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近年来,公益创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什么是公益创业?它与“社会创业”“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等概念有何区别?公益创业有哪些特点?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公益创业又有哪些机遇?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连线采访了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忠,谈谈他对公益创业定义和发展趋势的看法。
汪忠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社会企业’是‘公益创业’的一种形式”
马广志:“公益创业”这个词近几年比较火。它与“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等概念有何区别呢?
汪忠:“公益创业”是一个舶来品,英文是Social Entrepreneurship,Social Innovation或者Social Enterprise,也被翻译为“社会创业”、“公益创业”,或“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精神等名称。“社会企业”是“公益创业”的一种形式。
国际上对公益创业概念有几十、上百种之多,但我一直推荐的是牛津大学对公益创业的定义,即:公益创业是个人、机构和网络,通过捕捉新机会,处理社会机构供应不足或者应对是社会环境产品分配不均,从而挑战传统结构失效的产物;可以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创新立业,而大多介于两者之间的,在公共部门也存在公益创业。
马广志:看您的履历,您很早就开始研究公益创业了。
汪忠:我是从2004年开始公益创业的探索和研究的,与同道一起先后创办了基金、社会企业、公益创业研究机构,进行公益创业的教学、研究和实践。2013年8月开始到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做公益创业的访学研究,2016年1月到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学习。
我和中国公益创业领域多有接触,印象最深的是北京2009年“壹基金”年会的讨论环节,我向公益领域代表建议,中国的部分公益组织可以考虑向社会企业学习。当时会场上绝大多数代表(大概几百名)挥着绿手帕表示强烈反对,只有十几名接受了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英国文化协会计划于2009年至2012年开展的一个大型全球项目。由英国大使馆、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携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及南都公益基金会主办)的同学表示支持。
2006年,我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公益创业”命名的大学生社团——滴水恩公益创业协会,2007年我们又成立了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后来意识到,公益创业需要强调能力和技能的提升,需要“授人以渔”,就要有造血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单靠别人捐钱,做好人好事是无法可持续的。所以,到2008年就成立了长沙滴水恩公益创业孵化有限公司,项目获得了第六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如果人们认识问题的观念没有改变,公益创业的发展会很麻烦。2008年,湖南大学就开了国内第一门公益创业课,2019年编写了国内第一本公益创业的材料《公益创业学概论》。
“公益创业有三个特点”
马广志:与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商业创业相比,“公益创业”有哪些特点?
汪忠:与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商业创业相比,“公益创业”与传统商业创业越来越没有明确和清晰的界限。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首席执行官Peter Holbrook撰文表示,英国的慈善机构超半数收入来自经营,商业运作成趋势。
牛津大学对公益创业的定义里,包含了三个特点:公益性、创新性和市场导向性。
“公益性”的内涵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背景、过程和(或者)结果。我是辩证性的来理解的,没有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就没有公益。公益是以承认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我现在特别怕有些人,一天到晚讲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只能针对极小部分没有生活压力品德高尚的人。大部分人,包括慈善公益组织的人,也面临生活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收入来源。
“创新性” 意味着这是新思想的产生和新模式的创建,从而解决社会或者社会环境问题。举个例子,30年前,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争论,很多学者从课本里去找定义,结果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就是创新。创新性就是不要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教条出发,而要有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制度、新标准等等。
概括来说,公益创业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制创新,包括新产品和新服务;二是增量创新,指现存产品和服务的更多社会效应的新用途;三是颠覆性创新,即构造社会问题的新标准新定义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市场导向性”同表明公益创业的绩效驱动、竞争性和前瞻性,这需要更大的责任担当和跨部门合作。公益创业既专门针对传统的竞争市场,但又另外拓宽 “市场”的概念,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市场交换价值,它嵌入了公益性和社会性。
所以,一定要重视公益创业的效率效果,这需要摆脱道德绑架和形式主义,重视业务模式创新,不排斥商业和技术手段方法,重视管理创新,需要理性、包容、开放、创新的探索。
马广志:但现实是,我们的很多社会组织在追求效率和效果上还是不够的。
汪忠:不是不够,有的甚至存在巨大的浪费。有社区为社会组织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和资源,但却是以公益的名义在浪费资源。徐永光老师说过,“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资源的无效使用是最不道德的”,他提出“商业向左,公益向右”,“但是公益向右,公益的改革创新动作很小,我们公益机构,如果还是故步自封,自我封闭,自我陶醉,其实是很不利于公益人和组织的发展。
“公益创业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马广志:您判断,公益创业未来发展的态势是怎样的?
汪忠:其实就是徐永光老师那本书的名字,《商业向左,公益向右》,这也是公益创业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希望社会组织能有市场的概念,有客户的概念,有效率的概念,要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来新的方式更有效的配置资源,这是公益向右。另一方面,商业向左是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考虑他人的利益,考虑社会的利益。
但是,公益创业的概念虽然现在越来越火,整体情况却有点 “左”了。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商业可以向左,公益不能向右。调子唱的越来越高,道德绑架越来越厉害。希望公益创业人士真正强调效率和效果,强调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2017年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论坛上,徐永光就说,不要一天到晚争论社会企业与公益慈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提高效率,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福利,不要在概念里打转转。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瑞军老师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完全赞同。
马广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公益创业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汪忠:国内对公益创业的理解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国内慈善和公益学界,谈及公益创业,关键词均为“奉献”、“无私”、“道德”等,几乎是排斥“商业”、“营利”;一类是,国内有经济学和商学背景的人士,对其的理解更接近国外狭义的公益创业的界定,就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活动;另外很特别的一类是公益创业实践者,以实践为导向,不理会这些“虚”的概念界定。
我访学的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公益创业形式丰富多彩,有教学、研究和实践,有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和志愿公益活动等多种实践形式。
国际上很多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研究主体既有传统的社会公益组织人士,但是相当一部分主力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在研究。因为国外狭义公益创业定义,就是强调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活动。与之相比,我们研究的主体偏向于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看起来越来越火,但事实上与国际相比,似乎偏左了,国内商学院声音是不足的。
当然,这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是鄙视商业的,认为“无商不奸”,所以公益创业只要涉及到商业手段,就本能地反感和排斥。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底层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国际上,对公益创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企业家,但在国内,现在看到的却是企业家声音不足,经济管理研究的声音也是不够的。
“公益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
马广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公益创业带来了哪些机遇?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汪忠: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技术上,国家都会有巨大的投入,这必然为公益创业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和资源,公益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的。
我是安徽农村长大的,所以对乡村充满的感情。我后半生,就是要把公益创业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结合,而且现在也在做具体的项目了,我的本职工作本来是教学科研和实践。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空谈概念,更愿意去实践,去真实面对社会需求。
马广志:在乡村振兴中进行公益创业需要注意什么?毕竟,乡村与城市的环境还是不一样。
汪忠:首先,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呼声,也就是从乡村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痛点出发,然后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从广义上讲,40年前的小岗村的大包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公益创业,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其次,要注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要以为自己的东西就是真理。我希望可以动员更多资源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创造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
马广志:乡村振兴中的公益创业,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汪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兔王”的旭平兔业集团创始人任旭平就开始了中国公益创业的探索,通过养兔事业,他开创了“一个帮一个,一个传一个”的扶贫模式,探索了非营利组织、企业、志愿公益活动以及研究机构等社会创业形式,帮助很多人脱贫致富。后来,这个案例还入选哈佛大学的公益创业案例。
马广志:政府和基金会对公益创业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
汪忠:政府首先是要制定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支持公益创业,另外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流程上更加公开透明,同时把资源配置到该配置地方。不同类型基金会则要发挥自己各自的优势,要建立科学的制度流程与规范。公益创业最终最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对公益创业的人才进行引导培训,但要真正做好调查选拔工作,做好前期尽职调查,要真正让符合伦理道德的人,要真正让德才兼备的人得到帮助和重要,这很难但是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