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8日，中国诞生了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30年后的2011年7月8日，“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三十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于政府部门、国际公益界、媒体界和其他企业界的参会者、120家基金会的负责人300人共济一堂。大会聚焦在透明公益和基金会公信力主题上，以多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解读。会议还发布了基金会行业30年来第一本专业数据研究成果《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倡议发起 “基金会‘晒行动’”，进一步推动基金会透明化的进程。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先对公益领域力量格局做了分析。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非公募基金会异军突起，公益领域结构发生变化。据基金会中心网显示的数据，全国公募基金会为1 127家，非公募基金会为1 143家，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数量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以其民间性、独立性、专业性和创新性正在改变我国公益慈善的生态环境。

而公募基金会应对民间公益行业发展的新变化，也在思考改革转型。一批改革机构正在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立孵化器等创新模式，为草根组织提供资源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借助公募优势，创造出捐款人理性捐钱、基金会透明管钱、公益服务组织高效化。去年7月8日，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基金会中心网正式上线。

会议的主持人为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他说，未来中国的公益界将充当中国服务变革的重要的力量，未来的公共服务是由行政管理和公益部门治理共同组成的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的模式。（但前提是）公益组织要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也是胜任的。如何来推动公益领域的发展，来适应这样的趋势呢？

解读“郭美美事件”

会议召开前，正是社会热炒“郭美美事件”之时。后有统计数据显示，这场公信力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捐款数量降低。大会希望以基金会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升来影响和带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的提升，这不仅是行业自律，也是行业自救。

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在发言中说，没有透明，慈善就会缺少公信力，因此一点点流言蜚语就可以引爆整个网络，一个小事情几乎抹煞中国几代人所做的所有善行。没有公信力，慈善就没有未来；没有公信力，你就募不到款，就不能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无法应对巨大的自然灾害。

精英独大、赢家通吃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众的觉醒和大众力量的壮大。精英独大、赢家通吃的时代结束了。袁岳在介绍来宾的时候，首先介绍了政府的代表，然后介绍海外组织的代表和企业的代表，这个顺序代表了影响中国基金会的几大力量。可以说，在这30年间影响中国基金会最重大的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和来自海外的影响。最近两三年，另一种力量在崛起，即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支持下，大众的力量崛起了，这个力量是了不起的力量。可以说在今天，真正开始有了舆论，有了大众的声音，开始发挥影响，而且这样一种舆论，这样的一种公众的声音不太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不太容易被操纵。

互联网正在彻底地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政府的力量格局，这一点公益组织感受最深。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场问责的风暴中，不仅仅是红十字会一家的事情，实际上是对整个领域的挑战和冲击。这样的事情倒不一定是坏事。

杨团认为，这是一个新公益时代的公民宣告。什么是新公益时代？就是公民彰显个人慈善的公益选择权、知情权、监督权、评议权的时代，就是透明公益时代。 以往的中国公益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慈善公益组织自说自话的小圈子，包括在座的绝大部分的人认识我，我也认识大家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圈子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政府更多地和社团、基金会、民非，包括我们这批学者这样的一些机构和这样的一些所谓知名人士互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透明不透明是由政府和机构说了算的，如果这些人、这些机构不选择透明，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让它透明。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大众等不及了，一条郭美美的微博，蝴蝶一扇动翅膀，扇动出来的是以公民大众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公益时代，这个新公益时代是零距离的公民大众践行公益的时代。这是新媒体、网络，微博时代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杨团坦诚自己就是圈子里的人， “我要认真地跟大家说，我们要打破小圈子，我们要张开双臂真心地欢迎这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很多的瑕疵，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的本质太重要了，它的本质是每一个要真心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人都衷心拥护的。”

一段时期以来，网络、电视、媒体、公众对公益都颇为关注，一般是由最初的人物、某些事件的质疑发出的感想，但最终基本上是理性的，回归到对公益组织透明度的关注上。

行业的公信力现在受到了挑战，怎么办呢？康晓光说透明是第一步。在争论基金会中心的战略定位的时候，何道峰非常强调，就从最基础的、最核心的第一步“透明”开始做起，把基金会的核心业务集中在透明上，透明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公益组织享受很多企业和政府还有普通公众不能享受的权利，可以享受别人的捐款，可以享有别人提供的无偿的志愿服务，可以享有社会对你的尊敬等等。既然享受了权利，就要承担责任，从权利到责任到问责，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既然享受权利就要履行责任，既然履行责任，就要接受问责。透明既是自律的一个表现，也是接受问责、回应问责和推动问责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

在这里，基金会中心网的事业正是恰当其时。康晓光希望基金会中心网对重大的、行业内部的、与公信力建设有关的事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回应，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回应，来推动行业的进步。

不透明，大家都有责任

接下来，参会各方分析了目前不透明的原因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基金会的责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被袁岳问道：“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跟其他基金会相比较，在这方面哪些是可以称道的？在哪方面您自己也觉得是需要改进的呢？”

顾晓今说，钱用在了哪儿，用在了谁的身上，这一点是有保证的。不足的地方还是受益人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的信息）。没有做到这点，除了有钱的问题、流程的安排等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的意识还不够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水窖项目蜚声内外，袁岳直指其中采购透明度问题。袁岳问，水窖涉及到有很多的建筑材料，采购是问题很大的地方，连我们普通老百姓买都没有那么贵，怎么样控制这个现象出现呢？你们的控制经验是什么呢？秦国英说，妇女发展基金会是合同制管理和招标，货比三家，由一个采购小组集体决定。此外还有监督小组。袁岳追问：“最后的价格网上公开吗？我参加很多的招标，也就是那么回事，有的人说你再找两个来，咱们一起招一招，那里面基本上都是几个兄弟，就是意思意思。最厉害的应是把所有的价格公开。具体的价格都会在基金会的网站上公开吗？” 秦国英回应健康开车的采购是公开招标，而且价格是公开的。

捐赠者的责任。如新（中国）常务副总裁暨总经理郑重以捐赠者的视角谈了如何确保善款有效的利用。公司希望找到一个不仅是声誉良好、且执行力特别强的基金会做合作伙伴。企业负责募款或者是筹募物资，同时，基金会必须要有能力去针对捐款人的需求找到真正需要援助的对象，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实际的东西或者是钱用在该用的人或者案子身上。今天之所以还没有办法信息公开化，捐赠人也必须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手上的数字显示，50%的捐赠人不会关心他的资金和东西去了哪里，捐完了以后，觉得自己心里已经满足了。 袁岳也谈到，曾经找有一定规模的捐赠人想一起去追溯，捐赠人说算了，捐赠人不负起自己的责任。

公众的责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中国有2000多家基金会，还有其他的以慈善为宗旨的慈善组织。并不是每一个慈善组织都是做得好的，我们要有一种机制，让那些运行良好的基金会或慈善组织脱颖而出，这就会实现慈善生态圈的一种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捐赠者或者是志愿者实际是就是一个投票者，把钱投给谁，把自己的经验、智慧投给谁，谁就能够胜出。有人用脚投票，看到一点点负面新闻就说再也不捐赠了，（这未必就是正确做法）。

评估公益慈善组织与评估企业的标准不一样，并不是说得到捐款越多的组织就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花钱最多的组织是最好的，这涉及到公益绩效的问题。 慈善是需要成本的，募款要成本、公益项目的执行要成本、请高级人才要成本。公众认为所有从事慈善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事实上，我们不要在乎成本高低，要在乎成本是不是合理。公众要变成聪明的、明智的、理性的捐赠者。

公众对慈善和透明的认识还有一个误区。觉得慈善组织的所有信息就应该是全部公开，一览无余，这是错的。其实有一些信息不需要公开，有一些捐赠者的个人隐私不愿意暴露，甚至是受益者的信息不愿意暴露。任何一家慈善组织事实上也是有商业秘密的。比如说理事会内部的讨论资料也是不能公开的。

管理体制的责任。秦国英认为，公信力的提高不是一项措施就能够完成的，有赖多方面的综合的各种措施。比如说关于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在美国对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是可操作的。我们如今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另外还有双重管理体制的问题。基金会需有上级主管单位，基金会要保持和上级主管单位密切的合作，协调一致。往往在决策的时候，可能你要考虑到上级主管单位的一些想法。决策是否符合基金会发展的规律，这里面可能就有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基金会脆弱的话语权

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在最近的公信力风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教授认为，媒体是基金会生存环境当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仅因为提供了信息通道，更重要的是交流的平台，互联网已经把人和组织交织成了大大小小的信息结点，应用这些结点来决定着信任的流向和流量。这样的变化为基金会通过提高透明度来赢取社会信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宣示着透明化的浪潮已经浩浩荡荡，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回应公众对透明度的要求，那么基金会晒什么？褚松燕认为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的基金会来说，首先晒意愿和理念，就是对使命和敬畏，对捐赠者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的尊重的一个相互的结合。其次，晒就是要考虑到政府、公众、捐赠方、基金会几方一起说了才算，公众想要探讨什么样的信息，对什么样的信息有偏好。民政部门有年检制度和评价制度，比如分级制度。但是政府的分级跟公众对基金会的评价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如果存在评价的差距，怎么去考虑公众的评价？

中国的基金会和美国的基金会晒的内容大体上差不多。褚松燕专门对比了中美两家基金会，美国的基金会在粗晒时候，下面专门加了一行小注，写到如果要想看到收支的细目，请联系基金会办公室，电话、邮件地址等等。而中国的年度报告里面没有这样的提示。怎么晒对于公众来说，就涉及到了大家反复说的透明度的可操作性，即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获得的及时性、 信息获得的便利性的问题。

袁岳问两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我们的基金会项目中，披露是不是全披露的？失败的项目、差不多要上黑名单的机构，有一些地方做的很糟糕的东西，能不能从我们基金会的某种渠道获得，或者是媒体采访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得到？”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谈了扶贫基金会的一些尝试和始料未及的效果。他说，我们基金会要全面的透明化，应该把成功和失败的都说出来。我们也做了一个尝试，比如说汶川地震期间，搞了几次的新闻发布会，每个阶段都很诚实地向公众公示。有一些物资找不到了，我们在报告里面反应出来了，媒体上说是遭到了哄抢，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大好的反响，也令地方部门不高兴，他们说这是社会治安的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确实是机场和路上发生了有一些东西找不到的问题。 袁岳问，这是媒体捏造出来的，还是本身你们话没有说清楚？说明你们的披露不透明，充分性不够。王行最“辩解”：68 000块钱的物资其实是很少的一块，不可能每一细项都讲的很多。但是媒体登出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哄抢的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冲出身投行领域。他说，真爱梦想完全用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标准披露年报，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人性弱点的诱惑。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比如说真爱梦想在自己的年报里面对每一项工作存在的缺陷都做说明，比如说做中央配送之后，去年、前年物资的丢失率是1%，还会给出一个指标，去年做了中央物流之后，降低了5‰，明年将持续改进的目标是什么？说出来效果会很好。

袁岳随即将相关的问题投向媒体人。他说，传统媒体尽量地想帮公益组织说好话，有的时候感觉是“托儿”。微博主要报道谁谁出事了，出现公信力风暴的时候，好像是你们这些媒体干了半天没有影响力。

京华时报公益周刊主编郭鲲回应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媒体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面临的问题。媒体是变化的，过去我们的传播都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讲的，是完整性质的，我们的受众是在被动地接受信息。现在传播发生了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内容是碎片化的，提供内容的发布者是碎片化的，传播的载体、传播的渠道以及传播的方式都是碎片化的，核心的一点变化就是我们的受众自己既可以成为一个内容的传播者，同时在先进的搜索技术以及其他新技术下，每一个受众可以阅读和接受自己想要看的信息。哪怕是主流的媒体登出来的信息，如果不是他要看到的，也会选择不看。公益组织也面临这个问题，即便是我们的关系再好，你在晒账的时候，没有按照传播规律进行传播，还是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在说对捐款人负责。目前的捐赠结构是个人少，企业多，大概是三七开。公募基金会与普通公众接触还是少一些。郭鲲说，我经常会看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的报表，我觉得透明度非常高，和香港乐施会和其他的基金会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香港和乐施会在街头搞公募活动，一说搞公募，很多基金会说募款成本特别高，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香港乐施会一年的捐款收入能够达到两个多亿，街头公募只有200多万，为什么还要干这个事呢？他们说这是乐施会和香港市民直接接触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北京大学公民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通过“郭美美事件”看到，公益行业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在新媒体环境下是非常非常弱的，跟行业发展的水平以及行业的领袖人物对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是有关系的。

面对新的媒体环境，袁岳问两位基金会的负责人：“未来，公益组织怎么样驾驭现在的新媒体局面呢？”王行最说，我们在观察、学习和研究新媒体的方式以及新媒体与公益之间的关系。通过专家讲授，我们了解了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下一步需要把这些理论变成具体的操作。信息的采集需要人力资源，也需要现代的技术，如何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采集起来，可以大大地降低人力成本。怎样利用新媒体把信息进一步的发布出去，基本上还没有一套非常好的方式。

吴冲认为真爱梦想一直就是反面的典型，尤其是新媒体的应用非常的被动。新媒体更多的时候能够实现一个发现社会病症的一个功能，会更有效率。但是这个病症发现以后，对深入研究以及理性地探寻解决方案不是它的优势。大家还没有考虑怎么样利用新媒体，基于新媒体提供的这些东西来发现新的社会需求和发现新的行业发展的需求。

师曾志认为在公信力建设的道路上，中国的公益领袖们不容易。她说，美国的基金会发展了很多年，慈善事业也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公益界的领袖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要比国外的领袖更为艰巨，因为这里面不单单是透明，透明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规范，是制度和法律。公益界的领袖在一个国家特定的大环境下一直在致力于做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太难了，但是非常有意义。

（刘海英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删节，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