洲的研究报告应与全球任何报告一样出色，而我们的团队也在努力证明这一点。

米尔纳：听起来，似乎您创立的是一个枢纽机构，将社会变革的所有要素汇集在一起，包括政府、社会部门、慈善家个人和企业，然后进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您是否是这个网络的节点，以示范性的方式将它们全部聚集在一起，展示了外部环境和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夏露萍：我们竭尽所能地跨越传统边界，而且世界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公司必须关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他们必须关心社区、必须关心利益相关者。如今没有人再只谈股东价值，而是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是社会服务组织（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而不是非营利组织。它意指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参与产品或服务提供的组织，覆盖非营利组织、有收入渠道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和运作型基金会。我们也观察到，社会服务组织的概念也正在不断发展。

政府也在发生变化，与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建立更多合作伙伴关系。所有这些都展示了这种变化。我们曾就公益事业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进行了大规模研究，探讨了许多不同案例，并分析了趋势。所以，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各方适应和引领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