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基层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2021第七届广州社会组织研究年会于10月29日举办，会议邀请了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学者和社会组织代表近九十人参加。大家齐聚一堂，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托教授作了“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与社区韧性建设” 的主题发言，现将其演讲内容整理分享。受篇幅所限，本文较实际内容有所删减、表述有所调整。本文经嘉宾确认后发布，内容仅代表讲者观点，不代表广州市民政发展研究中心立场。

围绕风险社会、社会资本和社区韧性等议题，根据近期所做的相关研究梳理，我的分享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风险社会、VUCA时代与社区韧性这三个概念的梳理；二是社区韧性建设的社会路径；三是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去谈社会组织在社区韧性建设中的作用。

风险社会、VUCA时代与社区韧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有人都身处风险中。在风险社会中，灾难性情况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人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风险。

这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概念——现代化的自反性，即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现代性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贝克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 ‘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是市场经济和技术科技，经济就是市场，技术就是科技，这两样事物的进程具有自反性，自己成为了问题本身。因此现代性不仅生产各种商品让人们感到幸福，而且生产各种负面效应，例如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食品安全、工业事故、全球变暖等问题。这些问题以前也一直存在，为什么把它归结成现代性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与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全球各地共同面临着许多关联性的风险和问题，这些都是现代性的问题。

除了 “风险社会”，人们也喜欢谈论 “VUCA时代”。“VUCA” 一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指的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边世界，其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以及不确定。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越来越无力把握世界和处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在互联网和智能化发达的今天，人们不确定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一个结果，很多事情都变成了一种运气。人们认为目前处在一个易变的、不确定的、复杂的、模糊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中，各个风险绑定在一起，牵一发动全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世界风险报告2020》，当中将全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用一个网状图展示出来，发现没有一个风险是独立的，它们互联互通，造成各种连锁反应。一位加拿大学者认为：“地球上70亿的居民不再生活在100多艘互不关联的船（即国家）上。相反，他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个独立的客舱之中。”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 “传染病” 风险，必然会对 “全球治理失灵”“社会动荡”“失业”“财政危机”“非自愿移民” 等风险产生直接影响。

所有的风险是互通的，但现代性的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看重细分领域的专业化，不同的学科之间对话困难，各类学科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必然会呈现出互相不理解的情况。但是在疫情当中，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等都发现，自己难以（有时甚至不可能）逾越自身学科的界限。过于专注研究细分领域，有时会导致缺乏必要的广阔视野。因此，相比于 “孤岛思维”，整合性思维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

身处这样的时代，韧性城市与社区韧性成为一项愈发重要的议题。以下是对于韧性这个概念的一些梳理。2005 年世界第二次减灾大会通过的《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 ：提升国家和社区灾害韧性》、2015 年世界第三次减灾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都提到了韧性。

兵库和仙台都在日本，这个国家的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因此他们期望塑造城市和社区的韧性，增强抗灾的能力。2013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了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在全球选择100个城市进行探索实践。2015年，联合国提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把韧性列为城市建设目标之一。

超越技术路径：社区韧性建设的社会路径

什么是韧性？生态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很多学科对此都有解释。生态学认为韧性就是受到扰动之后，个体能够迅速恢复原有的性能；心理学更偏向于研究个体幼时受创后如何恢复到健康的状态。韧性的概念慢慢被政府管理所吸收，逐渐成为城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要素。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学者很难明确定义韧性，因为韧性需要调和明显的对立面，包括冗余与效率、多样与依存、力量与灵活、自主与协作以及规划与应变之间的关系。

韧性应当具备冗余、多样、高效、自治、强大、互依、适应、协作等多种特征。米莱蒂（1999）提出，与灾害相关的地方韧性是指一个地方在没有得到外部社区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能够经受住极端的自然事件而不会遭到毁灭性的损失、伤害和生产力下降或者生活质量下降。出现大规模疫情时，一些城市都调集了许多外部资源，在严重依赖外部力量的情况下才能恢复，这就说明了城市的灾害应对能力以及韧性其实亟待加强。

什么是社区韧性？对社区韧性的研究包括其概念、构成要素、测量与评估等核心内容。许多测量社区韧性的评估体系被发明出来，例如社区灾害韧性指数、社区基线韧性指数、地方化的灾害韧性指数、诺里斯社区韧性模型、韧性矩阵框架、韧性指数、联合社区韧性评估等。评估体系变得愈发复杂。

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从社区资本框架的视角来评估韧性，涵盖了七个维度：一是自然资源的稳定性，包括空气、土地、水、矿物和石油等资源以及生态系统。二是建筑环境，社区内的建筑群落和基础设施系统是否具备抵抗灾害的能力。三是金融，包括社区层面的财产存款、居民收入、投资和可用信贷情况。四是人力，包括社区居民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五是社交，包括社交网络、组织协会、以及社区内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六是政治，包括获取资源并决定资源分配的能力，例如联合外部力量来达到社区发展目标。七是文化，包括社区当地人口或群体的语言、象征、习惯、态度、能力和观点。这七个因素深刻影响着社区韧性。

对社区韧性的概念有简单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建设社区韧性的两条路径。第一个是“技术路径”，就是把韧性社区建设视为工程项目，通过增加防灾救灾设施、建立信息技术系统、加强宣传力度、提高资金募集能力等技术性手段来提升物质层面的韧性。但是技术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二个途径是“社会途径”，它强调社会韧性的重要性，认为韧性社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培育出一种有助于促成社区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不管是建筑、技术系统还是资金，都需要人作为主体去使用，需要大家集体行动起来相互配合。

再来看社区韧性建设的社会面向。学者伯比（2001）认为减灾是一项 “没有公众的政策”，灾害发生之前，居民很少关注备灾政策和社区内的备灾设备。再者，韧性具有选择性，不同社区以及不同人群的韧性是不一样的。《热浪》一书得出了一种重要结论，即社区本身的异质性结构导致热浪灾害对不同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完全不一样，一个城市中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社区也是它减灾能力最薄弱的环节。脆弱性是一种社会现象，选择性的韧性是社会制度的反映，反映出社会的不平等之处。所以加强韧性，有时候是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社会资本的视角：社会组织在社区韧性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为什么能够增强社区韧性呢？它有三个正面作用。一是纽带作用，它加强了同一群体或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二是桥连作用，它加强了社区与其他群体或社区的关系。三是连接作用，社会资本在加强与强势组织之间的联系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大量灾害研究文献认为，社会资本水平高的社区表现出更快、更有效的灾害管理。这样的社区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信息传播更加通畅，相互有强力的情感支持，能够互助合作。一些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强的社区，可以有效降低新冠疫情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然而，社会资本还有一些负面效应。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于强调单个社区的概念，只在乎社区内部的合作抗灾，把边缘外的人排除出去，则会加强和再现社会不平等。社会资本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如何正确引导和利用社会资本的正向力量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

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韧性社区建设呢？学者徐选国、陈杏钧（2021）提出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框架。社会组织在韧性社区建设中，一是可以利用社区服务等方式化解社区潜在风险；二是从个体、组织和文化等角度进行社会资本建设，提高社区风险防范能力。社会组织可以联动社区韧性主体，创新社区韧性模式，构建社区韧性目标。

以上就是我从社会资本和社区韧性建设的角度进行的一些梳理，希望能为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