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每年9月，慈善募捐都是公益慈善领域聚焦的热点话题。随着公益慈善逐渐得到公众关注和认可，人人行善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同时，由慈善募捐所引发的失信失序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在慈善募捐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公众是自愿捐赠还是被“逼捐”？公益慈善如何形成有效的监督？

在此背景下，经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授权，基金会论坛（CFF）秘书处摘编了徐永光老师关于慈善募捐和行业公信力等话题的相关论述，现发布如下。

1. 慈善捐赠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我们现在提第三次分配，首先必须坚持第一条铁律，就是自愿的原则。因第二次分配是强制的，对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原则就不能再搞强制，必须是自愿的。还有一条铁律就是一定要透明。自愿和透明这两条一定不能突破。希望工程为什么都三十多年了，现在还没有倒？就是坚守了自愿和透明两条原则。

这次，第三次分配话题一出来，有些舆论导向已经把一些企业、富人搞得鸡飞狗跳了，好像要“杀富济贫”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对于那些积极拿钱出来的企业家，不管是出于自保心态，还是真心助力共同富裕，都应该是自愿行为。不管怎么样，第三次分配的导向一定要是公众参与，而不是针对某个群体。

中国现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信任。现在人们把公益慈善就看成这个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次分配是强制的，政府有这个权力拿去使用，有些资金我们还没法盯着，但第三次分配是我自己主动、自愿拿出的钱，如果你对这些钱的使用还不透明，那就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现在市场存在很多不信任，所以说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都突破了，我们的社会信任底线也就突破了，最后全社会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你怎么解释都没有人相信，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建立第三次分配制度中应该警惕和避免的。

——来源：「专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第三次分配应该由公众普遍参与（界面新闻）

政府大规模介入慈善可能是2005年之后，这一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本意是政府支持民间慈善发展，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在后面加了4个字，变成“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

到处刮慈善风暴，甚至下文件，要求企业按照营业额的比例摊派捐款。从此以后摊派风越演越烈，当时我写了很多批评的东西，说这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掏空社会、搞死慈善！民间公益是接受公众和社会监督的。政府介入，谁能监督？还怎么保证公开透明？

以权谋捐、任性、不透明，让中国公益慈善公信力下降，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目前第三次分配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之一，假如中国公益还不前进，不走上“民间的事情民间办”的正确道路，公信力还会继续走低。将来谁做公益谁就是坏人、是骗子，我们就进入骗子这个行列了。到了这个地步，中国公益将万劫不复！

——来源：基金会行业40年 | 专访徐永光：中生代的强大，代表中国公益的未来（CFF）

2. 捐赠人是最重要的监督者

对公益事业的监督，最重要的是捐款人的参与和监督，让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捐款人的参与是积极、正面的、可持续的，而监督是阻止你犯错误的。这个机制设计比任何外部第三方的监督都重要，因为只要发生问题一定会被发现。

希望工程捐款落实中就有几个捐款人发现了问题。一次是陕西的一个校长把一部分希望工程的捐款分给了乡镇干部子女和他自己的孩子。捐款人去看这些孩子，发现不对，他们穿的衣服比别的孩子还好。结果一深入调查，原来这些不是该资助的对象。于是这个校长被撤职，乡镇干部也受了行政处分。

后来2000年左右，我们遇到一次信任危机。那时我是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央视白岩松和我直播连线，一位上海的捐款人实地调查后披露捐款被挪用的严重事件，他的捐款经层层划拨到了某个乡镇管教育的负责人手里，这个人伪造了孩子们的信给捐款人，贪掉了钱。捐款人收到好几封“受助孩子”的信，觉得不对劲，自己就去走访，最后发现了真相。白岩松跟我直播连线时，我立马表示，不管是哪个部门的管理者作了假，都反映我们在管理上还存在盲点，我们马上改。后来就有了资助直通车，要求受助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家长建立账户，捐款直接拨到受助人账户上。

公益项目环节很多，中间有些问题可能我们未能及时发现，但这种捐款人直接的参与、监督，能够让公益的腐败率降到最低。有些项目是青基会、捐赠人和地方政府多方参与落实的，各方都有管理监督责任。宁夏某个县长曾经很直白地跟我说，“希望工程的每一分钱在我眼里就像磨盘那么大，分量很重，再想贪也不会贪希望工程的钱。”

——来源：基金会行业40年 | 专访徐永光：中生代的强大，代表中国公益的未来（CFF）

3. 社会动员不是朋友圈杀熟

要做好第三次分配，公众参与应该是重中之重。希望工程成立30周年时，*总书记在贺信中评价，希望工程“创新社会动员机制”，应该说这是非常到位的。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当然，前提是你得做到自愿和透明。

——来源：「专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第三次分配应该由公众普遍参与（界面新闻）

公益的社会动员力如何？

30年希望工程筹款总额不过150亿，只是现在全国一年公益捐款的十分之一，几乎微不足道。但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社会化动员。在希望工程10周年时，我和康晓光主编了《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孙立平教授写了《动员与参与》，专门论述希望工程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希望工程一开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借共青团体制的路径，或者说借体制优势开始筹款；二是完全开放，进行社会化动员。我们选择了后者。孙立平在书中照录了我的话：

“当时我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要有一种新的思路，而不能按照传统的共青团工作的模式来进行，即由团中央发文件，先发动共青团员捐款，再由我们去救助。我知道希望工程如果一开头就在团内搞，抢夺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源，肯定是要失败的。当时我就提出，必须做成直接面向全社会的一种开放的系统，不应在一个封闭的共青团内来搞。”

我们一开始是投入巨大人力和成本，发出50万封募捐信，后来花钱在人民日报做募捐广告，解海龙的大眼睛照片家喻户晓，凌峰的希望工程百场义演风靡全国，百万爱心行动，1+1助学行动的一对一救助模式，邮局发明信片，电信发电话卡，央行发流通纪念币，拍电影《凤凰琴》，做大型纪录片，注册希望工程商标......社会动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是匿名的，我们调查出来，捐款落实后，孩子们写信给邓爷爷的报道不胫而走。领导人以普通公民、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捐款，真实表达了慈善事业的纯粹性。希望工程10周年，国家科委评估组的“希望工程评估报告”表明，普通公众知道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占62.2%。领导人身先士卒，普罗大众不令而行。

公益募捐的规则是，互不相识的人给不特定的人或公益项目捐款。希望工程肯定是这样做的，我在启动希望工程第一天就宣布：不向朋友募捐，不杀熟。而今天的公开募捐活动，主要是在公益圈玩，自娱自乐，朋友圈杀熟。现代公益几乎倒退回到了传统慈善。

30年公益进退如之何？社会动员机制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来源：徐永光：四问中国公益，30年进退如之何？（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