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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的环保大视野（图）
2009-08-07
1254
领域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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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设立首个水质污染资料库，成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曾入选《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四年来，为人低调的马军以“用国际视野做中国事”的姿态，在环保领域的探索和努力不曾停止。
马军素描：行动比号召多
马军早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入香港《南华早报》，在这段近十年的工作期间，马军有机会目睹河流断流、湖泊污染等触目惊心的环境事件。在研读大量科技文献、历史典籍，并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后，马军终于在1999年写成被称为中国“第一次为环境发出的伟大号召”——《中国水危机》一书，书中犀利地指出中国现阶段工程治水的积弊，提倡生态治水和开源、节流并重之理念，十年之后的今天仍能感到马军这番论述的见地。
游走于中西方文明的马军坚信除了拥有美国式批评和坚持的个体主义精神之外，中国的修身养性和内敛的传统伦理更需要珍视，马军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知识、视野和阅历把看似冲突的中西元素调和，“用国际视野做中国事”一直是马军淡定地处理平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每一件事情的心性支撑，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和同行NGO的沟通，和上门或者没有上门的企业谈判，甚至是中午亲自为同事们买盒饭等小事。
马军同时也很注重自己的美誉度，不论是面对记者、专家、同行、同事，还是一些来谈判人士等，马军都是温文尔雅，给人以应有的尊重。马军出言谨慎，总是用温和的方式对待人、事和不合理的制度。
比如，马军对时政或是环保事件进行评论时相当谨慎，即使是批评政府部门或企业时通常也从建设性立场出发，公众对马军的印象更多的来自参加阿海水电站的几个标志性的环保公共事件和2006年他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并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但马军该出手时一定会出手的，在阿海水电站的参与中，马军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马军的行动往往比号召或是批评等话语多，在同行或者其他人士都在高呼加大对NGO的关注或增加政府透明度之时，马军更注重在现有范围内做些可行的事情，以务实、改良的方式，去渐进地推动透明、参与、法治等理念的实现。
生活的历练让马军对于一些是是非非总是淡然处之，“我们用数据和行动说话”是马军一直坚守的信念，比如有个别人质疑地图数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马军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通过更为严格的搜集、处理数据流程管理来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质疑声随之慢慢消散。
为了保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公信力 ，中心主要是和一些认同中心工作理念的基金会等合作，不直接接受企业的赞助和广告。
媒体出身的马军深谙政府、媒体和公众沟通的借力之道，马军很重视与媒体等的互动，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制作精良、规范和高质量的新闻通稿等外宣工作则被人所称赞。
马军为人低调，忠于自己内心的召唤，2005年马军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其实有很多“美好”的选择，但是马军还是决心做与环保有关的工作。马军2006年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尽管随后荣誉接踵而来，但是马军依旧按部就班的工作，与以往没有丝毫的不同，不敢倦怠之心俨然已经写在脸上。
环保新路 ：发挥公共参与的威力
多年行走于祖国各地的环保经验让马军坚信必须启动“自下而上”式的公共参与，从写下《中国水危机》到创立“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及绿色选择的公众环境中心，是马军人生在对待环境问题的一大改变。
马军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初衷是认识到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各方困境，比如，政府部门有责任进行环境监管，但又希望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企业面临着经济与环保的双重硬指标的重压； 而公众在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环境权利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马军希望能过促进三方在良性互动和博弈中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平衡。
从耶鲁大学学有所成的马军于是在2006年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了电脑前指点江山、四年如一日的生活。期间马军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数据库是马军在反复思考后的成果，“两个公益性地图的数据库其实是“自下而上”式公共参与的载体”。
马军笃信文明社会中“非暴力”谈判和协商的力量，其背后的广阔图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的联动协商和平等对话。
马军和他的同事们正是用这种“非暴力”的谈判沟通的方法，通过披露和公布数据，企业也无话可说，马军谈到，“我们信息的来源确切清晰，多数企业在了解情况后选择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最终我们个人之间甚至成为了朋友。”
为了保证中心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和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NRDC合作，聘请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环境法、环境经济专家一起进行论证，来自政府负责环境监测部门的专家，环境政策研究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马军和他的同事们平时搜集各地政府公布企业环境污染数据时，有着清晰的标准，和较为严格的操作、录入规范，遵循必要的原则和程序。中心数据都来自各地官方的环保或是政府网站，并清楚地标示了来源。
数据库不仅帮助各地政府规范借鉴他地成功经验，更为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且帮助企业规范高效的解决问题。地图数据库中的第三方审核报告，可以看作是一大特色是给各地企业提供的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实现环境守法的可以操作的范例。
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里有很多政府在具体的情况下操作的成功经验、方法等流程，其他企业和环保部门在遇到类似情况下都可以按照其他企业或政府的规范流程马上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限制了各地政府恣意解释法条的可能性，维护了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在马军及其同事们经过艰苦卓绝四年如一日的数据挖掘和整理后，到2009年4月份，“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列出了超过30000条的企业污染纪录，而空气污染地图也列出了13000余条企业违规超标纪录，国内的企业占 其中的大多数，但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甚至包括很多知名跨国公司。很多企业都主动地加入到环保行业，企业慢慢意识到地图也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有专家认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所开发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开辟了一条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的新思路。
正义的消费：从“浅绿”到“深绿”
一个让马军忧虑的问题是， “西方式的消费观正在把中国变成大量依赖一次性产品的社会，而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被大量消费的产品，其生产过程超标违规，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20家环保组织一起发出了一份“绿色选择倡议”，提醒消费者更关注产品的生产过程，比如是否是在工厂超标排放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通过经济手段，令商品的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环境代价；同时透过信息公开，曝光污染企业生产的产品，促使消费者主动作出绿色选择。
马军的思考和操作方式时时让人感到他在谋求实质正义的同时，更在寻求相应的程序正义。西方的刑事证据规则中便有“毒树之果”的说法，即凡是刑讯逼供得来证明犯罪嫌疑人人有罪的口供等在没有例外的情况下都一律不予采纳，其中蕴含的逻辑推理即是程序如果不正义，那么即使借助此程序正义达到了实质正义，那么此实质正义也是被认为是有瑕疵的。
这个规则在环保领域昭示的影像效应便是如果程序不正义，那么公众作为消费者有权利摈弃实质正义。“绿色选择倡议”方案实际上是要公众穿越从浅绿到深绿的迷障，将消费关注从产品自身的安全性扩展到其生产过程是否环保，其结果将让消费行为从环境破坏的力量转变成环境保护的动力。
“绿色选择是消费者和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它能够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最有效的动力。”马军认为。
此时的马军不是挑拨者和批判者，同时也不是强势或弱势的代言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绿色选择联盟方案可以看作是为正义代言，通过文明的倡议行为，来号召消费者行使自己手中正义的权利，同时也唤醒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马军的绿色选择联盟方案对现实中的很多困惑有启发意义，比如一个企业既是当地的税收大户，又是当地环境的污染老大，如果地方官员不能够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勒令企业对环境问题做出整改，则消费者可以行使手中的购买权利来影响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同时全球采购的大型企业也可以通过订单对其提出改善环境表现的要求。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专家指出：马军及其中心的工作其实在政府与企业和民众之间构建了第三方可以缓冲的公共空间，具有示范意义。
马军在《通向和谐环境之路》一文中认为，发展与保护平衡是保护环境的必由之路，“知情的大众将有助于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很多公众都逐渐认识到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突破口，而政府信息公开是民本政府开始。
马军也期望有效地方法促使NGO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有更多NGO组织能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马军也一直想看到当地的NGO成为监督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的主力。
马军及其团队开发的 “中国水污染地图及绿色选择” 项目只是马军及其团队工作智慧的一维镜像而已。马军对环保的视角其实很大，以环境保护为大舞台，以数据库为支点，私权角力公权，利益多方平等协商对话，进而寻求妥协，探索最佳方案，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显像。
马军还要剑指何方，我们将拭目以待。
马军档案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致力于水污染防治和环境信息公开。1999年，出版《中国水危机》，对黄河、长江、西北、东北、华北、东南、西南七大水域问题加以深入分析探讨，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学界高度关注。2004年初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者，2006年5月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并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6年6月，组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领导编写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通过“水污染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还列出了超过2500家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若干跨国公司。随后开发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连同“中国水污染地图”及绿色选择项目被专家认为具有极高的环保工作智慧，成功开创一条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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