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这个夏天，并不如往年那般炎热。三个月前，班加西那帮人还是“反对派”，沙县小吃还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拜登还赖在床头默念到底是吃姚记炒肝呢还是不吃姚记炒肝。但是，郭美美同学正悄然在微博上展示她的玛莎拉蒂和爱马仕。只是一不凑巧，被转发了几十万次。

后来就是这个夏天的故事了。郭美美这股强台风撂倒了赖昌星，越过了动车事故，带来了好姐妹“卢美美”，翻出了青基会的陈年旧账。遇阻后调转方向，又爆出慈善总会“诈捐门”，河南宋基会放贷数十亿，活生生将这个夏天降至冰点——捐赠额只有上季度的一成。

如果是股市，这个时候，不是该触底，就是该反弹了。绝不会有人拿着大笔资金或者股票，眯着眼点上一根烟，悠闲地盯着满眼绿色的大盘。但在NGO，却是一股怪现象。官办NGO为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而揪心，草根NGO却早早地备好小马扎和瓜子坐在看台下。一方面战战兢兢却又不肯抛售，另一方面心中窃喜却又丝毫不肯买入。真乃市场经济之未有和谐盛世。

好像，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反正，这些流失的捐赠款我从来都没见过。另外，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再说。总之，我们就是NGO二等公民。

倒是书呆子急了。新闻一个接一个，评论一个接一个，油墨纸上挥斥方遒，恨不得要把这盘棋推倒重来。只是隔行如隔山啊，说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就是“其实是工商注册”；说到慈善机构，就是“中国的慈善机构都是政府机构”；说到信息透明，就是“单凭内部自律和道德规范很难保障”；说到给公益机构捐钱，就是“不管你捐不捐，反正我是不捐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嘈杂的环境下，我们草根NGO还是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发发招聘信息（工资少到宁愿冒着被劳动局惩罚的风险也只敢说“面议”），招招志愿者（反正几乎不要钱），搞搞联欢会（数不清的所谓培训会和交流会也不知道交流出了啥）。似乎草根NGO永远是一个小圈子事业，封闭，不排外，但也不拥抱世界。像个寺庙，看到的都是出家人。

有些媒体倒也还尊重民间的声音，于是采访了一些机构和一些学者。但，这些人呢，要么还是民政注册NGO，要么还是和官办NGO关系密切的学者。所以，很显然的，你会发现，整个郭美美事件，不过还是外行人说内行话，体制内反思体制内。结果就是，整整400万的NGO在为40万民政注册中的“一小撮”官办NGO背黑锅。

或许，这只是中国草根NGO的一个常态。因为，我们从来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和可欺辱的。即便以良好形象集体展示在公众面前，也要等到这百年不遇的大地震，纯属巧合。不愿说话，不会说话，不敢说话一直是我们的软肋。通常，对的地方，不太说；错的地方，不爱说；公开场合，好像对着CCTV镜头；私底下，好像泼妇骂街。

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但这只是对于“怎么说”而言。说假话，当然是腹黑。不说话，绝对是一种态度，而且是违背NGO基本伦理的一种态度。因为，NGO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在政府及议员无法准确代表一部分群体的时候，它可以代表这些声音。如果你不说话，也就意味着你不愿代表这些利益群体——或者，你代表的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依据“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的社会治理模型来看，这是最令人伤感的结局。

于是，在没有人说话的情况下，与所有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一样，运动员进入休息室，裁判理所当然地出场了。他从厚棉衣中掏出据说只捂了两年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一下简称《指引》）草案，表示要整顿——一如几年前某部门表态要救房市——念了若干条，然后摸摸红十字会等一干人等的头，下去了。

虽然，天下公建议提升《指引》的法律位阶。但这其实是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捐助信息公开其实是个市场选择，应该由NGO业内自律，民政部事实上是不恰当地当了一回运动员。另一方面，公益事业捐赠的确到了一个危急的时刻，在没有其他共同行动予以集体回应的情况下，不加强《指引》的法律强制力，一旦公众发现这不过是个幌子的时候，400万之众的中国公益事业极有可能毁于一旦。

天下公选择了后者，很遗憾没有在公开场合听到另一种声音。其实，NGO向公众释放出不同的声音之后，公众才会有疑问，才会开始思考，才有可能进一步去了解，“工商注册到底是不是NGO”，“中国有没有不是政府的NGO”的问题才能得到解答。我以为，在这个社会转型时刻，NGO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引导公众思考。

 可惜，民政部后来说，《指引》只收到了200条建议——“只”是我加的。而积攒了极高人气的郭美美，据说顺势投身了演艺事业，并声称要将所得捐赠给慈善事业——真尼玛两难。

我想，这是中国NGO最好的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刻。但绝不是观望的时刻。

（作者系“天下公”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