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相比基金会领导层，一线项目官员更贴近一线，掌握着更为丰富具体的一线资讯，直接影响公益项目和行动的效果；在服务群体和NGO眼中，他们也是最直接了解基金会的渠道与窗口。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一线项目官员的声音总是被忽视。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将于11月22日至27日举行，主题为“因势聚力，协创未来——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围绕2020年会主题，我们推出“一线TALK”专栏，我们访谈了5位一线项目官员，感谢他们对“一线TALK”专栏的支持。倾听项目官员的个体之声，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感悟，也借此观察和透析基金会及整个行业的变化。

本期是“一线TALK”专栏精华合辑。一线项目官员们是否想过离开公益行业？又是什么让他们选择留下？他们对个人职业发展有哪些困惑？对公益行业未来发展、基金会资助趋势有何观察？

▲本文仅代表访谈对象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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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选择留在公益行业？

小兮：在行业里工作这么多年，感情很深。我觉得所有行业都会有相似的瓶颈期和问题存在，但公益行业可以让我跟随自己的想法和初心去做一些事情，相对其他行业还是纯粹一些。

汤婷：首先是对机构开展的项目议题有兴趣，另外当时有一支很棒的团队，陈一梅，付涛，刘海英，耿和荪等都是行业的前辈，给到很多经验指导和知识的分享，团队氛围很好。并且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社会工作专业，想把它深耕下去，现在坚持做了这么多年也发现了自己的兴趣点，所以也愿意在这个行业工作。

冯元：留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机构的使命和我自身所追求的很吻合。另一个原因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在不断的迭代和发展过程当中，其服务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需求及环境的变化，南都公益基金会会对自身的业务进行不断优化和调整，也会有很多创新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和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

 哪些瞬间想离开公益行业？

小兮：换到企业基金会后，不用承担那么多运营和发展上的责任，反而看得更开，觉得也可以尝试其他行业，因为自己对基金会的发展没有很大的助力。

汤婷：在机构转型初期不稳定的时候有想过离开，但机构相关领导和理事们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处理，也给了我和同事留下来的信心。

匿名：离开前司的原因一方面是难过和失望 ：没有人指引、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自说自话、一直无法完成上一年的目标，一直感到挫败。当然也有人对我说：失败或感到挫败都没有关系，因为实验和实践才是最大的意义。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冯元：目前，还没有离开的想法。10年前，刚进入这个领域，就接触到了一件至今难忘且打破了公益就是净土且美好的想象，之后，因督导老师的干预，我有所释怀且更加坚定。工作中见到了美好的一面，也见到了恶的一面。从整体公益行业发展来说，其实就是跌跌撞撞的发展着，这里面涉及专业伦理的问题，人性的复杂也让任何事情都变得没有那么简单。当然，底层价值观未获得社会共识及大环境的不理想，更让社会部门的发育和发展变得坎坷。但，不管环境有多恶劣，前进之路有多难，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总要有人去做，去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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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个人发生最大的变化？

小兮：成长飞速。

杨沅泽：五年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是以前会和同行NGO合作，和他们交流，从他们身上学习。现在在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会经常去我们自己的项目地，更多是从一线获得感悟。

而且心态变化了，五年前更加纠结于结果，现在是尽最大的努力适时去推进，成就成了，不成也还好，还能拿工资养家糊口。所以说五年后有何区别？我在想是不是人到中年，结了婚、生活压力大了以后就变得有点安逸。

汤婷：首先是发现了自己的兴趣点。第二点是觉得自己思考能力提升了，之前自己都是做事的思维，照着流程做，而不去思考背后的运作机制，逐渐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沟通、社区走访学习，以及特别是沃启秘书长付涛老师指导和引导，会从不同维度去思考了。

我自己心态也有变化，刚开始看着同学进入企事业单位等，认为那些工作才是“正规军”，但工作几年下来，我逐渐认可自己的工作，并且觉得很有意义，有探索下去的动力。

匿名：自己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了社会化。从最开始非常稚嫩的一个小女孩变成可以承担和被信任。我非常感谢基金会行业和我的前司，它们让我开拓了视野。之前我可能没法遇到这么多新鲜的事和人，也无法想象怎样把一个理念变成项目。同时也让我更加成熟，想法不再像以前一样狭隘，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人，也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事。

我觉得最正向的人都在公益行业，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些人的话或多或少的影响和照亮了我，让我看到自己，我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转变。

五年前我想要改变的特别多，很理想化，甚至想要去变革，要掀翻世界。虽然经济等方面都不是非常乐观，但我仍然很想探寻和回答“我是谁”、“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让自己更愉悦”的问题。五年后的我好像被磨平了棱角。现在只想要稳妥的照顾好自己，但“照顾”并不等于工资，也包括照顾好自己的精神和理想，不会非要用掀翻世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而可能是别的方式，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方式，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个迷茫的中年人。

我现在的朋友圈有地产和公益两个领域，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分裂。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冯元：就近期而言，心态上会有些变化，对未来的前景有些悲观吧。

 观察到公益行业近年的变化？

匿名：行业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社区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大家也越来越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解决，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冯元：相比五年前，我觉得现在沉寂了不少。五年前还算比较热闹，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青年人的声音，但是这两年，感觉越来越少了。前段时间，有看到CFF采集发出一些，但相比而言，还是太少太少。总的来说，感觉行业现在就像一潭比较平静的水，缺乏涟漪阵阵。

进入公益行业以来

 哪点是未曾改变的？

小兮：没有改变的是希望能一直做公益。在企业基金会实际项目的参与感弱了很多，行政类工作更多。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可以用业余时间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不一定要通过专门的项目或平台去做。我认为公益是在生活中用自己的理念和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了解和参与到公益中来，可以在业余时间将公益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汤婷：没变的是会一直坚守从事与公益行业相关的，即使自己未来因为一些原因不在这个行业了，但也会从事与这个行业相关的工作。

匿名：除了自己的品质和韧性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和勇气没有改变。

冯元：从最早大学时关注三农，继而关注劳工议题，在当时来看，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延续；后来，从关注具体议题，再转而希望推动更大范围的“第三部门”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初心一直未变。但不同时期，心态上会有所变化的，有段时间心很大，总想做很多事情且能见到成效，但随着经历的更多，现在慢慢更实际也更落地了。但这种变与不变，我觉得都是在不断的找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图片来自网络

 行业对公益人才发展 

 是否达到你的预期？

小兮：没有达到，但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我发现，即便是在行业中工作多年的人，也对基金会从业人员的薪水存在误区。实际上法律法规并没有绝对规定从业人员的薪水不能超过当地人均收入的两倍。政策规定的是机构人均不超过同行业的两倍，但实际上很多人在基金会工作却不领薪水，所以人均下来是能够让全职的基金会工作人员有较可观的、能维持生活的薪水的。

其实是大家的固有观念让“从业人员的薪水不能超过当地人均收入的两倍”变成如今“约定俗成”的规定，而政策条文最开始的用意都是希望能够提高公益行业的薪资水平。

匿名：至少直到我去年离开前司都没有什么改进。我觉得在自己参加过的许多培训中，收获最大的是“基金会官员一线协力营”，遗憾的是只办了一届。连这样让处在相同阶段的官员一起成长的培训都消失了，我觉得还是做得不够。行业中还是有一些面向管理层的项目（“银杏计划”等），但面向初级和中级官员的培训没有太大变化。没有达到心中的期望。可能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很多年轻人带着理想来，带着挫败离开。

冯元：我觉得改进有，但还远远不够。对整个慈善领域而言，除了缺钱，还缺人，这种缺，我感觉是一种全方位的缺。是否拥有合理的薪酬和保障；是否能让人获得社会认可与认同；是否拥有完善的成长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等因素，都限制着人才是否能留下。

从整个公益领域来看，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也出现不少专注人才发展与培养的专业服务组织，整个大环境看起来在变好，但从完善的制度到人才发展与匹配之间，还是有一段较长的路。公益慈善领域和企业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至少目前而言，还没有完善的产业链，组织内部的人才架构和所需人才的标准也不那么清晰，发展与培养体系也没有那么完善。

*图片来自网络

 你是如何学习成长的？

杨沅泽：第一,碎片化的看一些行业资讯，第二，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推荐多跑跑一线，多跟服务对象、社群接触，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报告里，这会很不一样。

资讯方面，现在互联网很普及，有什么机会大家都看得到，如何去筛选出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才是重点。关键在于对自己的认识——认识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或学习什么内容，很多同行也未必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

冯元：我个人更多是向伙伴学习，然后就是看书，或看一些在线课程。但对于专职从事公益慈善的人来说，很多时候需要跟伙伴去学习。书本可教给我们基本的理念和方法，但是要了解整个行业或服务群体，还是需要到一线。这是这个领域跟其他工作不太一样的地方，很多东西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需要真正到一线去看，跟伙伴去聊。

匿名：当时有很多关于社区的困惑，我会把我的感受写成文字发给不是特别熟悉但经验丰富的前辈，也时常会去找这些前辈聊一聊，不停的去问他们问题，基本上都会收到耐心的回答。我觉得基金会官员比其他行业更开放，很多人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更多会联系比“大佬”稍微不忙的总监级官员。我觉得总监级官员在专业上有深刻的见解，而“大佬们”对我当下的发展则没有非常大的意义。其次，会看偏实操类的书。再者是去实地探访和学习，到场景里面。

汤婷：第一，多找机会深度参与到公益伙伴的项目当中，协同伙伴梳理项目整体脉络、复盘、反思等。第二，加强对实践经验的梳理，代入研究的视角，提升知识产出的质量，挖掘出项目更多的价值点。

 对基金会资助的观察与理解？

小兮：虽然现在任职的企业基金会说是“资助型”，但是是“谈好了”的资助，不是真正的资助型。

资助从合同协议关系来看像“甲方”和“乙方”，但我一直认为应该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只出钱要求对方做事并不是好的资助关系。好的资助关系一定要有双方都认可的方向和目标，经过比较严谨的设计，比如做什么活动？最后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而不只是给钱。

设计项目的主体应该是在地机构，因为这些员工既了解本地，又有项目设计能力。好的合作关系是协议中的“乙方”有很强的项目设计和执行能力，再加上资助官员的陪伴成长和赋能，在理念等宏观方面上引导“乙方”去设计和执行项目，给予在地机构一些他们没有想到的点。

杨沅泽：以前基金会做资助会公开发布资助计划，大家可以去寻求合作，但现在感觉这类公开的反而变少了，可能是一些基金会对自己关注的领域更清晰更熟悉了，邀约了NGO合作。所以表面上看做资助的基金会应该是增加，但真正在做资助的或是面向民间NGO的资助反而少了。

另外基金会直接对官办慈善组织的资助，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资金规模，这几年应该是增多了，不过这是各家基金会偏内部的信息，在行业资讯中不太能直接体现出来。所以做资助的基金会应该是变多了，只是资助流向发生了变化，可以公开申请的资助、对民间NGO的资助变少了。

行业内一直有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在做行业生态、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有一点很奇特，就是撑着“行业支持”这杆大旗的基金会时有看到，但真正直接面向民间公益组织的资助越来越少了。

打个比喻，这些人都在“搭台”。但是以前大家都会资助一些节目、演员上台表演，现在更多的则是在资助这个舞台本身的建设。一直做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里，资助“演出节目”或“演出人员”的减少了。这次疫情，大家的筹款压力挺大的，所以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推出的对于教育类NGO的房租资助计划，就是一种非限定性的支持，是真正在给钱的项目，获得了很多好评。

像贝壳和链家等房产中介发布了社区营造的资助计划，这种金融或房地产跨界来做公益的基金会（虽然也是凤毛麟角），反而会真正给NGO钱做项目。

这是挺好玩的事情，一直做资助的、号召支持行业和人才培养的都在搭台了，真正谁去唱戏、这个戏班子有没有演员和节目没人管。反而是跨界来的人偶尔会有一两个在做这些事情。感觉像是主力球员做了替补，替补球员做了主力的事。

汤婷：我的观察是（资助型基金会）变多了，主要是企业基金会起来了，在行业里越来越活跃了。资助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不是在解决真问题，解决问题的干预路径是不是在逐年优化确实需要去思考，并且加强对项目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探索取得成效的机制是什么，形成知识产出，不仅仅是结项报告式的产出。

匿名：我觉得（资助型基金会）没有变多，好像反而变少了，可能是我的错觉。至于资助的效果，社区这个方向还有一些支持和资助，但跟之前相比似乎在减少，而且资金更多不是来自于基金会，而是政府或企业。

我有一个迷思，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去支持和资助一些项目，到了第四年或第五年的时候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让伙伴发展，然后去摆脱我们的资助，或者拿到更好的支持和资助？以及如何让伙伴在成长后依然认可成长过程中收到的帮助？

冯元：我知道的资助型基金会还是以前那些，可能多了一两家，整体来说还不是太多。

关于资助效果，这个很难说，首先公益项目的评估本身就很难，如要做专业评估，费用又非常高，且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这对于绝大多数组织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多数项目资助而言，只能看阶段性的目标是否有完成，但要说成效和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我觉得不是短时间能够看到的。

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以前常倡导的资助理念，比如参与式，现在提得越来越少了。

*图片来自网络

 在公益行业的职业发展困惑？

小兮：如果现在的工作一直做下去，自身和所在机构在公益行业该怎么发展？我不是想要到某一个具体的岗位，而是希望能感到在公益行业做下去是有意义和有趣的。

杨沅泽：五年前的困惑更加在个体方面，自己应该怎么办？自己应该如何提升？五年后的困惑反而是变得宏观了，越来越感觉个人在时代面前是很渺小的，我们的职业发展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那么这个社会将何去何从？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现在更多的是整个宏观环境、社会空间发生变化以后给我带来的困惑。

我之前跟最早带我入行的秘书长前辈交流，他说：大家想的是如何种好一块田，区别在于各家基金会田地的规模大小不同、种植的品种不同、肥料优劣，但你种田认真与否，规模大小如何，在洪水来临以后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可以从“如何种好田”之上再想想“如何防范或应对共同的灾害”。

汤婷：目前困惑是作为公益从业者的职业规划的问题，总体感觉这个是行业里比较缺乏的。不同阶段应该要具有哪些能力、必要做哪些方面的学习等，没有一定的行业标准，更多是个体自行的摸索，这反过来对个人成长也有较大影响，期待能有所改变。

匿名：具体的困惑和理想化以及职业发展有关。我觉得没有一点理想主义就做无法做好一名基金会项目官员，但现在的工作却需要我更加理性，更看重指标，所以会感到焦灼。不过也不用害怕，尝试可能就好了。

去年到现在我很努力，靠加班换来了更高的工资。花了更多时间，也牺牲了更多自由，就像一个普通的地产人一样。但是我自由的灵魂呢？我的思考呢？这些在当下的工作中得不到任何回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冯元：我当年的困惑不是具体的工作内容，而是在于大环境会越变越差，现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但是自己其实又解决不了这种大的困惑。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年的困惑还存在。

谈公益行业的未来

小兮：我自己是比较乐观的人，所以很少觉得某个长久存在的行业的未来会是悲观的，不过是呈停滞状态还是快速向前发展的区别。这两年湖南的公益行业发展得比较缓慢，登记成立基金会数量的增幅非常小，再加上政策缩紧、经济吃紧也会影响到公益事业的发展。

杨沅泽：我肯定不会是乐观的基调。“社会创新家”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离开公益行业的年轻人的采访。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正在变好的是大家对规模化和对社会大环境的反思，每个机构里都有人注意到了，都有人在想这件事，大家正经地把公益、社会发展和自己的价值理念结合在一起，这是让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也是让我感到正在变好的事情。

但是变坏在哪里呢？有两点，一是这些有反思的人最后都选择了离开，等于他们带着反思和失望走了，没有留下来。

第二，一方面很多掌握话语权的大佬机构越来越强调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被主流话语带着走，而不是像前几年对工作和行业会反思。行业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观察和反思的发声在减少，而人云亦云的、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澎湃的鸡汤倒经常见到。如果对大目标大环境没有观察、认识和思考，那具体工作方面上可能更没有目标、更迷茫困惑。

有篇文章在讨论湖北是不是公益洼地，我写了句评论说，公益怎么会有洼地呢？只有普世价值的洼地，如果失去了价值理念，那公益到底还算不算公益？如果自己内心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对自己、对公益没有一种价值观，只是当成一个工作去完成，即使再努力，没有对于心中美好社会的目标的话，那整个公益到底该向哪发展？

我认为从大的方面也好，小的方面也好，大家需要先有一个对自己的基础认知。如果对于社会真正的发展没有特别的关注，对于国家的发展没有特别的期许的话，那你做公益行业的工作再认真，又怎样呢？如果你没有目标，那这份认真到底应该如何去体现和反应？

汤婷：乐观。公益行业相比企事业单位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专业性也在提高，比如我们资助的一些公益伙伴已经不是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真的在解决问题；并且以项目为杠杆撬动多方资源，协同推动问题解决。变坏主要是观察到的METOO事件，但行业一些机构也出台了相关的防御制度。

匿名：乐观基调。比如我之前关注的社区公共空间议题，因为这个宏观的社会问题不敏感，所以资源和支持有明显的在变好。社区问题代表了宏观的社会发展方向和趋势，关系到大多数人，所以会有很多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也在更好的被解决。但是看似没有那么重要的、关乎少数群体的、较小的问题却没有被很好的解决，或是变得更难被解决。这是我感觉到的环境上的变化趋势，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在变好。

冯元：我现阶段相对比较悲观，但又有很乐观的态度，应该会在挑战中成长吧。

变好的是现在更多公众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一些人也意识到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其次，《慈善法》的出台，从法律上给予了一定的保障和认可，虽然还不够完善，但这是未来可以影响的部分。

变坏的是，现在缺乏公共讨论和对话，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越发趋于集中，真正离这些问题最近的人和青年人的声音越来越少，很多声音来自于老一辈和专家，不是说他们说的有什么不对，而是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行业来说，这会是比较危险的，如都各说各话，这个社会和行业会越来越割裂并缺乏活力。

另一点是现在有特别多新的概念。这些新的概念并没有很好的结合实践，与实践中间有鸿沟，这让我觉得行业发展像空中楼阁，很多人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儿。

下一个五年

 对个人工作和基金会行业有何期待？

小兮：离开原机构后，自己的执念少了很多。之前总希望能做一个好的机构，能推动湖南省内公益行业的发展、能真正帮助到很多人。离开原机构后，只希望能顺其自然的把公益理念融入到生活中。公益不像商业，成交了就是一笔业绩。如果不是潜移默化的让人产生认同，就不算特别有效的公益传播。

杨沅泽：第一，希望这个行业还在、工作还在，希望还能养家糊口，这是现实的一点。

第二，前段时间碰到了基金会论坛的全斌，他有一套自己对公益的价值观，叫“公益的原教旨主义”，我希望那些对公益有自己价值观的伙伴能够多发声。我觉得基金会论坛的年会每年都做得很棒，都有花心思在里面，比如前年把何道峰先生请来讲他理解的公益的现代化，去年把资中筠先生请来年会分享。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如何防止像“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来，如果“灾害”来了，我们应该怎样做？然后再想怎样把“田”种好。希望大家不要只关心种好自己的田，只关心筹钱去买更多的秧苗和化肥，扩大自己种的田，种更多的植物，产出更多的果实。我希望可以更多的关注天气、环境、洪水，可以从对技术、规模、数字的关心，到真正关心国家社会，真正关心个人。能看到作为“人”的每个个体，看到整体的大环境，而不是沉浸在工作指标和行业数据中。

汤婷：期待结合工作提升自身的专业性。对基金会行业，期待针对资助官员多一些实质性的互动，除了资助管理方面的干货，建议增加一些项目经验、案例、模式梳理方面的探讨和分享，还有对资助官员协同引导能力方面的支持。另外希望资助官员走到公益伙伴一线执行的情景中，去了解他们在做的活动，并且做一些梳理。

匿名：个人工作方面，核心可能是还房贷和结婚吧，期待自己生活自由一点，开心一点。

基金会方面，我期待基金会行业能去改善和解决更多问题，哪怕我们一直在不断尝试，因为尝试也是我们的价值之一。要做有价值的基金会，哪怕提供给别人的是思考，也是一种输出。

冯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能够关注到行业的基础设施，能够真正的把钱拿出来，一起去推动整个行业的建设，把环境营造好，把基础打好。对于从业者而言，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除了脚踏实地之外，也偶尔仰望星空，并能因为所从事的工作拥有合理的报酬和有尊严的生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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