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2023年度哈桑娜论坛（The Hasanah Forum ）以促进基于正义的慈善事业：将叙事转变为行动为题，在吉隆坡举办。

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夏露萍博士获邀出席，与马来西亚财政部秘书长 Datuk Johan Mahmood Merican、淡马锡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Ng Boon Heong 、布利吉斯潘集团（The Bridgespan Group）合伙人兼亚洲和非洲地区联席主管 Pritha Venkatachalam 及 Fortify Rights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Matthew Smith 就人与机构：合作以促进系统性变革（People & Institutions: Collaborating for Systemic Change）进行专题对话。

以下是夏博士和主持人 Pritha Venkatachalam 关于亚洲公益慈善事业合作模式的对话摘要。

Pritha（主持人）：夏博士，鉴于你在公益慈善事业研究的丰富经验，公益慈善在塑造更具合作性的世界、推动系统变革方面存在哪些机遇？

夏露萍：CAPS 专注于亚洲的公益慈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致力推动私人资本以促进社会福祉的发展。协同工作的理念已深深地融入了亚洲地区人们的基因，人们天然地倾向于与他们有关联的人一起工作、交流、生活。

我们认为，在亚洲地区要建立成功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倡导者。这个倡导者可以是政府、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以菲律宾灾害韧性基金会为例，当地政府要求所有菲律宾企业提供支持，共同应对该国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另一个例子是马来西亚哈桑娜基金会在当地牵头推动的信托学校计划。

实际上，我们的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也是一种合作案例。目前有 40 多位捐赠人，正默默支持我们在亚洲开展公益慈善的实证研究工作。

Pritha：虽然我们认识到合作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成功的合作实际上很少。有个有趣的观察是，合作往往不是专注于生态系统变革，而是管理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合作慈善倡议中，每个伙伴都可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使得在共同利益、战略和治理上达成一致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尽管我们承认其重要性，但合作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普遍存在，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变得很显著，无论是自愿合作还是结构化合作伙伴关系都面临着挑战。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夏露萍：在亚洲各地，包括马来西亚，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正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非没有挑战。尽管很多合作伙伴关系有良好的意图，却因为利益相关方在一开始忽视了各自的优势、决策过程和治理原则而走向失败。

我们认为，在早期建立有效治理体系的组织，更可能在多方协同合作中取得成功。合作伙伴关系可定义为一群参与者一起追求共同利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为人们提供可持续参与其中的合作机制。他们最初的动力可能来自政府号召、个人关系或对特定机遇的认知。然而，要维持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适当的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多样化的，不是一刀切的。在这里，共同筹集资金（pooled funds）并不是常见的做法，人们往往采用平行融资（parallel funding）的方式，共同支持某个特定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村庄社会转型项目。该项目由当地数十家电信、农业和水资源公司共同努力，成功改造了印度的 1 万个村庄。

不过，这类合作若出现治理结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项目的可持续性。比如新的政府领导班子上任后，可能将该合作项目视为前任政府的举措，而作出消极回应。这其实进一步说明了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治理原则，以规避因治理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Pritha：与西方或其他国家的慈善事业相比，亚洲的慈善事业有什么独特之处？

夏露萍：在美国，你会经常听到大型基金会宣称他们有意解决气候变化或重大疾病等全球问题。然而，在亚洲，人们采取更务实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务实慈善。这里大多数的慈善家并不将自己视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相反，他们重视合作与伙伴关系，特别是与政府的合作，这是亚洲公益慈善事业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显著区别。

在亚洲，无论一个国家的现有治理体系如何，采取务实的公益慈善观并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关键。当政府参与其中时，它便有能力采用创新解决方案，并将其推广到更大地域范围，是单靠民间公益慈善资本无法轻易实现的。

此外，亚洲家族们在其私人财富、投资及企业的研发和业务发展等方面保留了控制权。在公益慈善方面，他们主张共享价值、寻求双赢结果，在保障他们对社会长期承诺的同时，可以持续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Pritha：夏博士，考虑到目前亚洲公益慈善事业所占财富比例极低，大约只有 0.1% 到 0.2%，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更多的慈善捐赠？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其次，大学、学术界和智囊团在推动系统变革的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夏露萍：在美国，公益慈善资本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 左右。如果我们将同样的基准应用于「好公益指数」中包括的 18 个经济体，那将意味着每年达到 7,000 亿美元。该数字超过亚洲获得的外援金额的 10 倍以上，几乎相当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成本的三分之一。虽然亚洲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亚洲内的公益慈善支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我们问慈善家为何他们在本地捐赠不多的原因时，我们观察到了明显的信任赤字。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韩国、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他们对当地组织都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感觉。因此，问责和透明度至关重要。除了各地政府应制定促进透明度和问责的法规和激励措施，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自身也有责任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故事。只有建立了信任和问责，我们才有办法鼓励更多的本地捐赠。

针对第二个问题，亚洲社会部门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特别是了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人才。他们需要对行业发展现况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有深刻的认知，以更好地引导企业、组织和政府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我们知道，亚洲很多地区的学校已开设公益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大学课程，但仍然不够。同时，未来的人才还需具备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以从根本上用创新思路应对气候危机等复杂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