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中国公益在不断发展之中。当初“九九公益日”兴起时,大家还不知何为公益,而今天,“人人公益”的大氛围基本形成。中国公益完成了“从无到有”,但如何“从有到好”?消除腐败、倡导透明是老生常谈,但仅此是不够的。今天的中国公益似乎面临两个必须的转变:从“形式透明”走向“深度透明”、从“无效”走向“有效”。
01
不透明的公益
“不透明”一直是公益行业的常态。
曾经,基金会、公益组织是不需要公开财务和项目信息的。过去十年,在无数从业者的倡导之下,信息披露已成为行业明确的规则,是公益组织的标配。
但是,绝大多数组织的披露浮于表面,“假透明”的现象十分普遍。随便找出一份年报、翻到财务数据一页,如果你读完之后一头雾水,这应该不是你的错误。许多财务报告混乱不明,管理费、人员成本、项目成本的定义模糊,各类数据掺杂在一起。有的公益组织背后有企业支持,有些工资和成本都体现在企业的账目上,让公益组织的财务报告更加晦涩难懂。
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如同“天书”一般,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无异于敷衍了事。这样的透明无法让公众理解公益项目的内部情况,用套路式的公开掩盖真实的问题,阻碍了公众监督和评估。我们离深度、真诚的透明还很远,这是未来行业需要努力的方向。
02
无效的公益
“没效果”是公益圈的“皇帝的新装”。
公益承载着无数人的善心和资金。这是公民实现利他抱负的场所,也是民间利他事业专业化的产物。公益给社会作出的承诺响亮和坚定:救死扶伤、创造改变、关注弱势群体、解决被忽略的问题、让世界变得更好。公益的成功如果只是铲除腐败、确保透明,未免标准过低。但是,在诺大的公益行业里,上千亿的年开支、数十几万个公益项目,却只有寥寥可数的项目开展效果评估。
调查公益项目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发现,我国大量的公益项目从未经过效果评估。打开一些公益项目的公众号、筹款页、网站,试着研究一下公益项目的蛛丝马迹,你就能体会寻找效果评估报告的困难。有评估的组织凤毛麟角。而即使一个项目做过评估,也不意味着质量过关。很多机构将评估与满意度调查、营销混为一谈,将评估变成“用金钱买口碑”的工作。
我无法想象中国今天任何其它上千亿的支出,对效果不闻不问。如果这不叫丑闻,我只能说,我又高估了中国公益的底线。许多从业者对此心知肚明,但却鲜有人提及。失败的方式总是远多于成功的方式,项目好坏与团队是否真诚、真心、正直无关。在中国,高质量的评估几乎不存在。我们为公益付出大量的资金、汗水、心血、眼泪、流量,但在验收公益时,却依赖着未经事实检验的“直觉”和熟人之间的互信。公益圈还使用如此原始的做法,如同科学革命、现代化从未光顾公益。关于公益效果的讨论无从开始。
当然,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默认公益项目是有效的,直到它被证明无效。我称之为“默认论”。“默认论”的常见版本是,一个项目只要透明、没有腐败、严格按计划支出捐赠,就大概率是好项目,至少不会太差。许多人捐款时可能没看过项目效果分析,但他们会默认项目是好的。
这是许多人关于公益的认知误区,因为“默认论”严重违背事实。首先,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预设好的结论,这有违科学的精神。其次,从全球来看,在所有被评估的项目中,高达75%显示为弱效果、无显著效果甚至负面效果。考虑到接受评估的项目往往是实力较强的项目,他们拥有长期运营经验和充足的资金,未被评估的项目情况恐怕会更糟糕。在教育领域,有效的公益项目仅占10%。在医疗领域,该比例上升至20%~50%。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医疗项目许多已经做过临床试验、在手术/药物有效的前提下,仍有50%~80%的失败率。【1】当然,这是全球的数据,与中国未必相同。但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公益的质量显著好于全球水平。因此,我们不仅不能默认公益项目有效;正因为有效项目如此罕见,我们有理由默认公益项目是无效的,直到它被证明有效。
03
阻碍效果评估的三个因素
中国公益缺乏评估,这算是公益圈内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背后原因众多。
轻视知识和信息
首先,公益行业轻视知识和信息。
很多机构没有预留项目评估的预算,问起原因,常说是“评估太贵”,哪怕项目资金动辄数千万。这反映的不是绝对资金的缺乏,而是资金分配的问题。
举个例子,救灾是最受欢迎的公益捐款形式,每当重大自然灾害时,举国上下踊跃捐赠,部分企业或个人单次捐款数额甚至过亿。大量的救灾资金背后是真诚的愿望,希望能够救死扶伤、挽救生命。但同时令人费解的是,我几乎没听过公益行业里针对救灾公益进行总结,分析项目效果究竟如何。似乎救灾的“伟光正”和排山倒海般的投入,足以让任何对效果产生疑问的人闭嘴。这里欠缺的显然不是现金,而是对效果评估的重视。
评估是生产知识的过程,帮助我们了解项目是否有用、如何提高。信息很重要,但捐赠人似乎严重认知不足。一位清华教授曾向我表达他的困扰。对方表示,一个企业经常愿意动辄上千万去修学校、医院,但是不愿意花100万、200万来做评估研究,并想清楚如何最有效地捐款。这是常见的现象。许多捐赠者希望将钱全部花在项目运营上,忽略对效果的检查,导致项目结束时效果不明。研究分析的资金投入过小是当前的普遍现象。
而知识其实不昂贵。评估界公认的金标准是随机干预实验(RCT),开展一次大约需要两三百万元,比起动辄几千万的项目花费来讲是可以负担的。国际上的援助项目通常会预留10%的资金用于评估。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不大力投入研究,我们如何知道分配资金的好办法?在缺乏事实指导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样的考虑在决定公益资金的走向?这值得我们深思。
不知如何面对失败
其次,很多人不知如何面对公益的失败。
面对失败,我们看到公益人的两种态度:极力掩盖和过早放弃,两者皆不可取。一个RCT动辄百万元的费用,如果评估发现项目无效,机构会面临生存危机。举例来说,某家教育基金会评估自家项目,第一年聘请了一支国际级的专业团队用RCT验证后显示项目基本“无效”。第二年,他们更换评估团队,拿用户满意度调查替换了RCT,结果项目效果变为“显著提高教育质量”。一年时间,通过更换评估团队,各项评估指标均大幅提升,令人哭笑不得。
我们不应该因为惧怕失败而蒙蔽双眼。这掩耳盗铃般的做法如同因为害怕得病而不去看病,最终耽误自己的健康,甚至错过挽救的时机。当然,如果采用科学、实证的标准进行评估,很多机构的项目恐怕都达不到有效的标准。可能也因为如此,这套标准才不受欢迎。既然科学不能保证说好话,为什么要讲科学,对吧?如同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中药,即便没有充分的临床试验数据,很多人也愿意相信其治疗功效。这种“安慰剂”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公益领域对客观科学评估的排斥,也促成了“中药式公益”的泛滥。大家做公益大多出于很好的动机,但公益人应该努力突破这种雾里看花的局面,用科学的视角,看到公益项目真实的效果。
在极力掩盖之余,有的失败项目被过早放弃。一位研究农村眼病的学者曾向我们表示,白内障手术很有效,普及的困难在于如何让村民更加接受手术。他们曾经在农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无法提升接受率,于是捐赠者撤资、研究提前终止。但果项目继续进行,研究者便可以把尝试过的失败举措总结出来,供以后的人参考,避免同样的错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高的基础。深刻理解失败的案例才能让我们离成功更近。然而,国内公益圈很少总结失败经验,好像从未有失败的公益项目一样。国外的RCT也有无效的案例,但时常能够看到对失败的总结。
很多资助者也不知如何对待失败的案例。似乎,资助一个无效的项目是件“丢脸”的事情。如果项目没成功,资助可能被暂停,项目方会失业,这一系列影响造成少有人会承认失败,公开总结失败经验更是少见。失败、犯错,本身并不丢脸。但如果看到失败就撤退,失败只会停留在认输,而公益也错失了一次进步的机会。
“江湖文化”作怪
第三,公益圈的“江湖文化”对公正、客观、理性的评估并不友好。中国公益圈有许多小圈子。大佬、中生代、青年从业者们都有圈子,平日里占山为王、相安无事。这些圈子围绕公益话题和个别的枢纽型组织(比如一些主要的资助者、攒局者)展开,是刷脸、闲聊、交朋友、了解行业内幕的场所。这促进了业内的信息互通。
但同时,公益圈的“江湖文化”抑制了关于效果的讨论。毕竟公益圈不大,主要资方有限,大家行走行业,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时在会议上、微信群里碰到。一个理性人进入“江湖”,自然会形成一些不言自明的默契,在公开场合相互吹捧称赞、避免尴尬问题。除非遭遇重大危机,否则行业主流很难有推动变革的动力,这一点放诸四海皆准。但公益项目的真实效果几何,大多数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面对评估,一个坦诚、开放的心态相当关键。公益缺乏评估,乐观点讲,这是公益圈面临的一个明显机会,是一个低垂的果实。大量之前被埋没的组织有可能在讲科学、讲证据的时代脱颖而出,创立新的公益秩序。但悲观点讲,缺乏效果评估或许是等待公益界的又一丑闻。自郭美美以来,公益从来都“丑闻缠身”。虽然这些丑闻不总是公平(比如,郭美美其实和红十字会没有关系),但一次次的危机让公益一直遭遇信任问题。一个丑闻,要花数年的工作平息。
丑闻是暴露问题的良好契机。一个“郭美美事件”促进了公众对公益提高要求,强调“透明、可追溯、不腐败”。这是公益发展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们需要看清大量公益项目无效的事实,并学会面对公益的失败。这不意味着躺平,接受失败。恰恰相反,这是直面公益的挑战,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当初加入公益时希望服务世界的愿望何在,然后在真实世界中寻找事实,来验证我们是否实现了初衷。最终,公益要从“不知效果几何”走向“测量真实效果”,从“无效”走向“有效”。这才能够实现它弥补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承诺。
04
做有效的公益
如何推动有效公益?
我想,任重,道不远。中国公益从“无效”到“有效”的方法和项目都存在,但当前遵循这套标准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从方法来看,RCT评估已经很成熟,国内有许多专业团队有能力实践,来自诸如上海纽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这是全球项目评估的公认做法。就像任何科学工具一样,RCT当然有改进空间,但前进的方向足够明确。
从项目来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是有好项目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也足以“掐尖儿”,在卫生健康领域,我们就已发现了上海新奥基金会的眼病防控项目和佑心基金会的先心病项目。
今天我们急缺有担当、有知识的捐赠者。
到底谁是捐赠者?这个词听起来虚无缥缈,少有人认同这个身份。其实,我们都是捐赠者。无论你年捐10元还是10万元、1000万元,都应该认真对待这笔捐赠,因为你在尝试用捐赠影响、帮助他人,我们要对他人负责。捐赠者用资本决定着公益的走向。当捐赠者用钞票为好项目投票,公益才会出现更健全的反馈机制,走上健康的轨道。因此,捐赠者要建立科学、理性的认知,奖励好效果、惩罚坏效果,逐步摆脱用苦难叙事和受助者的尊严博取同情的筹款套路,不再允许公益组织用晦涩难懂的财务报告装点的门面。
捐赠者在公益的道路上,时刻被公益组织影响着。因此,公益组织也应该承担起引导捐赠者的任务,而不是一味迎合捐赠者对公益的粗浅认知和兴趣。在有效公益之路上,我们常感孤独,但偶尔会遇到同道者。例如陕西师大的史耀疆老师,他的团队是国内顶级的RCT团队,有多个立意明确、证据扎实的研究值得关注。再比如资助者圆桌论坛(CDR)的李志艳老师。CDR也在倡导有效公益的理念,主要面向资助型基金会。
在做公益盒子之后,我的视角也有所转变。过去我想的是拿钱、做事、出活;现在我想的是拿钱、做正确的事、等风起。或许中国公益还未准备好用科学方法进行自我审视。中国公益是一艘还在修建的巨轮,关键零件不到位,只能热热闹闹地原地打转,不可能远航。随着积累增加,相信会有更多人关注如何将公益做得更有效。在将来的某一天,有效公益也许会掀起中国公益新的浪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积累,坚持正确的理念,并把时机交给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