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时代，公益人需要读什么？

在飞速前进的世界里，车、马早已被升级、淘汰，但是对于公益人而言，一封电子邮件总是会在周末如约而至。它很耐看，不“老”派，把握着公益万象之“新”——《公益慈善周刊》。

▲《公益慈善周刊》第一期首页（上）以及十周年总第483期首页（下）

从2011年创办《公益慈善周刊》之前，董强就一直思考“公益人需要读什么”这样的问题。彼时，他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4年有余，在观望形势后，决定不再停滞于反思和呼吁，开创了这个定期更新的公益资讯平台，许下了一个没有时间期限的承诺。

十年如一日，董强每周都会特意花一个半天的时间，筛选、编辑来自四面八方的公益界资讯，汇集成册，广泛传播。这份承诺让万千公益人受惠，他很清楚坚守的价值——身处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社会之中，公益人不仅要躬行实践，还需要眼观世界，把握时机。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副教授，董强带领着他的学生共同完成《公益慈善周刊》每周的编发工作。一期百余页的体量，一个人总归势单力薄，好在董强的学生们是得力的助手，他们会广泛搜集、整理信息。

像铁打的营盘一样，周刊见证了董强的学生们从“新兵”到“老手”的成长，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观察视野。同时，一届届学生们的加入，也让周刊充满生机，持续运作得越来越好。《公益慈善周刊》是董强10年的坚守，更是团队力量的延续。

《公益慈善周刊》似乎没有所谓的“核心”读者，也很难画出一个极为精准的用户画像。这并不是说周刊“乏善可陈”或者“曲高和寡”，相反，它的读者遍布中国，常常让人意想不到。从钻研公益慈善的学者，到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员工，再到身在一线的公益实践者，甚至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都能成为周刊的忠实订阅者。董强也表示，周刊本质上是“中立”的，是“开放”的，不设圈层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的读者，与它一起成长。

2011年12月，《公益慈善周刊》第一期正式发出。在语气诚挚的刊首语中，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波澜壮阔的蓝图，没有听到改变世界的宣誓，但能够感受到一种让公益向上生长的力量、一份对公益蓬勃发展的期许。

▲《公益慈善周刊》刊首语

首次登场，它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厚道地讲述着所见所闻。只不过，我们谁都没想到，这位老朋友已经悄然陪伴了我们10年。下一个10年，它还会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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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的力量，把握万象世界

▲董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益慈善周刊创始人，公益评论影响力奖发起人，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总干事。

CDB：您为什么要创办《公益慈善周刊》？创办之初的中国公益大环境是什么样的？

董强：对我而言，创办《公益慈善周刊》是有多个动力和诱因的。首先，我认为一个“内容平台”具有连接和动员的作用。2002年，我接触到了中国发展简报，随后还作为志愿者加入到了该机构NGO名录的翻译工作中。一方面，阅读简报的纸质刊物能了解公益行业的概况，另一方面，发展简报还会组织年度活动，邀请各方面的公益行业人士交流畅谈。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接触了包括朱传一老师在内的很多公益资深人士，开阔了公益视野。

其次，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投身公益。在此之前，公益的关注量不算高，甚至一场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大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就能基本容纳下当时的资深专家和公益领袖了。但是，2008年以后，公益界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更多鲜活的案例迸发出来，大家需要进一步掌握行业动态，才能紧跟时代发展。

后来，基于对社会组织发展等方向的研究工作，我对于公益慈善领域的信息需求更高了，也感觉到中国公益领域资讯供给跟不上大家的阅读需求了。

其实在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会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汇编资讯。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每周都会做出一个关注“国际关系”的简讯，既搜集了动态，也对自身研究有益，还能带动自己的学生一起参与。这让我印象深刻、备受启发。

做一个公益慈善领域的“资讯平台”，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最开始，我很犹豫——自己是否有能力接得住？接下来了是否有毅力坚持住？在卸下压力后，我不再把这件事看作负担，也不去承诺能坚持多久，尝试着从“0”到“1”去搭建这个平台。

回首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发现自己经受住了考验，也坚持了下来。

CDB：《公益慈善周刊》区别于其他资讯平台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核心栏目？

董强：在2011年前后，中国是有很多与“公益”相关的内容平台的，除了发展简报以外，有恩派创办的《社会创业家》、NGO发展交流网、《中国财富》杂志等，有综合性公益类报纸《公益时报》，也有《京华时报》《新京报》等媒体开设的“公益”版块。

这些内容平台各有千秋，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公益行业各个方面的视角和声音。但不可否认，单一的公益内容平台仍然“追”不上大家多元的需求，公益人也很难花费大量时间去逐一阅读。

我并不想跟他们“竞争”，在没有强大的原创内容团队的支持下，也很难拼得赢。所以，我就用“聚合”的思路去做好《公益慈善周刊》。

“聚合”，就是把所有关注公益、报道公益的内容平台都囊括进来，搜集他们的资讯信息，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等大众媒体，还有公益行业的媒体。

在长期汇编的过程中，周刊内部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学生们会广泛撒网，追踪各级政府、各类媒体的动态，也形成了不断完善的“跟踪”名单；我会逐一审阅，以专业的视角和公益人的阅读需求再次筛选，最终定稿，免费分享给大家。

聚合内容、多次遴选、定期分享，这让《公益慈善周刊》具有了多元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公益行业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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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

CDB：您在甄别和筛选信息的时候，有哪些标准？在设置《公益慈善周刊》栏目方面有哪些思考？

董强：面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海量信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编辑经验，首先，选择一条资讯，主要取决于它对于行业整体的价值；其次，我们会在判断文章来源是否“权威”，是否对行业有意义；最后，文章的质量很关键。不少媒体会刊登“软文”性质的广告，我们一般不予考虑。

《公益慈善周刊》的每一个栏目设置都有其背后的考量。第一个栏目是“政策点击”，主要关注民政部以及相关的国家部委与公益相关的政策出台动态，也会关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重要省份民政部门的信息。

只要是与公益组织相关的政策，我们都会选进来。为什么要关注政策？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是完全自发孕育的，它的发展与当下的政策密不可分，必须时刻关注政策带来的机会和空间，社会组织要据此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栏目是“专家视野”。其文章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家学者，多数基本都在高校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一类是实践领袖，他们经由长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去认识、启发公益行业类，商玉生先生、何道峰老师、王振耀老师和徐永光老师都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某种程度上，这两类人是公益界的“思想领袖”，他们引领并且推动着我们去思考。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这些观点了解公益行业基本形势，调整工作中的一些思路。

在政策指导和专家视野的连通之下，第三个栏目“行业观点”会以更加多元、庞杂的视角观察行业发展，涵盖了公益慈善的方方面面。来自于主流媒体、大众媒体、行业媒体，甚至是“自媒体”的观点性文章都会有所体现。现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等枢纽型平台也涌现出一些新鲜观点、优质内容，我们也会摘取进来。“行业观点”栏目就像扩音器，有左声道、右声道，传播大家的观点、传播新鲜的声音。

接下来的“行业动态”“国际观察”“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布告栏”等就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公益资讯进行筛选和分类，全面了解公益各个细分领域。有时，我们会设置一个“专题报道”，类似于“刊中刊”，整理近期发生的重要事件相关报道，比如雅安地震、尼泊尔地震、河南水灾等，便于读者快速了解公益行业内的“大事”。

CDB：《公益慈善周刊》的栏目有哪些变化？您进行过哪些创新和尝试？

董强：纵观《公益慈善周刊》十年来的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益人阅读诉求和需求的变化，也见证了公益行业信息交流层面的变迁。

我们观察公益行业的方式和标准没有改变，因此从栏目框架上看，没有很大的改动；从栏目内容上，我们却能看到很多变化。

比如，“政策点击”栏目中能感受到，原本关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多是出自民政部门，但现在相关部委同样会在文件中体现，这说明社会组织在变得“主流化”；原本地方上的政策会很多，但现在中央发布的政策变多了，两者之间的连接性更强了。如果你仔细看其他栏目十年间的内容变化，会发现很多现象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专家视野”和“行业观点”栏目中，我们愿意推出一些新鲜面孔，带来更多样化解读，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创新尝试，做了3年的中国公益评论影响力奖的活动。总结经验、表达观点，这是需要很长的过程。公益“新”人必须先敢说，再考虑如何说得好。

公益行业要让新生代、中生代有更多的机会历练，有更多舞台去展示。

03

思想的力量，滋养公益生长

CDB：《公益慈善周刊》有哪些读者？对他们来说，周刊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董强：目前，《公益慈善周刊》会在电子邮箱和微博等渠道进行传播，大约有2万多名长期订阅用户，辐射近10万名读者。

周刊的读者范围是比较广的，有时候都会出乎我的意料。比如在2020年9月，我到云南瑞丽调研，一个中缅边境的NGO领导人就说她每周都看，了解公益动态。我很讶异，也倍感欣慰。

首先，《公益慈善周刊》是“低门槛”“零成本”的。西南边陲的社会组织没精力在网上看资讯，没机会去北上广参加会议，但是当他们订阅了以后，就可以凭着这份垂直性很强的资讯聚合体，快速把握时下最新资讯。这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信息壁垒，缩减了信息鸿沟，让精选的高质量资讯变得更加普惠化。

其次，《公益慈善周刊》浸润于公益慈善领域多年，是可以向学术领域纵深的。在学术界，很多人都向我提及过它，有一位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说他每一期都关注，编教材、做教学都会依赖周刊的精心整理。同样，我也是因为每周的搜集和整理，对公益慈善领域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把握。2015、2016、2017连续三年，我为杨团教授主编的《慈善蓝皮书》写了年度盘点。可见，资讯并非是“浅”的，它可以生发出多种可能，对行业产生更多影响。

同时，周刊也希望公益组织能重视“公益传播”。总体来看，公益慈善部门的声量是比较弱的，公益组织就更需要学会推荐自己、总结自己，把握恰当的传播点，把生动的公益故事讲出去。

CDB：您认为要做好信息平台，是需要引领读者，还是要迎合读者？《公益慈善周刊》在扮演什么角色？

董强：我觉得《公益慈善周刊》既不是在引领读者，也没有刻意迎合读者，我们想做好触发公益人“生长”的支持者、陪伴者。

周刊在聚合信息，提供营养。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本“武功秘籍”，得到人们不一定会“如有神助”，相反，不同的人阅读周刊会有不同的收获，有的人吸收了观点，有的人看到了机会。

《公益慈善周刊》不是给公益人行动支撑的，而是旨在培养公益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能力，用优质、及时、多元的信息资讯助力公益组织茁壮成长。因此，这很难说是一种绝对的“引领”。同时，我们也不过分地迎合，因为“保持中立”始终是我们恪守的价值。

CDB：您认为公益资讯平台有什么价值？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益信息资讯平台建设处于什么环境之中？

董强：《公益慈善周刊》在创办10年的过程中，受到了几家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亿方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和银杏基金会。我很感谢这些机构的关注和认同，这对周刊来说很重要。

资讯平台的价值，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人都需要去阅读，去学习；每个组织也都要紧跟时代，及时发声。但是在周刊10年的观察和追踪的过程中，公益资讯平台可以说是“生生死死”。

公益资讯平台就像很多行业基础设施一样，当它们消失了，人们就发现这是问题痛点；当它们正常存在，人们就觉得理所应当。这些行业设施仿佛没有生命力一般，都是在一轮一轮地建设。原因之一就是公益行业的资源配置的战略、决策常常变化，行业生态的基础设施始终都会陷入到“轮回”的局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方造成的，而是涉及到社会多方对于公益价值理念、公益资源配置的认知决策。现有的公益价值似乎都是过于追求“短平快”，急于看到项目的成效。同时，公益行业缺少一种让人长期专注做事的机制。

如何让资源配置在不“惊天动地”却“润物无声”的领域呢？政府需要有更多相关的激励政策；公益资源配置也要重视长期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公益人持续反思的问题。

所以，《公益慈善周刊》能否有下一个10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我能否再坚持10年，也与行业对于公益内容平台等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相关。因为个人精力、团队的不可持续、资源无法筹措等方面的因素，我也在考虑是否要结束这样一个资讯平台的运行。

CDB：《公益慈善周刊》创办10年，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董强：在创办之初，我曾担心过周刊能否被大家接受。在十年之后，无论是资深人士还是民间组织都予以了大量关注，我的底气变足了，也更有信心去做好周刊了，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是我对于公益的“热爱”与日俱增。近500个周末，我都会抽出时间编排周刊，从各个角度观察、记录着公益行业。无论大小，在这份坚持和承诺的背后，我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

第三个是《公益慈善周刊》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在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我时常碰到一些周刊的读者。当我亮出身份，他们对我展现的亲切和认可，让调研变得更顺畅。同时，周刊作为内容平台，连接了很多组织和人，搭建了一个网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同时，《公益慈善周刊》让我成长，也让我的学生成长。其实，很多周刊团队的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公益慈善领域，但是他们在一篇篇资讯中感知，在一次次阅读中学习，有些学生就会在毕业后致力于公益事业，去实践，或是去深造。公益的理念和价值嵌入到了他们的人生里。

我也希望，《公益慈善周刊》能在很多人心中埋下公益的种子，在温暖的阳光和充足的营养中，生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