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在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之下,如何具备全球影响力,是一个不容忽视和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于2020年经欧洲基金会中心(EFC,现名为欧洲慈善协会Philea)授权翻译了《欧洲基金会中心自律办法:基金会迈向最佳实践的原则》,并与资助者圆桌论坛(CDR)联合举办了美国洛克菲勒慈善咨询(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RPA)开发的《慈善框架理论》线上研讨会。
结合对欧美基金会行业推出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标准,基金会论坛秘书处总结了三项中国基金会追求卓越发展的思路,供中国基金会学习参考。
▲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已于今年着手研发“中国基金会的组织发展指标体系”,围绕这一体系进行自律倡导和开展赋能活动,为基金会追求可持续和卓越发展构建支持系统,从而推动基金会行业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力量。该项目由“千百计划 |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资助,感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适用范围
美国慈善框架理论
随着全球捐赠文化的兴起,财富持有者初次接触慈善的年龄越来越小, 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慈善的概念外延也不断扩大(如:影响力投资;对“社会企业”模式的关注改变了企业捐赠的方式;“企业社会责任” (CSR) 愈发重视社会效应;捐赠人建议资金等等),并且,许多传统进行项目资助的基金会也更多地参与项目设计与执行,并不单纯是传统的资助方角色,所以,美国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访谈了欧美、亚洲和拉丁美洲超过75家基金会, 并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制定了这套“慈善框架理论”。
这套理论的受众如下:
新兴/成熟的慈善机构,包括基金会、信托、捐赠合作社、有限责任企业、捐赠人建议基金、直接捐赠。
欧洲基金会最佳实践原则
由于欧洲基金会的法律实体在各国的法律框架下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为了适应和包容欧洲基金会的不同运作方式、传统和多样性,考虑基金会的规模和类型、或所在地域等因素,因此,“欧洲基金会最佳实践原则”对适用机构进行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约束,以将“基金会”区别于一般“非营利组织”。
♦ 掌握自有资产
♦ 具有独立的治理架构
♦ 将资源用于公共福祉
很多国外的公益从业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基金会的核心特征,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有捐赠人制定的基金会宗旨、独立的财产以及独立的组织。我的理解是,基于捐赠人的捐赠资金(原始资本金)和意愿而成立的独立基金会,并且将原始资本金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基金会的为数并不多。
——孙春苗(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原则1:独立治理
美国慈善框架理论
慈善框架理论用了“章程(Charter)”来形容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治理结构及决策方式,表现形式上包括了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规则和惯例,具体包括六个要素:治理、决策、使命和目标、价值观、承诺、运作范围。
基金会的章程,可以说是其最高级别的治理和决策形式,可以说,它是基金会创建的第一步、是确立使命的前奏。
机构运作和开展的方式是符合机构创立的初衷,或是随着时代变迁(和需求改变)和领导更替而进行变化,这都是“章程”需要关切的重点。
慈善框架的第一个部分是章程,包含了六个要素。其中,价值观和承诺这两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大部分的组织章程中还没有把这两个方面说得很清楚。
——李弘(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在一个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机构中,理事会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很多基金会的理事会正逐渐减少操作性、而更加趋向于战略性。对于资助型基金会来说更是如此。同样,驱动理事会产出更加具有战略性的决策需要包括:理事会自己乐于变得更加战略性、一套成熟和发展的流程、执行团队希望获得更大的授权和赋能、理事会和执行团队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为理事会的对话提供新的方式、并采纳新的数据收集方法。
在RPA发布的《欧洲基金会理论倡议报告2016》中,有受访者提到:“毫无疑问,治理是所有事情的核心,一切都来自于治理模式、治理能力和对治理的理解。”并且,这种将理事会的对话讨论更多引向战略层面的尝试,并不是少数欧洲基金会的专属。
欧洲基金会最佳实践原则
基金会具有明确且独立的决策主体,并遵循较高的伦理标准,且其成员按照固定的规则和程序提名产生。
基本要求:
☛ 理事会制定机构的战略目标,并确保机构项目、运营和财务符合这些目标。
☛ 具有清晰的治理架构,并按明确的规定向公众公开,如理事会的职责及决策程序等。
☛ 治理主体中的成员,按照既定规则定期更新和轮换。
☛ 具有理事会的薪酬(补贴)制度,以及解决理事会成员利害冲突的明确措施。
进阶建议:
☛ 公开机构的创立背景,比如包括:当前和曾经与政府及其他主要利害相关方关系的详细说明。
☛ 理事会成员的任命要适当考虑其资质和经验;并具有保证理事会多样性(强调不同性别、出身、年龄等)的相关措施。
☛ 对理事会的绩效表现定期进行评估。
☛ 公开理事会的薪酬(补贴)制度及具体细节,和解决理事会成员利害冲突的明确措施。
原则2:透明度与公信力
美国慈善框架理论
慈善框架理论用了“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来形容基金会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如何表达这种角色、并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互动、沟通等。具体包括受监督性、合理性、透明度、对社会的影响方向、独立性、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六个方面。
由于慈善框架理论更加适用于资助型基金会使用,因此,“资助对待风险的态度”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基金会如何在“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和“谨慎使用公共资源”中寻求平衡,确保资源可以得到充分使用,并促进公共利益,必须进行有效而审慎的管理;若基金会不能大胆投入资源、并承担创新带来的风险,社会进步和变革将无从谈起。
福特基金会在新的战略规划和调整中,使用了慈善框架做为指导,思考可以支配的资源是什么,拥有的能力是什么,从而实现战略的转型和顺利过渡。……慈善框架中提到的将资源跨部门联合,把基金会的资源和组织的使命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影响力。福特在这方面也做了探索,已经发现一些新的想法,同时还精简了人力,增加了力量。
——谷青(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
欧洲基金会最佳实践原则
基金会以全面和易懂的方式传播其工作的领域、目标和成果,将透明度作为所有工作的核心。
基本要求:
☛ 通过网站和其他宣传资料,全面而公正地展示机构的行动和战略。
☛ 公开机构相关制度法规、章程、资助申请指南,以及理事会和员工的名单。
☛ 在考量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公示资产负债表、年度报告和包含资助总金额在内的项目清单。
进阶建议:
☛ 在网站上以多种语言呈现机构的基本信息。
☛ 公开理事会成员和管理层人员的简历。
☛ 传播的重心,不仅要注重机构的活动(activities),还要注重其成效(outcomes)。为了鼓励学习,因此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值得分享。
☛ 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与公众和其他利害相关方互动的方式。
☛ 制定并公开机构内部的伦理准则。
☛ 公开管理层人员和和一般员工的薪酬范围。
☛ 机构以参与对话、联合倡导等为目标,积极致力于与利害相关方进行沟通,从而推动具体议题的议程设定工作。
原则3:运营管理
美国慈善框架理论
运作模式,即机构使用资源的方式, 及战略执行所需的结构和系统。了解成立初衷并确定机构的运作范围后, 机构必须建立相应的运作模式。同一个机构在不同的项目领域中,可能采用一种以上的运作模式。
一个机构的运作模式可以拆分为运作方式和运作能力两个部分。运作方式指机构在资源获取、决策方式、行事风格、灵活性、项目规划、人脉关系这六个方面的表现的方式如何。
☛ 资源获得: 外包还是自建
☛ 决策方式: 中央式决策还是分散式
☛ 行事风格: 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反应
☛ 灵活性: 鼓励创新还是强调纪律性
☛ 项目规划:广度还是深度
☛ 人脉关系: 依靠网络还是单干
每个机构都需要具备这六个方面的能力,而应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能力,则由运作方式决定。
欧洲基金会最佳实践原则
1 运营
基本要求:
☛ 资助计划和申请程序的相关信息均公开且便于使用。资助申请方可在预定的期限内获得资助决定的通知。
☛ 具有适当的流程,帮助潜在合作伙伴和受益人充分了解信息。
☛ 行政职能和非行政职能界定清晰,从而建立内部的制衡体系。
☛ 具有解决员工利害冲突的明确措施。
☛ 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和培训提供机会和资源,并定期对员工的绩效表现进行考核。
☛ 采取措施评估和解决运营中各个方面的风险。
进阶建议:
☛ 在项目和计划的设计阶段咨询利害相关方。
☛ 为被资助方和利害相关方提供在线的反馈机制。
☛ 定期调查反馈,包括被资助方、以及未获资助者的意见。
☛ 如果有未获资助的申请者要求,应解释资助决策背后的原因、以及可重新审议其申请的具体条件。
2 财务
基本要求:
☛ 编制并发布年度财务报告。
☛ 公示独立的外部审计报告。
☛ 具有内控机制,确保资源和支出的合理性。
☛ 理事会具有投资专业背景,或从外部聘用投资专家。
☛ 已经制定了投资方针、投资战略和资产配置方案,且三方的决策结构界定明确。
进阶建议:
☛ 公开机构预算、投资方针、投资战略和资产配置方案等信息,以及其决策结构。
☛ 对投资方针、投资战略和资产配置方案进行外部审查。
☛ 把机构使命和与项目相关的投资行为,视为支持实现机构宗旨的途径。
EFC(欧洲基金会中心,现名为欧洲慈善协会Philea)的前主席Gerry Salole博士分享欧洲基金会面临的挑战,如社会对基金会过高期许、工作焦点需要经常变化、各种基金会之间的界限模糊、彼此之间需要联合等,与中国基金会当下面临的很多问题有异曲同工。
1、社会对于基金会存在过高期许
盖茨基金会(总资产在300亿欧元以上)等大型基金会的存在,让其他基金会“变小”。政界、社会将基金会等同于盖茨基金会,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基金会都很小,而且一个国家所有基金会的资产加起来也肯定是远远比不上国库。这导致基金会们在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2、基金会的工作焦点经常变化
当前的社会大环境变化很快,欧洲福利国家的福利在减少、气候变化、老龄化、移民问题等,这导致基金会的工作焦点经常在变。事实上,基金会的工作目标应该稳定,但又必须去应对外界环境和问题的迅速变化。
3、基金会的活动余地在减少
一方面,政策法律等对于基金会的管制(比如资本转移)在增加,要求的报告义务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基金会也要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批评。这要求基金会要利用现有的条件去做各种尝试,提高工作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4、各种基金会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作为foundation一词的产生地,英国人用foundation反而比较少,更多的用trust。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用foundation较多,但有点滥用,比如将智库、政党基金会、筹款型基金会、国家拨款型基金会等都称作是foundation,失去了foundation的本意(有资本金、资本金收益用于公益、组织独立管理和运作),Gerry认为应该替换成philanthropy institution。
5、基金会的本地化和全球化
当代的基金会要回应当地诉求(local),结果发现必须联合才能有所作为,并与其他国家交流分享(global),实现一种新的工作模式(Gerry将其命名为glocal),即local-glocal的范式转变。虽然基金会自己行动会比较快,但是联网化才能真正将事情做好。
6、基金会的绩效评价
很多基金会为了展示业绩,要去考虑短期内的绩效和量化的成果,但是基金会必须去思考,哪些成果需要量化、哪些不需要,哪些要做短期考虑、哪些要做长期考虑。基金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学习是很重要的。
——摘选自“墨卡托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2017年成员孙春苗考察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