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

为了提升社会组织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主动协商的意识，更好促进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特别策划“基金会参与社会组织协商”系列专访。本期发布对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新联会副会长、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的专访内容。

CFF：您是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社会科学界委员。怎样的机缘让您成为一名政协委员？

潘江雪：能成为政协委员，首先应该是和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这十四年来所作的青少年教育公益有关。在民政等政府部门指导和支持下，2008年起真爱梦想在偏远地区长期坚持深耕儿童素养教育，为孩子和老师们实实在在地提供一些服务和帮助，持续耕耘从未间断，逐渐探索出了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赋能县域教育的本土教育公益模式。作为基金会的创始人和理事长，我和真爱梦想的同仁们所做工作是真诚无私地为了帮助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这些付出，时间久了自然会被看见。

能成为一名上海市政协委员，对我来说是一份全新挑战，当然我也是主动选择接受这份挑战。作为一名全职公益人，如何做好一个政协委员，我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参政议政，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旅程。作为政协委员要参加全会、专题会议，会议主题与公益的交集不多，但这些会议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城市运作复杂程度的了解，诸如应急保障、医疗、防疫政策和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通过长期学习，我了解了政协和政府运作机制、与社科界别工作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这才慢慢进入政协委员的角色。做好政协委员需要大量的学习和实践，经过四年的历练我才逐步找到一些路径和方法。

能成为一名政协委员和本人服务社会的意愿，以及个人代表行业所做的事情息息相关。真爱梦想坚守的公开透明的治理方式，专业高效的公益追求，让我们获得了较为稀缺的社会公信力。有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组织的代表人士向政府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参与城市建设、参政议政，对于做好一家基金会也有很大帮助，因为每个组织的发展是与所在的社区、城市和国家息息相关的。作为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的副会长和市政协委员，要求我的关注点不仅在一家基金会本身，而是要将视野和格局扩展到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这也对我们内部在制定中长期战略的时候有很大启发。

CFF：参与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历次全会，您提了哪些提案？当时是如何权衡的？提案的办理情况如何？

潘江雪：2018年是我当上政协委员第一年，坦率说由于没有经验，提交了一个范围很大的提案——“关于加快上海公益金融创新步伐的建议”。如今回顾来看，这个提案指向比较虚，但上海政协是“有提案必回复”，提案提出后很快相关职能部门就找我协商，讨论这件事具体指什么，做哪些事情可以加快“金融创新步伐”。经过深度探讨和沟通，我这才意识到，提案中的问题和建议不够精准、可实施性也不强。

2019年，我提了一个小提案——“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推进上海全民参与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执行中的作用”，这个意见基本得到了采纳。基于对行业的认知和体感，我还围绕社会组织行业建设和发展做了提案，针对社会组织无法享受人才优惠政策的现实问题。

2020年，我做了关于后疫情时代营造儿童友好校园与家庭的提案。疫情之后真爱梦想为社会提供了“真爱之声”在线陪伴服务，还做了很多关于后疫情时代“线上学习常态化”的家校建设的努力，到现在我们还在坚持每个月一期的“真爱之声”线上家长会，都25期了。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倡议，这对公益慈善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摸清情况，在有关部门指导下，我们在上海做了两轮深度的第三次分配专题调研，涉及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上海的市级和全国两会代表、新沪商代表、上海市社科院专家、法律和金融中介机构代表等，也组织上海市政协社科界别的召集人和委员参与调研，最终形成了38万字的调研文件和三份专报，反应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建议。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组织并参与主持市政协社科界别联合提案讨论会。（供图/受访者本人）

通过调研，我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国家对上海的定位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区和国际金融城市，上海在“金融+公益”路径探索上有条件发挥引领作用。但这次调研发现，大部分调研对象虽然都参与过慈善公益活动，但对现代慈善公益的了解仍然较少，认知还停留在较传统的层面，并不了解现代慈善公益还是一份公共事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第二，受疫情影响，各种国际慈善文化交流活动都暂停了，但疫情稍微缓解之后，上海这个对外交流窗口是不能关上的。

所以，2022年1月的上海两会期间，我基于上述充分调研的结果，分别组织了一份界别提案和一份个人提案。（编者注：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于2022年1月19日至22日举行。）

参与界别提案的委员大多都有丰富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经验，组织提案研讨的过程，让我受益颇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轮的调研中我发现，慈善公益要做好，不能只靠公益人，例如推动慈善信托，就涉及金融行业的支持和协同。因此我提出 “金融向善”的倡议，注重跨界金融人才的培育和孵化。希望促进金融机构的专业人更加了解现代公益，服务好弥足珍贵的“善心和善举”。所以今年我们上海政协社科界别提案的主题是“关于加快浦东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助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助力上海城市更可持续的发展。

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不能落地，是慈善公益领域的真实痛点。大额捐赠变成慈善信托，难以享受税收优惠。我们希望能在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过程中，用好这个政策空间。

3月1日，《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律师的提案和上海市政协社会科学界的建议，吕红兵委员的提案背后是我们过去一年时间所做的调研结果。他是法律专家，在全国两会期间，他的相关提案将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慈善信托免税等方面的制度供给力度。

*《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的提案和上海市政协社会科学界的建议。（供图/受访者本人）

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正式运作，我们能不能增强对欧洲和RECP的叙事能力，打造国际慈善交流的“上海模式”？上海作为国际交流的窗口，在疫情缓解后，基金会之间的国际交流还应继续开展。我们可以扩展与新加坡等国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公益慈善又是世界通用的社交语言，我们期待通过一些交流能持续推进民间慈善文化的互相理解。

总之，当好一个合格履职的政协委员其实并不容易，但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历练，我投入专门的精力和真诚的努力，去完成被赋予的责任——“做政协委员，有责任更有挑战。”

CFF：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您还获得上海市和国家级的多项荣誉称号。在您看来，这些荣誉和认可意味着什么？

潘江雪：真爱梦想从2008年成立以来，在助力全国脱贫攻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这些成绩，2018年12月，我获得了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这个奖项是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颁发的，原来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我作为社会组织代表能够获得这个称号，说明政府开始看到并重视社会组织。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和新联会主要对口支援云南。在我的介绍和号召下，上海市新联会的会员做了一次捐赠，捐赠非常踊跃，热情很高，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落地了钟屏小学的“梦想中心”，以真爱梦想擅长的教育脱贫，助力会泽县脱贫攻坚。曲靖市会泽县是云南最后一批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会泽县钟屏小学是异地搬迁学校，学生都是从山上搬下来的特困户子女，在教育改善和提升上有很大的需求。这次捐赠完成后，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云南省委统战部等领导都参与了梦想中心的启动仪式，还现场听了“梦想课程”。通过这次捐赠联结，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国家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解决了必需的硬件教育设施，而民间的教育公益项目能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和教师培训，给更多孩子拓展视野的机会。

*2020年9月16日，上海市委统战部一行来到云南省会泽县钟屏小学，考察“海上新力量”——梦想中心帮扶项目情况。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钢淼，时任曲靖市市委书记李文荣，上海市新联会会长胡光，上海市新联会副会长、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为“海上新力量”梦想中心揭牌。（供图/受访者本人）

2021年，鉴于真爱梦想在脱贫攻坚中的表现，我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月25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听了总书记讲话，感受很深。国家为脱贫攻坚投入了巨大力量，有机会参与和见证这个伟大的成就，我很自豪。同样，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被选入，我觉得很光荣，说明社会组织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有了能见度。

我所有的荣誉都来自真爱梦想和所有伙伴的不懈努力，我只是代表真爱梦想领受了这份荣誉，荣誉属于大家，属于所有为中国偏远地区孩子教育、公益慈善行业进步付出努力的伙伴们。

*2021年2月25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供图/受访者本人）

CFF：您以政协委员和新联会副会长的身份，还参与推动过哪些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事务？

潘江雪：2015年我参与《慈善法》的开门立法，了解到国家立法的流程、严谨的规则和反复斟酌打磨的过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立足于公益慈善行业的政协委员，除了提案外，我也在竭尽所能的推动行业发展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公益人天然的行业责任。《慈善法》出台之后，配套的法规一直没出来，长期在实操一线的基金会，我们深感颇多掣肘。在多个场合，如有机会，我都会呼吁尽快落实和完善公益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探讨《慈善法》执行中可以完善的地方。公益慈善行业从业者、专家积极发声和呼吁，加快了《慈善法》修订的进程。

2020年《慈善法》执法检查后，真爱梦想联合多家基金会，共同资助了法律专业人士、高校专家、长三角地区慈善组织等参与的《慈善法》修订研讨会。作为市政协委员，我还直接参与了《上海市慈善条例》制定的讨论。

*2018年9月13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在《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发布会现场发言，回顾自律公约诞生过程。（供图/受访者本人）

我作为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代表，是联系社会组织与党和政府的桥梁。2018年4月，在市委统战部、市社团管理局支持下，真爱梦想组织了沪深两地法律专家和社会组织联合推出行业自律公约。参会者参与了两天工作坊，听了一线的民非、社团和基金会对于自身发展、行业发展的看法和期待。两天下来，满墙贴的都是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自律公约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真正共创出来的，这是个“上下沟通、左右协同”、让行业之间彼此看见、相互理解的过程。自律公约过程很艰辛，但就是这个过程让上海市社会组织的整体行业形象更加清晰，也让上海市相关党政部门领导关注到上海社会组织发展的迫切需求，这就是互相增强信任的过程。

2019年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指导下，我参与了关于上海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课题组，这是中央统战部的国家级课题的一部分。我作为课题组组长，组织对上海市53家社会组织及其管理者进行深度调研。课题成果提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中央统战部，成为中央社会组织建设工作的参考文件之一。

*2019年1月10日开展《2019年上海市社会组织人才发展调研报告》课题成果发布会暨践行社会组织自律公约座谈会，上海市新联会副会长兼社会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作为课题组组长首先对课题调研进行了整体回顾。（供图/受访者本人）

2020年初新冠疫情一发生，整个节奏都慢下来，但疫情对脆弱的社会组织肯定有影响。为此，我迅速组织相关调研，了解疫情对上海社会组织的影响程度，短短九天收集了400多份问卷，撰写专报。2020年疫情好转后，整个社会都在复工复产，此时出台的政策，我们看到企业能享受国家的房租、税收减免政策，而社会组织却无法享受同等政策优惠。从调研中也显示，上海很多社会组织生存艰难。为此，2020年6月，作为新联会理事会副会长，我组织了上海市社会组织的“海上听潮会”，帮助政府更好地听到社会组织的需求。后来出台政策很快就有了调整，上海社会组织也可以享受到和企业一样的房租减免政策。

CFF：我们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尤其是今年3月以来，上海经历了极不平凡的抗疫保卫战，上海人民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大上海保卫战中，您带领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开展了哪些工作？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您本人做出了哪些努力？

潘江雪：3月中旬我开始关注上海抗疫态势，在3月25日我就提交了第一份专报，然而后续发展远超预期，各平台上一个又一个求助信息让身在上海的公益人坐卧难安。于是，我带领真爱梦想，联合另外三家伙伴机构的发起人，在4月8日正式发起“爱沪有我”抗疫紧急志愿行动。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潘江雪理事长亲自参与一线抗疫救援工作。（供图/受访者本人）

本次行动共252位志愿者参与求助行动，包括10家企业的70位员工。志愿者们分为12个工作组，包揽前、中、后台工作，合计处理2023条需求，共1380个家庭或群体得到帮助，有效响应处理率达68%，是全市救助平台中闭环最高的。我们还响应了全市9家方舱、1所高校、32家养老院、27个社区的援助需求。

作为市政协委员和新联会副会长，我也积极履职，提交专报与议案反应社情民意。

我在疫情期间共提交36份专报。这36份专报均基于“爱沪有我”的后台数据与团队调研形成，关注焦点放在声音更难被听到的脆弱人群身上，比如非户籍人群、疏通小物流堵点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养老院中的孤寡老人等。

在真实的救援场景下，求助平台和社会组织社群中接到的信息瞬息万变，对一些紧急但微弱的求救声而言，你的关注可能就是那根救命稻草，你的援手可能就是那颗定心丸。

CFF：这三个多月的特殊经历，您对“社会组织协商”有哪些新的思考？

潘江雪：我们以往所说的社会组织协商通常包含：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商、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通过这次上海保卫战，我认为还可以增加社会与社会组织的协商，尽己所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以参与抗疫的切身经验而言，我们在抗疫中可以发挥三个功能：第一，社会广泛动员，筹资筹物响应紧急需求，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帮助弱势人群走出困境；第二，反馈一线问题，建言献策，推动政策优化与制度改进，提升整体福祉；第三，利用社会组织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弹性，从细微处安抚和安慰人心，促进对秩序和文化的信心。

当然，社会组织的以上三个功能需要在政策及制度支持下才能充分发挥。需要构建重大事件的“PPP”协同机制，邀请商业、公益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重大问题应对和解决，充分重视民间的活力和网络，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自在抗疫中的优势，建立“三位一体”的协同抗疫组织体系。具体而言，一是需要加强应急救援和社会法理领域的研究；二是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增加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比例，补充政策制定的人文社会视角；三是搭建政社交流的平台，组织“海上听潮会”；四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带头作用。

CFF：您曾在证券金融行业从业多年。证券投资基金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与各级地方协会，协会的力量很大，在政府监管部门和每一家协会成员机构之间，真正起到咨询、沟通、监督、自律、协调等中介功能。基金会行业能否借鉴基金行业，未来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

潘江雪：行业协会是“人合”组织，要做很多关于人的事情。基金业、证券业的行业协会，要处理资质问题、行业自律问题、会员管理问题，还要处理矛盾纠纷，进行处罚等等。行业一旦大了，单个公司去跟主管、监管部门沟通要花费很多成本，也不经济。因此，行业协会在自律前提下促进行业健康长远发展非常重要。基金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对行业人才质量也有把关，从业者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才能执业。这固然抬高了人才准入门槛，但也提高了人才质量，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了基础保障。

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概念太大，涉及到社团、民非、基金会。社团、民非这些组织的业务和基金会、慈善组织差异很大，所成立一个涵盖所有社会组织的行业协会，我认为难度系数太高，即使成立起来，后续有效运营会遇到很大挑战。而基金会是一个地区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风向标，需要专业化管理。因此，我认为建立基金会的行业协会可行性更高，并且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试点，探索模式，为行业发展沉淀本土知识和经验。

第一，基金会监管的严格程度是所有社会组织里面最高的，评“5A”难度也很大；第二，基金会的资金募集量很大。一个普通的社会组织“做砸”了一个项目，社会影响范围不会很大，但一个在募款、项目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基金会，一旦职业操守出现问题，就会引起比较高的关注，对整个行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有一个行业自律组织，可能就可以为行业打好基础建设的底子：首先可以自我监管，在行业内先行监管和自我约束，做大众舆情发酵的“防洪坝”；其次，也能为基金会提供岗位专业培训，培育面向未来的高质量人才；再次，推动研究，提炼行业知识沉淀与案例，做好行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

基金会财务的会计准则和商业机构是不一样的，基金会项目管理和成效评估也非常专业，与国际基金会相比，中国大量基金会还是有不足。我建议，将来基金会项目官员是否可以像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一样，有准入资质。这是长远规划，短期可能实现不了，但我们要重视“筹钱不容易，花钱却更难”的问题。一批专业的项目官员进入到这个行业，才是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

基金会行业和证券投资行业很相似。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是金融机构金字塔的塔尖，数量不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监管力度也非常大，薪酬自然就高。如果大家希望基金会专业人才的工资提高，首先要足够专业，经得起考验与问责。公众为什么觉得把钱交给公募基金经理理财更放心？可能是因为他们理财更安全、透明、专业，现在也更便捷。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就像“花钱的基金经理”：你能比我花得更好，更专业、有效、直接，我为什么不委托你解决社会问题，把小钱汇聚起来办大事？

真爱梦想2008年刚成立，2009年就做了年报发布会，为此还去了证监会学习取经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当时想法很朴素，就是以真爱梦想先“打个样”，探索下公益行业能否可参照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提高公信力。好消息是，这么多年发展，整个公益行业，至少是基金会的信息透明整体有飞速发展，有力促进行业健康成长。目前基金会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很多细节都参考了真爱梦想多年以来坚持的年报标准。

行业协会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维护行业权益”，还可以帮助主管部门分担一些本应行业自身承担和完善的业务，尤其是一些更精细的行业任务，例如提供公共服务、行业调研与基础研究、国际同业交流、专项业务培训，以及做行业自律和会员管理等。行业组织对推动整个行业基础建设很重要，基金会行业协会是未来一种可能的形式。

CFF：真爱梦想基金会近期发布了2021年报，您在年报发布会上表示，“真爱梦想深刻体会到跨界联结、协同共创，推进‘公共利益’的紧迫性，因此，我们不断与各级政府、教育界、企业界、公益同行，共同推动着公共利益责任共同体的建设。”在您看来，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加速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社会组织如何倡导构建更多符合现代性的“社会契约”？

潘江雪：今天，我们需要面对源于社会韧性不足的众多内外部挑战，无论是战争、自然灾害、“躺平”还是青年一代意义感的普遍缺失。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下一个突破点就是共同构建新的社会契约：一个人人参与、多领域协作的教育未来。当然，这样的努力并非一蹴而就。符合现代性的“社会契约”的建构，社会组织不仅需要倾听受益人、捐赠人、合作方的声音，更应该汇聚各方善意，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社会共同加持下，肩负起历史使命，积极参与跨界共治，通过教育、通过公益培养真正的“社会人”。呼吁每一位公民，利用自身职业身份和家庭身份之外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社会韧性的再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