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记录，是为了更好地向未来前行。

2021年7月，史上空前的暴雨袭击河南部分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同时也涌现出大量感人肺腑的民间救援行动。河南7·20特大洪灾一周年之际，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希望通过编发此文，对民间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灾害救援的行动进行观察和反思，以对我们前行的方向有所启发。

关于河南7·20特大洪灾救援的回顾和总结，虽已有相当多的复盘研讨，但本文来自灾后对亲历者的大量一手访谈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内容主要包括：对民间救援队和民间公益组织参与本次救灾的观察，以及对政府决策部门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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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南7·20特大洪灾，可能是我国自汶川5·12地震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为“波澜壮阔”的民间参与的救灾行动。正是因为体制外广大民间力量，包括民间救援队、公益组织、志愿者（包括网络志愿者）和普通百姓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协助河南灾区在千年一遇的洪灾面前扛了下来，较为顺利地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广泛的、大量的、分阶段持续的民间志愿行为，特别是在生命救援与过渡安置阶段的民间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协助河南灾区渡过了这一难关。

关于本次洪灾中广泛的民间参与，已有不少相关的报道，政府各级部门和不同职能部门也形成了内部或者公开的报告。笔者撰写本文，有三层用意：首先，希望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人物的访谈，让那些可能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得到直接的观察和朴素的记录，让真正的民间正能量得以被知晓和流传；其次，笔者希望通过管中窥豹的方式，支持政府部门决策人士从民间的视角看待民间力量在本次救灾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研判民间公益慈善力量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本次事件再次彰显了我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活力，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笔者也希望本文，为读者在做与民间公益组织相关的决策的时候，提供一个补充的视角，并能够为公益同行中的研究者和行动者，提供一些自身视野之外的补充信息。

本文的总体观察与反思是：在河南7·20特大洪灾当量的巨灾中，民间公益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支持和补充作用，是我国救援救灾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次救灾经验中看出，政府应强化救灾过程中对民间力量的对接和统筹能量，优化民间救援救灾力量的角色和作用，从整体上提升社会对巨灾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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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说明

本文并不基于对本次河南7·20特大洪灾救援总体信息的了解和掌握，而主要来自对部分有代表性的民间救援队、公益组织的关键人物以及志愿者进行面对面和电话访谈所获得的信息。基于对录音稿和访谈笔记的归纳、总结和提炼，也参考了其它内部或外部报告以及公开的媒体报道，笔者在2021年8月中旬至11月初之间完成了本文初稿，并于今年6-7月进行了修订。

笔者之所以使用这种“管中窥豹”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全面信息的不可得，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民间公益力量的运作方式在当前有一定模式可循，且本文所访谈的对象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本文访谈的对象包括：各类救援队的负责人和队员，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性负责人或一线骨干人员，还有少量的媒体记者和志愿者，共计超过30人次。在访谈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笔者尽可能提升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访谈的深度，力图在还原现场真实情形的情况下获得对当时情况的洞察。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较少直接引用访谈原始内容。同时，出于对被访谈人的保护，在引用访谈内容的时候尽可能避免透露访谈人的信息，望读者知晓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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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救援队
参与本次救灾的观察

本次河南7·20特大洪灾从紧急救援阶段到2021年8月初河南出现疫情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00支以上的各类民间救援队参与了救援。其主要工作包括生命救援（主要是郑州市范围内的丘陵地区及郑州以西的山地灾区）和转移安置（主要是郑州东北，包括新乡和鹤壁的泄洪区）。少数救援队也从事了物资运送和消杀等紧急救援之外的活动。通过调研，笔者一些主要的观察如下：

01 民间救援力量的大致活动轨迹，随着灾情的发展和转移覆盖所有灾区。

（1）本地专业救援队。如河南省应急救援队、郑州市红十字救援队和河南蓝天救援队等。由于与本地应急部门有比较紧密的工作关系，加之本身具有较强的预警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大致于7月16日左右开始关注雨情，7月18日前后已经开始备勤，7月20日已经全面投入救灾，前期主要活动地点是在郑州市巩义、新密等丘陵地带和荥阳等西部山区。其灾情特征为暴雨造成的山洪激流和泥石流，摧毁性巨大，但数小时内结束。紧急救援难度很大，个别队伍还经历了救援人员被洪水冲走、整夜失联的惊险时刻。

（2）外地救援队。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灾区，经郑州灾情信息触发，除了少量专业队伍出发较早、于7月21日到达灾区，大量外地救援队于7月22日至23日聚集于郑州。当时郑州灾情已基本消除，后由于共渠和卫渠溃堤，救援队于7月24日左右转战新乡卫辉和辉县地区。灾情特征为灾情发展较快，受灾面积巨大，部分地区存在激流，大量受灾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深圳公益救援队摄于2021年7月27日河南省卫辉市疏散点（供图/吴用）

（3）人员安置转移：7月26日，由于鹤壁市开始泄洪，淇县、浚县和滑县等地水势上涨，部分救援队转战至鹤壁三县。灾情特征是水势缓慢上涨，面积巨大。救援需求主要是大量人员的安置转移。

（4）紧急救援完成和撤离：7月30日，紧急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加之河南疫情发生，绝大多数救援队撤离灾区。少数救援队留下继续从事社区消杀、改善供水和排水等工作。

02 民间救援力量集体亮相，成为紧急救援和转移安置的重要力量。

有人认为民间救援队不能成为大规模灾害救援的重要组成力量，但此次洪灾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可能。虽然在7月20日前后的丘陵和山区的生命救援中，民间救援力量出场非常有限，并有一定的实际局限性，但是，在7月23-30日新乡和鹤壁灾区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程中，民间救援队可以说发挥了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到达河南灾区的民间救援队超过1000支，人数共约30000人，其区域来源北至吉林、西至新疆、南至海南岛、东至山东、上海，几乎覆盖全国所有存在救援队的区域。据估计，仅河南蓝天系统（70支救援队）即达到5600人以上。民间救援力量的大规模参与，乃至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能发挥出主要作用，跟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所创造的行动空间直接相关。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本次灾害规模巨大、灾情紧急，可以说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所未有。地方政府并未有经验应对如此规模和紧急的灾情，缺乏相应的力量应对，初期基本处于勉力应对状态，无力顾及所有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参与救援的亲历者认为，灾情的规模巨大，政府主要救援力量用于重点保护水库、桥梁和水坝等基础设施，对受灾群众的救援恐怕有心无力。加上政府体系决策和执行都需要时间，而民间救援队的灵活性特点，使他们在本次救灾中先动起来，抓住了紧急救援阶段的时间空档。

其次，由于此次灾情发生在郑州这样的省会城市，社交媒体的大规模现场传播引发了广泛关注；加之灾情持续发酵，使民间救援力量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动员。大部分民间救援力量是针对郑州灾情而来，故7月23日前后发生了众多救援队聚集郑州的情况。但随着灾情的持续发展，救援队之后集体奔赴新乡和鹤壁。而各种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所传播的大部分图片资料，均显示的是民间救援力量，这更增加了民间救援力量的曝光率。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系统建立以来，尚不掌握政府的主要救灾力量（如各地消防队），其所能动用的力量就是各地民间救援力量。实际上，河南省主要的民间救援力量，早在7月18日前后就得到政府预警且开始备勤，而民间救援队基于自身合法性和便利性考量，也很愿意为应急管理部门所用。所以，当地民间救援力量（包括他们相熟的外地民间救援力量）成为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各地抢险指挥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得上的主要力量。

03 民间救援队大规模出动，贡献显著；但队伍能力参差不齐，作业有待规范。

如上所述，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到达河南灾区的民间救援队超过1000支，人数共约30000人，而且是在较为少见的洪灾场景下，以更为组织化的救援队形态出现。相较之下，汶川地震时民间力量的组成仍以大量个体志愿者为主。这可谓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公益力量的集体亮相。这些民间救援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较为专业的队伍。如深圳公益救援队、平澜基金会救援队、蓝天系统的骨干队伍、厦门曙光系统、武汉长江救援队、河南省应急救援队、郑州红十字救援队以及“后起之秀”广东菠萝救援队等。此类队伍主要特征是：拥有标准化的专业能力、专业训练和专业装备。第一梯队一般人员配备完整，管理流程完善，政府关系成熟，但数量较少。据受访者表示，其总数量“估计不超过10家”，也有认为“大概20到30家”。

在此次洪灾救援中，第一梯队的表现为：备勤早、出队早，积极靠近政府，特别是展示了较为专业的水上救援能力，核心是操舟能力和激流救援能力，因此在水上救援中较为得力。基于先发优势，不少第一梯队的救援力量正在形成全国性网络，如蓝天、曙光和壹基金救援联盟等，大多按总队标准复制成队。

*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伙伴在河南7·20洪灾救援现场（图/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第二梯队是成立时间不长、专业性稍弱的救援队。此类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可能隶属于其它公益组织，有一定的人员配备和装备，但不够完备，比如人员分工不够细致专业，缺乏水上救援用救生衣和水域头盔等专业设备。虽然名称为救援队，可能会被专业队伍认为“不是个救援队”。

据判断，由于过去数年民间救援力量的快速增长，此类救援队日渐成为民间救援力量的主体。其训练和装备不够专业和完备是常态，特别是很多救援队并不具备在此次河南洪灾救援中所需的操舟能力，也缺乏专业设施和设备，很多设施设备属于临时募捐购置、甚至是借用。

第三种是由志愿者临时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平时是公益志愿者，有自己的团队或者社会关系。在灾情发生的时候，出于志愿精神临时组队，凭借已有的社会关系动员和募集资源，临时组成救援队伍，比如在武汉疫情期间大有作为的武汉微光救援就属于这样的情况。此类团队成员，虽训练和装备都不足，但也一样上“战场”，在勇气和献身精神引领下，也成为了民间救援力量的组成部分。

整体而言，由于组队时长不一、专业能力不一、训练标准和装备标准不一，民间救援队在本次洪灾救援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表现为涌向和聚集在热点地区、不能承担所需的长时间转运作业、设备损耗超常等。不少二、三梯队的救援队存在后勤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加之在当地得不到适当的补给补充，影响作业效果，也存在操作风险。队伍庞杂、内部管理不善，也导致出现哄抢和占有物资的情形。有专业人士认为，本次洪灾救援中未出现民间救援队成员因操作不当而重伤或死亡的情况，已属于不幸之中的万幸。

除新成立的队伍能力不足之外，少数成熟救援队队伍老化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如某水面救援队资历非常老，队员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和较丰富的作业经验，长期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但队员年纪普遍较大，缺乏后备新生力量补充。在此次洪灾救援中，队员体力不足，加之出发仓促、后勤保障不到位，出队四日内即返回驻地，影响了总体救援效果。另如，某市级救援队负责人年龄偏大，荣誉满身但缺乏将团队进一步组织化、现代化和年轻化的动机和意识，队伍持续发展能力堪忧。

资深团队队伍老化和新建团队专业性不足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着民间救援事业的健康发展。

04 民间救援队与政府的协同不够，降低了救援和安置转移的总体效率。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民间救援力量与政府协同不够，主要表现在信息处理和指挥调度两个方面。

河南本地的专业救援队，如河南省应急救援队系统、郑州红十字救援队等与体制内联系密切的队伍，跟当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保持着较好的联系，在上述两个方面问题不大。但外地救援队和在行动上与体制内接触较少的队伍，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较本地专业救援队存在很大差距。

首先，在信息处理方面，紧急救援阶段的各种信息十分庞杂、来源多样，真实程度不一、可信度参差不齐。救援力量需要非常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才能将这些原始信息转化为可用于指导行动的有用信息。较为专业的团队，通常有比较成熟的信息收集渠道，包括较为可靠和专业的网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信息（特别是河南本地）。专业团队具备对信息的综合研判能力，因此通过处理信息指导行动的能力比较强。而专业能力不够的团队，特别是新成立的外地团队，在信息收集方面主要依靠社会新闻和各类社交媒体，且信息处理能力不足，导致行动较为盲目。加之灾情发生后的1-2天，手机网络和导航信号非常不稳定，很多信息残缺不全且难以核实，给各地救援队的信息处理造成了额外困难。

指挥调度方面，由于本次洪灾救援的特征是大规模的跨地域救援，外地救援队无论是第一梯队还是更为业余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行其是，没有接受统一的调遣，行动从整体上看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虽然河南省应急管理部门向全国民间救援队发出了支援请求，但未能实现对这一力量的指挥和统筹。不少外地救援队都到政府在郑州设立的“协调中心”报备，但后续并没有对接到政府的指挥系统，政府救灾指挥部也没有将民间力量纳入其可以指挥和调动的力量范畴。跟信息不畅通的问题类似，救援队一般都是按照本队负责人的指示行事，而负责人多半靠自己的研判决定队伍的去向和行止，而不是按照经过统筹和协调的统一指令。加上部分民间救援队和政府双方本来相互就不熟悉，接受统一指挥自然也不够便利。因此，大量外地救援力量游离于政府指挥系统之外，未能统一接受指挥、统一行动，紧急救援和转移安置等工作的总体效率因而受到影响。

05 基金会集中成批量地对救援队群体进行针对性资助。

作为中国公益行业中筹集和获取资源的主要群体，各类基金会一直是民间公益参与灾害救援的主要支持力量。本次河南救灾概莫能外，且表现出新的特点。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一直以来，基金会参与灾害救援都是以本机构员工直接参与，以及支持在地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行动为主要方式，少量基金会存在持续支持与自身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民间救援队的资助行为。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对救援队的资助方式已经延伸到为数不少的基金会，而且支持的方式不仅限于资金补贴一种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基金会成批量地筹款、拨款、拨物，为民间救援队提供救生艇、冲锋舟、发电机、消毒机和救生衣等各类器械和设备，并提供现金补助和各种经费（包括人身保险），其总数量达到20家以上。不少现象级的大额捐赠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由于众多的民间救援队自身并不具备公开募资的资质，除了少数由企业长期支持的专职救援队之外，大多数民间救援队日常资金都非常紧张。因此，本次洪灾中，大量基金会集中、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也让众多救援队意识到，此类大规模灾害救援机会，已成为队伍发展的重要契机。

民间救援队与基金会结成较为紧密和长期合作关系，这种方式此前存在于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少数大型基金会与其救援伙伴之间，此次洪灾救援行动之后，可能被推广到更多基金会和民间救援队之间。这种经验借鉴和推广现象，在2021年10月的山西洪灾中已经得到验证，可以期待为今后民间救援力量的发展，提供一种可持续的资金模式。

06 民间救援队的江湖文化和侠义精神，是其“志愿性”动机的重要来源。

本次河南洪灾救援中，除少数本地救援队受到政府的召集和指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志愿集结和出队。这种志愿性来自民间救援队发起的初心：侠义精神和江湖文化。

国内第一批较为专业的救援队，其成员大多来自野外旅游爱好者，不少人是早期网络论坛“绿野户外”的参与者，其后发展的成员也以军人和喜爱户外旅游和探险的人士为主。由于民间救援队的人员来源特征，除少数专业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队伍外，大多数队伍内部崇尚发起人（老大）和勇武精神，队伍之间或拉帮结派、门户分明的状况十分常见。众队伍之间或相互鄙视、或相互抬轿，已形成一种江湖文化。在这个江湖中，以勇武、承担和牺牲为特征的侠义精神得到崇尚，其核心其实是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土志愿精神。这种精神是对中国民间传统的继承，也是民间正能量的重要表现形式，应该得到鼓励、激励和发扬。

不甘人后、争先恐后建立江湖地位，是救援队重要的品牌建设手段。因此，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参与精神，是大多数救援队存续的主要动力。当然，近些年由于第一梯队的推崇和对实际效果的重视，救援队社群中的专业精神，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还不足以成为主流。

另外，由于民间救援队的内部治理一向较为江湖和传统，延伸到外部则反映为，由骨干救援队组建的大型灾害救援网络的内部治理问题，一直以来是个难题。当前民间救援网络的主要特征是各队独立注册、品牌共享，救援网络成为某种资源分配的联合体。由于内部治理不规范，救援网络也因此成为一个充满是非的场所，直接影响对外能力输出。即使是某些品牌知名度非常高的救援网络，内部也在酝酿着治理危机。近年以来，救援队以网络形式“连锁经营”的模式已渐成趋势，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救援队内部建设和绩效，也影响整个救援队社群的公信力和健康发展，值得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作为资助方的基金会）加以警惕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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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公益组织
参与本次救灾的观察

本文所说的民间公益组织区别于救援队，主要指全职的、非体制内的（主要指除了各级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系统等以政府开支为主要分配渠道的组织）、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包括各类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不包括社团性质的协会和各类同学会等主要以服务特定社群为目的的社会组织。

01 各类基金会仍然是民间公益力量组织参与救灾的主导和中坚。

如上文所述，各类基金会一直是民间公益参与灾害救援的主要支持力量。这种力量的成因，主要来自基金会的资金通道作用。对标2013年的雅安地震，大约可以看出一定的端倪。本次洪灾救援中，虽然150家基金会（来自CFF不完全统计数据）的响应数量，尚不及雅安地震339家的一半（考虑到基金会总数的增长，其所占比例更低；占全国有救灾相关业务的449家基金会的三分之一），但从捐赠金额看，可能远超雅安地震中基金会捐赠的19亿元总额。本次洪灾仅河南即接受捐赠约90亿元，整体网络募捐约15亿元（基本都是由基金会发起）。而且，据不完全统计，笔者发现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不太活跃的基金会，也加入了本次洪灾救援行列中。作为资金通道，基金会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拨付资金、资助民间救援队和公益组织的行动，和基金会大规模采购、运输、储存和组织发放物资。

除此之外，基金会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调动和统筹救援队和地方公益组织参与灾区的行动中。其中大多数组织，都与基金会已具有战略伙伴关系，为基金会跨地区调动地方公益组织行动奠定了基础。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分别大规模调动了其“人道救灾网络”和“联合救灾网络”中的枢纽机构和骨干机构参与救灾，并在此过程中，积极依靠本地公益组织，发展和开拓与它们的合作关系，从而激活本地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的参与。本地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还承担了基金会的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项目，由此形成本地公益生态的雏形。类似“以前听过说基金会，但没见过。这次就和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接受基金会的资助，也了解了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就是这种情形非常典型的描述。

基金会的主导作用，也体现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战略的引领上。头部基金会所积累的救灾经验，如需求评估、物资采购、仓储物流、出库发放，乃至于向各种捐赠方返图和汇报等工作方法，在本次救灾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并传承到本地公益组织中；对于本地公益组织来说，也是在救灾相关业务中一次很好的学习。此外，像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工代赈”、为当代农民合作社购置重建设备设施等创新措施，也体现出了基金会工作策略上的创新性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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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工代赈”项目的受益村村民进行屋内清淤（图/中国扶贫基金会）

02 本地和外地公益组织各显其能，本地公益组织的参与呈两边倒的趋势。

除单纯进行资金资助的基金会之外，参与本次洪灾救援的公益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灾情勘察、需求评估、救灾物资管理和发放（包括物流、仓储和本地运输），少数公益组织也参与了社区消杀、饮用水净化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这些公益组织的种类大约包括以下几种，并在本次救灾工作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一是头部基金会的枢纽和骨干公益伙伴。此类组织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等的枢纽和骨干公益伙伴，如湖北孝感义工联、湖南长沙“群英会”、四川北川“中国星”等。作为外地公益组织，他们一般是被合作的基金会跨省调至河南灾区，参与紧急或者非紧急救援的救灾活动。由于是外地组织、且动员能力较强，它们一般会和本地公益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一起工作。

二是本地较为成熟的公益组织及其网络。此类组织如河南平顶山义工联、郑州志愿者工作联合会、河南新乡辉县义工和河南鹤壁同心圆义工等。它们在本地耕耘多年，工作机制较为成熟，也有比较成熟的社会关系包括政府关系，以及比较强的本地资源动员能力和志愿者组织能力，是外来公益组织的首选合作伙伴。

三是各种更小的县域志愿者或者社工组织。此类组织平时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志愿活动，本次救灾中配合外来骨干机构和本地骨干机构工作。

四是在本次洪灾中临时行动组成的志愿者组织。此类组织处于运作的较初级阶段，组织较为松散但行动灵活，致力于满足小而特殊的需求，如河南荥阳的“益动中原”。

五是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形式为主要资金来源和工作内容的社工组织。此类组织得益于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支持，数量较多但工作能力较为单一，也有少数经过数年经营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社区服务组织。

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包括：一是过去数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性救援网络已趋近成熟，行动力大增；二是河南各地现存的社会组织，首次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的大型基金会有了链接，强化了基金会和当地社会组织的关系，为今后地方公益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三是外地公益组织参与本地行动，无意中介入了本地民间“省级枢纽组织”地位的竞争，后果尚未可知；四是外地来豫的公益组织，一般规模较大、资源较多、工作能力较强，在与本地组织建立工作关系的时候，存在力度和节奏把握不好而产生的不和谐之处；五是第五类本地社工组织，近年来得到政府重点支持，资源投入很多、发展很快，其中少数发展成组织规模很大、服务范围很广的机构。这类组织在类似本次紧急救灾事件中的表现是否符合支持方的期望，还有待专门评估。

03 相比雅安等地震灾区，本次洪灾中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公益组织为数不多。

本次洪灾对灾区造成的损失规模巨大，造成的伤害也非短期内可以恢复，有专业人士认为，完全恢复“大约需要5年时间”。笔者在灾情发生近两个月之后走访灾区，看到某些西部山区村庄完全摧毁，只能易地搬迁；东北部鹤壁浚县村民返家之后所住的房屋，基本上还处于地面毁损、坑洼不平、家具损毁严重，物品摆放杂乱、难以居住的状态，几乎所有被过水淹没农田都还没有处理。村民认为维修房屋、补偿损失、整理耕地等事遥遥无期。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除中国扶贫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等少数外地公益组织之外，有长期参与灾后重建计划的公益组织少之又少。即使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这样长期致力于灾害管理和灾后重建的公益组织，也只在郑州周边地区有1-2年的过渡安置计划。这与雅安鲁甸地震以来的灾后重建规模，有很大差距。细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筹款基本都是用于紧急救援，随着网络筹款平台和政府对所筹资金监管力度的加强，公益组织将所筹资金用于长期重建项目的意愿大为降低，只好减少较大规模的灾后重建计划。

民间网络志愿者团队

本次洪灾救援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积极的变化是，大量民间网络志愿者参与到民间救援行动当中。

这些网络志愿者是过去数年、特别是2020年武汉疫情以来，成长起来的众多以网络为基础的临时志愿者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些群体在武汉疫情期间就自发展开各种救援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形成一定的核心人员和组织力量。他们在本次河南灾情期间，较为便利地重新聚合，在灾情信息收集和救援力量对接中，爆发出非传统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力。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线上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等收集和处理灾情和救援信息，包括收集大量零散而具体的个人求救信息，然后进行分类整理和核实，之后进行发布或对接救援力量，包括帮助政府对接专业的救援力量。除已经相当专业化运作的卓明志愿者团队之外，早期的“救命文档”团队，“弛豫”志愿者团队（3000人参与）和北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河南加油”团队（1000人以上参与）等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团队志愿者广泛来自于国内外各地，最小的成员还在初中阶段。他们是典型的产生于网络时代的新型“不见面办公”群体。经发起人临时召集，连续高强度工作，任务完成即结束工作关系，绝大多数成员到任务结束都没有见过面，更不用说到灾区现场。这种方式是Z时代人群重要的志愿参与方式，能够在短时间爆发出惊人的工作能力和产出，甚至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成为重要的问题解决者。

这种网络时代下出现的非线下的、临时的、年轻的志愿力量，在本次救灾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相信也是未来类似事件中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状况和机制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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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决策部门
的相关建议

01 各级政府（特别是市一级政府）需建立与民间救援力量统筹对接机制的预案，其核心是权威信息发布、共享和统一指挥机制。

从雅安地震以来，民间公益慈善力量（包括救援力量）与当地政府对接的机制就开始建立并且不断完善，已形成一定的工作模式。这种以核心民间力量（如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牵头，与政府相关部门（如应急管理部门、民政系统或团系统）建立直接沟通机制的模式，在鲁甸地震及之后的灾害救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和运用。

但从本次洪灾来看，这种在四川和云南等地既有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沿用。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尝试建立的“协调中心”机制，由于各方面原因，主要起到了登记作用，尚没有发挥应有的指挥和协调作用。除少数较为成熟的民间救援力量和公益组织各自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进行联络之外，数以千计的民间救援力量未能很好地与当地政府部门或者指挥部对接，从而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合力，浪费和消耗了宝贵的救援资源。实际上，河南应急管理部门有此意识并进行了努力，但仓促之间，对接最后也没有形成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制。

实际上，由于对参与救援的大量救援队不够了解和信任，这几乎是一项不可承担的任务。如果能在大灾之前，将四川雅安地震以来各地形成的政社协同机制形成预案、并落实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起到上传下达枢纽位置的市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用直至演练，上述协同不力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避免，从而在整体上优化紧急救援的能力和效果。

02 应当重视民间救援队的规范化发展（特别是注册），尽可能避免灾区救援的准入限制。

我国民间救援力量在过去数年间获得长足发展。这种发展是过去几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向结果，是一种必然发生的、可喜的现象。纯志愿性的民间救援资源，在重大灾害发生时，其规模、响应速度和机动灵活性特征，能起到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认真考虑充分优化和利用好这支力量，而不是限制其发展，十分重要。除上文所述，应在紧急救灾时刻保持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指挥调度的统一性之外，还应当鼓励民间救援力量走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积极支持不同规模的救援队的注册登记工作，给予其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和其它政策支持，使之能够成为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可以调用的有生力量。

可惜的是，由于民政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近年来在职能重构过程中实行了分离，在本次救灾中体现为政社协同不足、民间救援力量在日常规范性建设方面难以得到有力支持。这个新的问题应当得到充分重视。考虑到此类客观存在的民间救援力量登记注册困难现象，如按照注册与否作为救灾现场的准入标准，将会浪费大量有生力量。相反，在力有所及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如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支持民间救援队的日常专业训练工作。例如，此前民政部救灾司与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联合举办的救灾演练，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经验，应当考虑继续下去。

*谷城蓝天救援队进行水域训练（图/谷城蓝天救援队）

目前第一梯队救援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股力量，其骨干成员不少已成为政府消防救援力量的教练资源，说明民间志愿力量在专业技术上的优先投入，已转化成为重要的学习对象和示范资源。对于更为草根的、正在形成中的救援队，应当从规范性和专业性上给予双重支持。比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的武汉微光的发起人嘞皮这样的民间志愿者领袖，长期从事志愿行动，也积累了相应的资源和人脉，已经意识到自己临时啸聚的方式不利于行动，非常急于组建更为规范的团队。这样的努力应该得到专业人员和政府的支持，但在现实中却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主要就是注册的问题。当然，对临时组成的救援队进入灾情现场应当有适当限制，其不规范和不专业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可能大于收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点。

03 辩证看待第一梯队救援队组建规模化网络的努力。

按照目前法规，民间救援队之间不应该存在垂直管理关系。但应当注意到，这种网络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其动力主要来自民间救援社群的江湖文化。一方面，网络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团队之间的技术支持和流动，从而有利于民间救援社群总体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救援队网络内部这种因江湖文化而产生的非正式规范能力，从效果上而言，可能比正式的法律法规规范更为有效。对于已经形成的网络（如蓝天体系）和正在形成的网络（如山东特战队体系），政府和民间公益的主导力量（如头部基金会等）应当在治理上给予指导和支持，减少其内部摩擦、冲突乃至分裂，将能力和资源都尽可能用在队伍的正向发展方面。如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救援网络，已经积累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政府给予重视和扶持，可以期待产生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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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共访谈了30多人。其中既有专业老道的救援队队长，也有本职是建筑公司叉车手的救援队员；既有资深的退休官员和慈善会领导，也有满腔热血致力于社会改良的年轻的基金会负责人；既有从媒体人转身、充满思考的志愿者，也有做志愿者的年龄比做妈妈时间更长的村镇小姐姐。

所有这些人，在河南7·20特大洪灾救援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激情、奉献，和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向往，都令笔者感动不已。在此，谨通过本文，对他们的付出和支持表示感谢和敬意。文中的千言万语汇集到一起，其实只有一个词：“民心可用”。

祝所有奉献爱的事业基业长青！

彩蛋

普通老百姓中的正能量 

在本次调研和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听说了很多河南普通百姓的故事，用可歌可泣来形容也不为过。

很多外地民间救援和救灾人员都能感受到，河南人民对他们心存真实的感恩之心，用非常朴素、自然和真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这些普通的人们并非对直接帮助到自身的救援救灾人员表示回报和感谢，而是对素不相识的救援救灾人员进行答谢，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激之情。

有一路跟随武汉某救援队车辆下高速、抢着支付油费的陌生小伙子；有凌晨2点招待救援队员回来吃夜餐的羊肉汤店老板和老板娘；有在新乡救援现场漫天大水中的小滩地，二话不说就抬起素不相识的湖北某救援队的救生艇，加入转运行列的受灾群众；有新乡市街道上追出几百米把北京救援队餐费强行退回的小吃摊摊主；有一大早等在路边，把一大带包子和吃食塞进救援队手中，然后去上班的素不相识的普通上班女士；有将自己的家和院子就地变成救灾“码头”仓库，在门口支起大锅给救援队和受灾群众做饭、又将自家的培训教室改造救援队临时宿舍的辉县志愿者……这样的故事，在灾区每天都在发生，数不胜数。

“河南老百姓真的是太好了！”相信这并不是个别救援队员的感受，而是普遍参与河南7·20特大洪灾救灾人员的心得。

在对参与河南7·20特大洪灾的民间救援队、公益组织、志愿者和普通民众的接触和访谈中，笔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所主动参与和支援实施的救助和救援行动，是中国社会所蕴藏和积累的正能量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财富。只有积极呵护和大力弘扬这样的民间正能量，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