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与移植不是一个常见的公益话题，但它着实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是这些病患能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最为关键的机会。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是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主管，其宗旨是广泛联系和团结国内外关心中国器官（包含组织、细胞）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单位和个人，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建设和健康规范发展，宣传动员公民自愿无偿捐献和公平分配，开展志愿服务，培育符合国情的捐献文化氛围，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广泛开展人道救助和慈善救助工作。基金会的定位是政府施策的抓手、行业发展的推手、理念推广的旗手，自成立起便全方位参与着整个领域生态的建设。

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蒲苗、外联部副主任赵婕。他们向益盒详细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行业建设、慈善救助、专项基金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并讲述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行业突破“三不主义”封锁，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改革之路。

展望未来，基金会的同事表示，就“供需”极不平衡的行业现状而言，当前器官捐献与移植行业最迫切的需求，是唤醒大众的捐献意识。根据基金会网站的志愿登记数据，高校学生、年轻人是响应度最高的群体，医生是使捐献得以发生的“关键倡导者”。

TIME

时间

2022年3月4日


METHOD

方式

线下采访

INTERVIEWEE

受访者

蒲苗，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赵婕，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外联部副主任

INTERVIEWER

采访者

何流，公益盒子CEO；

李治霖，公益盒子研究总监

TOPIC

主题

癌症筛查 有效公益 专家访谈

器官移植——临床医学的“宝塔尖”

Q:请您先科普一下器官移植的基本信息？

A:器官移植被称为临床医学的“宝塔尖”，很多慢性疾病发展到最后都是器官衰竭，而器官移植可以给器官衰竭的患者第二次生命。简单来说，器官移植，于患者而言就是重生。器官移植现已经过了从临床试验到临床应用的发展历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拯救了众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器官移植手术并不是所有外科医生都可以做的，必须具备相关的移植资质才行。通常情况下，只有顶级的专家才能成为器官移植医生。同时，器官移植手术需要多科室联合，不是单一科室可以完成的，包括ICU、急诊科、神经科、麻醉科、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OPO），和泌尿外科、肝胆外科、胸外科等。从技术上来看，中国的器官移植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了。

不过，从捐献数量来看，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捐献的最新数据是2020年的，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每百万人中有38人捐献器官；第二位是西班牙，数据非常接近，37.9人；中国的数据就很低了，每百万人只有3.46人捐献。再看移植手术量和人口的比值，差距就更大了，西班牙4000多万人，一年做了4000多台移植手术；中国有14亿人口，一年只做了1000多台手术。

所以从前景来看，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Q: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现状如何？

A:首先，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等待者数量巨大，捐献水平有待提高；其次，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数量还不够；再次，器官移植手术效果很好，但手术费用也很高；最后，器官移植行业发展很快，但也存在规范化不足的问题。

“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器官移植改革

Q: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背景是什么？

A:为什么说器官捐献、器官移植意义重大呢？因为这不光是医疗领域的事，还涉及国家的国际形象和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我国在2015年1月1日前，器官移植所使用的器官还是司法途径来源，这一直为国际社会所抨击，特别是在人权和伦理方面。因此，国际社会对我国器官移植医生一直采取“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不允许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不批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的“三不主义”。

这一情况直到2015年才得到彻底改变，背景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我们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黄洁夫在2014年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用司法来源器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主席黄洁夫接受采访，图源百度百科

这里其实还有故事，2005年黄洁夫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时，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部长会议上他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使用死囚器官来源，这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开完会回国后，他就一直积极推行器官移植改革，也得到了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支持。

在黄部长的努力下，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从此，开始了器官移植法制化建设的道路。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历史沿革

“十年磨一剑”，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从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而到现在也只有几年时间，我国的器官捐献移植改革工作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一些原本质疑中国的外方专家亲自来中国看到了我们改革的成绩和付出的努力后，也开始支持中国。近些年，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也愈发完善，器官移植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这项事业进入了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围绕器官移植搭建的专业体系

Q:我国目前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工作体系是什么样的呢？

A: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图很好地展示了这一体系，黄洁夫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一体系由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质控体系和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组成，各体系都会涉及到一些单位，比如政府机构、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也在这一体系中各环节承担了相关工作。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来源：《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

这是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流程。第一步是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发现潜在捐献者，也就是知道谁有可能捐献；第二步是确认他能捐献，并对捐献者进行评估，还要跟家属谈。这个工作由各个OPO来做。

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流程

获取器官后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分配。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和共享政策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准则，目前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以下简称“COTRS”）以保证公平、公正、可溯源。同时，为了更好地完善分配政策，在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指导下，基金会还成立了COTRS科学委员会，负责器官分配政策的研究和顶层设计，旨在法治化框架下，不断提升我国器官分配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现公平、工作、科学、高效的器官分配。

分配后是器官的转运和移植，目前我国有180家医院拥有器官移植资质。

Q: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是干什么的？

A: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作为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基石和桥梁，是公民器官捐献时代的新生机构，是围绕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的管理诸多重要环节与流程开展管理与工作的专业队伍，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遴选组建，专门从事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工作的专业组织。

由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组成，其主要职责包括器官捐献宣教，捐献者信息采集，潜在供体识别、评估、维护、转运，器官获取、保存、分配、运输，以及捐献后的善后、缅怀等工作。

Q:如何确定哪些人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是否有相应的规则？

A:器官捐献工作涉及很多科室，不仅仅是OPO和器官移植科，而是需要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神经内外科等等科室的高度参与和配合，才能搭建共识并有效推进。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重度脑损伤患者，大概率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包括外伤、车祸和猝死病人等。脑死亡判定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神经科医师组成的判定小组来完成的，是一项非常严肃且专业的工作。

器官捐献必须在捐献者去世后在医疗机构进行。

倡导与救助

——基金会的基本工作

Q: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基金会的基本情况？



A: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是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家卫健委。

基金会的定位是政府施策的抓手、行业发展的推手、理念推广的旗手；主要工作包括行业建设、慈善救助以及一些专项基金；内部架构方面，在理事会下设有各种职能部门。理事基本都是医学移植界的“大佬”。

Q:基金会在行业建设上每年有哪些工作？

A:我们的主要工作包括“施予受”器官捐献宣传、培训体系建设、COTRS维护、科研资助以及国际交流等。

基金会每年的捐献宣传工作主要分为5大块，分别是“施予受”器官捐献品牌项目、“6.11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品牌活动、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以及疫情时期开始做的直播演讲等。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面向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服务，包括志愿登记、志愿服务、志愿权益等内容，旨在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弘扬大爱奉献精神，体现器官捐献志愿者价值，营造捐献文化社会氛围。

“生命接力先锋队”是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党支部，于2020年7月1日正式创立的党建品牌，围绕“党建引领业务 推广器官捐献”中心任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坚定初心使命，坚定文化自信，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文化氛围，推进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是基金会的品牌活动，每两年一次，运动员都是做过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是很感人的活动。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和真正捐献是两个概念，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只能说明对器官捐献工作的支持和对这个理念的认可。在我国，真正的器官捐献过程需要征求所有直系亲属的意见，如果有人反对，那就无法捐。虽然志愿者的登记量还远远不够，现在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但这个工作还是一直要做，因为志愿登记能很好地唤醒人们的意识。

在行业建设上我们还在做人体器官移植医师培训体系的建设工作，以及很重要的COTRS计算机系统的维护，临床科研也可以向我们申请资金，推动移植事业发展。

第五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the 5th CIODC）现场

我们每年都会召开国际性的会议——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CIODC），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器官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世界移植协会、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欧洲捐献和移植协调组织，以及欧洲、中东、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与加纳比移植协会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在会议上我们会发布《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这个报告已经成为行业报告，是我国器官移植专业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已建立中英文版年度发布制度。今年我们计划在这个大会上开设公益相关的分论坛。


Q:基金会在慈善救助方面有哪些工作？


A:我们的资助包括对器官捐献者家属和移植患者的救助、患者术后支持，以及与公益平台的合作等，疫情以来还增加了疫情防控相关公益救助。

“生命接力”公益救助行动包含12个救助子项目，涉及家庭困难器官捐献者、移植患者、特殊人群等，其中“生命接力爱延续”慈善项目于2020年末启动，主要对家庭困难的器官捐献者实施慈善救助，用于救助捐献者殡葬费用补助金、困难捐献者家庭补助金、捐献者医疗补助金、捐献者家属食宿和交通补助金、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生活补助金等。补助金额针对每个家庭是不同的，但有上限，比如医疗补助金不超过15万。所针对的是器官捐献者，无论最终捐献的器官是否成功被移植，都可以对其进行救助。

对于困难的移植患者，基金会也会进行慈善救助，包括重症肝包虫病医疗救助公益项目、江西省于都县肾移植医疗救助公益项目、“心相印爱永续”心脏移植医疗公益救助项目、尘肺病肺移植医疗救助公益项目等等，一般单例资助金额从5万～15万不等。

患者术后支持的项目主要针对孩子。由于移植手术的特殊性，患者移植术后是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的，所以接受了移植手术的孩子和普通孩子是不一样的，不光在身体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也会发生变化。很多孩子是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完成了移植手术，懂事后才会发现自己和普通人不同，这些孩子更需要社会的关爱。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支持不能只是资助他做完手术，更应在术后成长的过程中给予支持。

“生命接力”公益救助行动新苗助学公益项目于2021年启动，预计开展三年，对器官移植术后的青少年、少年儿童患者进行教育资金方面的公益支持，减轻患者家庭经济压力，鼓励他们感恩社会、认真学习、积极生活，充分体现移植事业中“生命接力”的大爱奉献。

“生命接力”公益救助行动移童画梦-移植儿童书画集出版公募项目主要针对贫困移植患儿，一方面从术后健康支持方面患儿家庭的术后随访意识，提高器官移植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另一方面鼓励重获新生的患儿感恩社会、认真学习、重拾梦想、积极生活，唤醒与推动社会群众对器官移植事业的关注与支持。此外，该项目还会征集移植术前和术后的儿童画稿，并通过拍卖、义卖、线下募捐等多种形式筹集项目资金，塑造“移童画梦”品牌影响力，达成“品牌宣传+善款流入”的合力。

我们的每个公益合作平台的效果都不同，目前我们已经在民政部认证的多个互联网公募平台上线，如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等，新认证的字节跳动公益也已经和我们展开合作。抖音直播也是新的推广尝试。


Q:基金会在专项基金方面有哪些工作？


A:为了团结海内外关心和支持中国器官（包含细胞、组织）捐献与移植事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各领域力量，共同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基金会设立了各类专项基金，包括“施予受”平台专项基金、COTRS系统专项基金、器官移植受者健康管理专项基金、“一带一路"器官移植发展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器官移植健康科普专项基金、“移路保”专项基金、人体组织库建设运动系统组织捐献移植研究专项基金、OPO人员职业发展与关爱专项基金等，各个专项基金积极开展工作，是基金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Q:基金会如何衡量自己的影响力？

A:我们的影响力包括：开展器官捐献倡导，主要是希望让更多人认同器官捐献的理念；开展公益救助，希望更多人能关注救助并捐献资金；还有更重要的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器官捐献的关键倡导者

Q:基金会在推广器官捐献理念时响应度最高的群体是哪些？

A:据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数据显示，90后年轻人的登记比例超过60%，从传播理念角度来说，我们很想去高校做深入宣传推动工作；另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是医生，特别是icu等相关科室的医生，我们称他们为“器官捐献关键倡导者”，他们的对捐献意识的认知程度非常关键，因为他们直接与发现潜在捐献者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也在设计有关加强关键倡导者的能力提升计划。

注：本文整理自专家访谈，旨在提供原汁原味的专业信息，不代表益盒对文中所有内容的支持和认可。



被访者介绍:

蒲 苗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赵 婕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外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