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盟政府官员邀请SEE项目团队在社区推进内生式基层民主，这恐怕是中国大地的稀奇事！但团队、企业家、秘书处专家对用什么模式做环保却争论不休。

 

　　冯永锋把他的新书《没有大树的国家》献给自然保护者。他说：也许在中国的生态恢复之前，他们的生命已经破碎，他们的身体已成了化石，他们的事迹已成了神话。

 

　　阿拉善项目团队对荒漠化治理，采取了内生式的社区发展，其理念是通过改变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来达到社会与生态平衡的目的！这是刘晓光任会长、杨平任秘书长、邓仪任副秘书长期间，2006年定的协会战略目标之一：用3～5年的时间，以阿拉善地区为重点，以社区发展项目为核心，形成成功案例，为中国荒漠化、沙尘暴的治理提供可以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之后，王石任第二任会长、杨鹏任秘书长，阿拉善地区的主攻目标是TNC式的梭梭林保护区。第三任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任期内，绿色和平的中国部总干事香港人卢思骋曾任秘书长，但短短几个月后因家事离任。几个月里，中国环保圈内沸沸扬扬地传言，阿拉善要做绿色和平了。卢思骋离任后，理事会临时任命了从首创拓展公司退休的总经理聂晓华任会长特别助理，继而任了8个月的秘书长。这期间，秘书处重新整理阿拉善地区的业务方向，继续以农区节水、牧区植被保护为明确方向。

 

　　在第二届执行理事期间，协会建立了SEE基金会，为“基于阿拉善，不限于阿拉善”做好了准备。第三届执行理事会期间，企业家参加了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下一年的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国际NGO气候组织与万科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远大集团等，在墨西哥坎昆共同举办“中国日”气候变化领袖峰会。几年来，协会不断扩大对中国环保NGO的资助，提供“青国青城”和绿色领导力的培训。韩家寰会长则忙着推动企业家成立台湾片区、华南片区、华东片区、华北片区、西南片区，为环保项目走出阿拉善地区做组织准备。这是2006年战略的另一个目标：协会用5～10年时间，成为中国社会参与荒漠化、沙尘暴防治的具有专业能力和公信力的环保基金会。

 

　　在协会的环保业务走向资助全国的环保NGO、走向国际环保论坛的同时，协会秘书长聂晓华坚持巩固“基于阿拉善”社区的保护业务。2011年3月27日至4月1日，她组织了第二次战略考察，期待制定下三年的战略规划。

 

　　考察团有秘书长聂晓华、协会项目委员会主席杨利川、委员于建东、上海企业家方继买、将要继任下任秘书长的广东企业家刘小钢、秘书处负责评估的张亦蕾、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萧今、阿拉善项目办公室全体成员、阿拉善地区项目总监田犎。考察团3月28日考察林业和农灌区,30日考察牧区，29日拜访政府各部门，29日下午、晚上和31日开会，归纳政府、农灌区和牧区的信息。

 

七年总结

 

　　2011年3月29日上午，秘书长率领战略考察团拜访政府各个部门，向政府报告来意：“2003年企业家在这里的沙漠得到灵感，人类在建设也在破坏生态，就拿出一些资源来保护做出补偿。SEE协会2006年做过一个战略规划，5年过去了，协会要做新的战略规划。我们得到支持也听到了善意的批评，我们感谢支持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环保实践有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访谈收集第一手的材料，用眼睛看、耳朵听来总结过去，寻找未来的方向。我们过去7年主要是做社区工作，希望通过改变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达到环境保护。2008年以后，我们希望扩大规模，就在乌兰布和做了一个248万亩的梭梭林保护行动。项目目标、手法等等发生了变化，内部引起了争议。通过去年到今年的讨论，我们现在有两个生态指标，一个是在农区通过配合政府和老百姓可以做节水，一个是牧区，包括梭梭林和草场，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植被得到保护。我们希望继续以社区的方法踏踏实实地做。我们清楚，实际上环保是政府在做，我们NGO只是对政府的补充。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听到政府各部门的指导。”

 

　　接着SEE阿拉善项目办主任周朴代表考察团队，对SEE协会过去7年的工作做了汇报。

 

　　“SEE项目办7年来，一直以改善和恢复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致力于当地的植被保护和水资源保护。所采用的手段一个是以社区为主的保护行动，一个是以科学研究为依据制定保护方法。7年中，在16个社区的1264户实施了保护行动，在1290万亩农牧区里开展了项目；保护了120万亩的梭梭林，还参与保护额旗的胡杨林；人工新增的植被保护面积1万亩左右；节水项目点，节水59万方。七年的工作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4～2008年上半年为内生式模式的试点阶段，选取有典型生态代表性的社区，以内生式社区模式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整个4年的产出指标有14.5万亩的农牧民管护的梭梭林保护区，农牧民合理载畜的草原有100万亩，人工植被恢复2000亩，参与保护草场35万亩。节水的项目一是通过农作物的调整，棉花可以节水40%；二是管灌和2008年查哈尔滩膜下滴灌的试验。整体而言，主要的项目有三个方向。第一，腰坝和查哈尔滩农区，吉兰泰牧区的草场和梭梭林保护，我们在这些地区做社区项目，探索荒漠化生态保护的有效途径。第二，注重培训项目，分四个层次：①社区农牧民的培训，自身能力和技术培训；②政府官员的培训；③教育部门的培训；④公众教育的培训。第三是科研，2004～2008年的主旨是科学研究如何采取环保行动服务制定的目标。

 

　　“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5月，秘书处提出从点到面的推广。第一，提出项目手段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多方参与的荒漠化治理方法，提出科研、政策、社区、社会力量四管齐下。产出的生态指标：保护草场近10万亩，人工恢复植被7000多亩。还有与政府合作推动了人工杂交谷子1万亩种植，我们自己的项目区内有203亩的谷子种植。与玉米相比较，节水35%左右。第二，这一段时间里，对牧区提出乌兰布和248万亩的梭梭林保护的立项。第三，对乌兰布和沙漠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的调查做了多项科学实验，希望借此作为保护的依据，扩大保护的规模。

 

　　“第三阶段，2010年5月到2011年现在，对业务方向又做了集中性的调整。2010年7月明确提出在荒漠化地区治理的手段和生态目标：紧扣荒漠植被和节水农业两项生态指标，通过内生式的社区手段来推动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项目办是来配合政府，整合带来的资源和资金，达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终使资源发挥最大效应，农牧民得到实惠，同时当地的生态得到保护。”

 

政府的邀请

 

　　协会成立之初，邓仪带着志愿者从一个嘎查蹿到另一个嘎查，政府怕是地下老鼠传销会。当听到团队要带他们去贵州培训，农牧民怀疑是不是拐骗人口。当村民代表到了贵州古胜，见那里的农民在几分地上做环境保护和生产发展，他们受到触动，要保护自己家园，在回来的火车上昼夜讨论。他们回到嘎查就跟村民分享见识，“干吗人家土地比我们少还能做保护，我们不行呢？”于是自己海选了农牧民的生态项目委员会。见SEE真是在推动老百姓自主地保护生态，政府专门指派副盟长龚家栋为与SEE项目的对接人，派左旗编委办主任李玉光为联络官，协调SEE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SEE每个季度向政府交流工作进展，一切都变得十分顺当。

 

　　NGO常常把政府看做掣肘，把商界看做损害公共利益的罪魁祸首，其行动是动员民众唤起维权意识，民众的行动甚至达到与政府对峙，国际上也是大有案例。在阿拉善，企业家把政府看成合作的伙伴。团队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有缺陷，也是一个需要服务的对象，NGO服务民众同时也服务政府。

 

　　现任阿拉善盟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谭景峰接替前任杨继业的职责，他代表盟委、盟行政公署、盟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欢迎SEE协会支持阿拉善盟的生态建设，他请政府各部门一、二把手来与SEE考察团对接。他先谈了阿拉善盟（下文简称：阿盟）政府对发展和治理的三个视角。第一是生态地理的视角。这27万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一是沙漠，三分之一是戈壁，还有三分之一是荒漠半荒漠草原和可利用农田，阿盟还守护730公里边防线。一提到沙漠戈壁荒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少草，生态脆弱，政府官员的心情就很沉重。十多年的艰苦治理还是有成效的，生态局部达到改善，大面积恶化得到遏制。治理过程中得到SEE七年积极有力的贡献,对阿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是经济的视角。阿盟有煤和盐，一黑一白的经济支柱，2010年生产总值300亿元，财政收入42.6亿元，人均GDP15万元，要为治理生态支付公共补偿。第三个视角是阿盟人的骄傲。在苍天下自然艺术的殿堂，有500多米高的沙漠珠峰、3556米巍峨耸立的贺兰山主峰、几千年前的壁画、现代航天城的自豪和美丽的胡杨林。

 

　　谭书记总结，那些年提这个立盟、那个立盟，现在阿盟人真正意识到，“重要的是生态立盟，如果失去大的生态环境，人的生存也就没有依托，生存难以为继。因此，关心生态，支持生态保护尤为重要。企业家拿出一部分精力、资源，阿盟要记录这一页，这一页是光辉的”。

 

　　阿盟的“十二五”规划规定，加快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实施惠农惠牧政策，同时推进生态保护,发展高效节能农业、沙产业、饲舍养殖业，农作物控制在28万亩，养殖畜牧100万头只，禁牧2500万亩，休牧500万亩，草原建设5750万亩，飞播150万亩，封沙育林75万亩，人工造林25万亩，建设国家公益林1500万亩，改善灌溉4.4万亩，新增节水灌溉16万亩，改善9450人饮水，集中扶贫2140户，森林覆盖率从“十一五”期间的6.16%增加到10%。与2006年的政府规划相比，这次规划明确考虑生态保护,改变生产方式,改善民众生计。

 

　　谭景峰请政府各部门根据SEE项目办的汇报，提出对接策略。

 

　　阿盟副秘书长张瑞青说：有思想、实力、善心、理念的企业家七年来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NGO的理念在全国都是非常有超前性的，这是我们的一张名片！我们与SEE协会共同向欧盟申请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欧盟给捐赠123万美金，政府配套等额资金。团队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力量，对生态监测、社区活动、农牧民的可替代生计、宣传教育做得扎扎实实，在国家国际层面都发挥了成效。

 

　　阿盟环保局局长杨海说：政府利用生态协会的资金购买了美国陆地6号卫星20世纪70、80、90年代的数据，建成生态长时间、大尺度变化的基础数据库，解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年里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演替、变化、发展的趋势，为生态监测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希望把你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积极对接，延续下去。

 

　　盟林业局局长王维东说：林业与协会都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做了几件事。一是在2005年政府与协会引进了意大利援助的飞播项目，投资12万欧元在木仁高勒飞播2万亩。二是实施了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项目，通过农牧民能力建设提高了生态环保和自我管理意识，通过社区能源替代减少农牧民烧柴量。三是展开乌兰布和梭梭林保护的科学调查。希望下一步合作，第一，更好发挥协会的人才和信息优势，不断探索干旱荒漠化地区集体公益林改革模式。阿拉善地区的保护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好农牧民的生计问题，只有农牧民安居乐业了，才能去自觉地保护生态。希望协会加大力度，作为一个主要的项目。第二，禁牧后如何做好草场的保护和再利用？草场林子是一个生物链，大自然长出草来就是让食草动物吃的，全面禁牧这个生态链就断了。第三，希望SEE帮助建立更多嘎查的民主自我管理机制，包括保护和技术的管理模式，SEE侧重这些软件的建设工作，通过政府硬件来完成软件的建设。第四，希望建立以肉苁蓉为主的沙产业。

 

　　盟水务局局长赵勤：我们与协会工作接触比较多，特别是农牧民培训，前两天还共同组织38户腰坝农户到张掖地区考察节水灌溉，农牧民收获很大。在“十二五”期间到2020年，我们新增和改善牧区节水灌溉饲草料地35.7万亩，其中地下水节水灌溉区（腰坝、滦井、查哈尔滩）为23.4万亩，引黄灌溉区12.4万亩。2011年灌溉投资左旗巴润别立镇7502万元，阿尔托包苏木250万元。组织4个小型农田水利专项投资368.3万元。引黄灌区渠道更新投资101.8万元。政府希望SEE配合，一是在农牧区节水灌溉加强宣传和配合；二是扶持节水技术，提高效益和扩大范围。政府不能跟每一个农民对接，希望SEE扶持农民自发的用水协会。同时节水和农田标准管理相对滞后，这方面的需要很急迫。

 

　　盟农牧业局副局长杨生樑代表戈明局长说：两家合作一直密切并且非常愉快、非常成功。目前盟农牧局主要的生态保护和生计政策，是在SEE前期的节水作物、膜下滴灌、奶牛社区试验基础上做起来的，是对政府弱点的补充。一是农区工作引进节水作物棉花、谷子。二是膜下滴灌在查哈尔滩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又搞了5万亩的规划。三是SEE在巴润别立镇搞的奶牛小区，国家每年两次的安全检查中都没有问题，给农牧民带来了利益。下一步要加大合作。第一，继续试验节水高效的作物。第二，在膜下滴灌的基础上引进新技术，如太阳能滴灌和微灌，减低耗能和成本。第三，提高大棚效益，提高农牧业产业化，包括沙产业、舍饲养殖、蔬菜基地、玉米制种、节水棉花和油葵基地建设。第四，联合搞科技培训，请SEE在科学技术上做前期试验。第五，还希望在左旗的5万亩固沙锁边工程上搞合作。

 

　　盟扶贫办主任魏雄会说：扶贫办自2005年与协会合作，主要是围绕嘎查村的建设。SEE的优势是社区主导性发展和社区基金，独到的工作方式能够调动群众的参与性。左旗巴润别立镇的铁木日乌德嘎查的农牧民退牧从贺兰山搬迁下来，发展困难比较大。通过内生式的发展以后，调动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扶持了一些项目，真的把群众的发展内因调动起来了。现在，从政府工作上、农民收入以及整个嘎查村环境建设上看，都是非常好的！今年被自治区扶贫办和国务院扶贫办创立为两级联系点。SEE搞的社区基金，我们扶贫办叫互助资金。国家的、自治区是2009年才推开的。我们的资金已经滚动十轮了，从过去十几万块钱发展到40万，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就感觉，SEE的工作方式中有很多的理念、工作方式值得我们借鉴。这几年，在你们的工作方式的触动下，我们也在把工作方式朝这个方向靠拢。我们已经在14个村做了内生式的发展模式，效果比较好。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要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工作业务，一块是移民搬迁，把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牧民搬迁出来。另一块，在生态和生产问题比较多的地区，通过项目带动他们发展。扶贫工作不是简单地给钱，主要是促进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所以，扶贫办以后有很多可以跟SEE生态协会合作的项目。

 

　　合作的项目有很多，第一是扶贫的整村推进，通过生态植被恢复、节水农业，我们选项目的重点是一致的。第二是科技扶贫，重点是用梭梭种植和苁蓉嫁接技术来保护生态，使农牧民从过去被动地保护生态变为主动地保护生态，从生态建设中获得成果。第三就是互助资金，自治区从2010年推广，盟要扩大范围做基金，想借助协会的模式，在全盟铺开。第四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培训。一个是社区发展培训，一个是转移就业培训，帮助搬迁转移出来的农牧民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直接就业二产、三产。SEE协会组织培训，确实帮助很大。我们阿拉善的保护，特别要从促进我们保护中得到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

 

　　左旗的书记林录明：第一，左旗重点是与协会积极对接，借助协会的资金、技术、方法，形成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合理发展。第二，积极搭建平台，企社帮助，由企业家从理念和管理人才上帮助社区发展。第三，在社区发展的模式上，对生态的保护和利用，在发展和致富上，形成有效的模式，再推广。第四，结合六年多来跟协会合作的经验，抓典型搞示范推广。第五，我就觉得协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特别好，就是内生式动力。这一块要加大宣传培训的力度，从各个层面提高内生式动力这个发展力量，我们应该做好这个工作。

 

　　左旗副旗长陈君来：阿盟的工作重点在左旗，我们确定了两大工程——生态建设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生态建设是协会五六年来和我们探索以及做的事。新农村建设，盟和旗上确定十个点，恳请协会协助我们。过去协会在牧区的生态保护、牧区的内生式发展和合作组织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下一步我们进一步探索再推进一步。我们确定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高效节水农业，从井灌区开始；第二个是特色沙产业，种植梭梭和肉苁蓉来保护和增加收入；第三就是舍饲养殖业，禁牧后发展养殖，让农牧民增产增收。近几年的目标和重点是机构调整、绿色农业、农牧业产业化。更重要的是专业合作组织，SEE生态协会替阿拉善左旗搞的培训非常好，专业合作组织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把协会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配套起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达到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

 

　　聂晓华秘书长这时提出：原来的盟和SEE的联络人——龚盟长已经离任，请盟再派一位联络人。谭书记当场表示要建立下一步的对接机制。 这次会议后，于2011年6月20日，盟委和盟行署办公厅正式下文件，指定盟委副秘书长张瑞青、行署副秘书长刘发全为联系人，与SEE联系对接，每年底和次年初为工作安排召开对接办公会议，听取计划和建议。

 

　　政府各个部门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要保护生态就要改变生存方式，还要解决老百姓的生计和贫困。对草原实施保护，农牧民从自然界得到的直接生产资料减少了，面临的挑战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收益。政府官员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很难与每个农户对接，最有效还是嘎查里农牧民内生式的社区组织，自组织的项目管理委员会、合作社、用水协会等，由农牧民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这是一个深刻的社区变化。“内生式”“社区”已经成为政府的行动概念，并成为政府规划的一部分。政府的生态政策生态保护形成了良好的补偿条件，农牧民的内生式社区建设为持续的生态保护打下了社会基础。

 

　　全盟191个嘎查，七年来SEE项目办前前后后在20个嘎查做了项目，盟扶贫办做了14个社区内生发展。面对政府的邀请，SEE如何回应？是急于走出阿拉善，还是扩大阿拉善的项目规模？

 

战略模式之争

 

　　下三五年SEE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做什么项目可以达到治理荒漠化的目标？

 

　　考察了两天农牧区后，2011年3月30日下午和晚上，考察团梳理政府和农区的信息。协会项目委员会主席杨利川就今后该怎么发展提出了看法：……节水是政府的要求，大目标五年、三年的节水目标。我们在腰坝做了3个项目点；我们还做什么？比如，腰坝12个嘎查，另外9个我们要不要做？这就是战略问题，在这五年里全部复制到其他地方。乌兰布和、吉兰泰、查哈尔滩有没有要做的？我觉得在这个思路上，还有哪些问题，比如培训的问题、科研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勾勒出整个战略思路，未来五年要做的。

 

　　但会议主持人担心的是：这样的讨论会方式会变成几个精英人物的对话，提议用参与式的讨论方法。方继买同意试试参与式，因为主持人熟悉了，但同时解释，我们要民主一些，但民主是要牺牲效率的；并且提出自己的关注，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社区开展哪些项目来完成生态保护，社区目前的状况如何。

 

　　这样就展开了两天半的参与式讨论。毫无疑问，节水和植被保护是两项生态指标，但最大的争议是关于内生式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参与式和协议保护，以及其他模式的讨论。

 

　　主持人归纳关于节水的信息，就是说：农牧民有了认识，但态度矛盾、抵触，互助观望，缺乏动力。杨立川认为：这是个利益机制问题，要说节水都还是懂，但你弄到我头上，就怕吃亏。刘小钢同意杨利川的看法：政府限制用水而农民有抵触的原因，是利益机制没有设计好。

 

　　主持人对阿拉善并不熟悉，但他希望引导大家从社区基本情况开始分析，比如，社区与上一轮做战略时有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晓华用清晰柔和的嗓子，并以特别调皮的表情说：“变化很多，我一个一个跟你说。（众人笑起来）农牧民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组织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组织管理内生式还在坚持；第三，培养了一些领导人，项目运作比较良好，但具体的管理可能有漏洞。”（见表15-1）

 

　　有两位企业家——于建东和刘小钢认为内生式好，主张不仅仅是坚持，还要扩大、发展，大力推进。

 

　　一个在小母牛项目做过的团队年轻女成员立刻对内生式提出尖锐的质疑：“手段和目标要分清楚！你说内生式好，它与社区基金、节水是什么关系？你的内生式模式在当地对生态保护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做节水时，如果社区的管理能力比较弱，可以通过社区基金的方法来改善社区自身的管理能力。社区基金比较好，应该推广这个项目。”

 

　　　　　　　　　　　　表15-1农区考察信息归纳

 

1.社区的基本情况：生产方式（比较粗放），积极性不够，需要组织管理，缺乏政策信息。

 

2.社区意愿/需要：了解政府/SEE的政策，农业技术培训，公共服务项目，想要复制我们的项目。

 

3.水：态度矛盾，有认识没有行动，节水意识不足，认识片面；有意识了，同意行动更重要。

 

4.社区外部环境：

 

　　(1)政策、节水政策、林权改革；

 

　　(2)政府投入，投入方法，引入技术改革；

 

　　(3)技术：苜蓿种植，围沙造林、节水作物的市场问题，膜下滴灌潜力。

 

5.与社区互动：农民认为内生式好，社区基金好。

 

　　参与式主持人总结为：以社区组织建设来推动节水，有了两个手段，一个是社区基金，一个是内生式发展。

 

　　三个企业家对质疑内生式反应强烈。于建东说：“到现在还问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了！？在这里干了七年了，已经倒烧饼倒过多少次了还不明白？你不能说我们办一个企业是为了赚钱，目标是赚钱，只讲‘赚钱吧！赚钱吧！’问题是，我们怎么赚钱？！企业要有一个盈利模式？！什么是我们阿拉善SEE生态环保的模式！？用不用牧区围沙造林是技术问题。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推进环保的目标，这是一个组织必须要确立的战略策略，在这问题上犹豫的时间太长了，争论的时间太长了。”

 

　　即使项目办主任对七年工作做了总结，但不是每一个成员都认可。这位女队员这时回应：“节水也不是目标，内生式对荒漠化防治没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只是零星地在做节水而已。”

 

　　建东于是提出：“要把2008年以前节了多少水，以后节了多少水分清楚，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来证实或者证伪，内生式的这个模式对不对？”另一位年轻的团队成员这时说：“基本是可以证伪的！”

 

　　这个认识与上午项目办主任、政府以及农牧民所认识的SEE的工作是两码事了！杨鹏主持的秘书处基本上也是这个观点：社区不是在做生态，而是扶贫。这个观点激起更为激烈的冲击和情绪。

 

　　　　　　　　　　　　　　表15-2对牧区信息的归纳

 

　　1.牧区的信息

 

　　(1)草场脆弱，巴图家草场最大，水是最大挑战；水无解决的前景，需要搬迁；有牧民轮牧；

 

　　(2)牧民愿望：希望种植林下产品；

 

　　(3)挑战：需要转产，未来考虑保护梭梭、沙产业产品和市场；

 

　　(4)生存条件：沙漠中无道路、牧业生产落后、牧区居住远；

 

　　(5)增加外出培训，见识好的技术和方法；

 

　　(6)社区发展：社区的能力要提高，集体行动、互助活动、合作社经营中的问题，要分类对应；

 

　　(7)牧区和农区需要分开考虑；牧民基础差、收益很低;

 

　　(8)农牧区差异大；

 

　　(9)社区互动：牧区太大、团队工作成本太大。

 

　　2.我们的判断

 

　　(1)基本情况：水资源是关键，基础设施差，生产组织方及农户的能力、自然条件有差异和变化；

 

　　(2)意愿/心愿/心态/：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想搬走；得到国家的补贴；

 

　　(3)问题和挑战：梭梭林保护和利用；合作社发展；梭梭保护种植和肉苁蓉种植；搬迁人走后的配套政策、草场管理；

 

　　(4)前景/机会：旅游；传统文化、移民、开展文化活动；

 

　　(5)互动：我们对项目点的状况不清楚，没有接触当地的技术力量。

 

　　刘小钢激动地插进来：“其实这就是这次做规划的一个核心，如果就连项目团队都认为要证伪，那这个事情就等于整个翻过了啦！”建东也赞成：“对！没关系，咱们可以做证伪这件事情啊！”

 

　　建东企图说服这两个为手段与目标执着的年轻人：“其实啊，我在企业里，经常遇到这样的年轻人，要争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这个不重要，它爱是谁就是谁！我感到，内生式是我们目前最有效的配合治理环境的一种手段，是可持续的一种模型。所以说，我们认为应该推行这个！”

 

　　刘小钢说：“对，可持续的模式。”

 

　　建东提醒：“SEE沙漠治理的效果是微乎其微，政府投400个亿做保护林，效果还不显著，SEE才做这一点，就好像一定要做出点啥？不会的！要从最初的幻想中落到实地上来！为啥？其实是教育，是给大家一个缓冲。这个时候的原则应是，不争论是非，互相补台，尽快接近目标。这是一个团队应该往前走的工作方式吧!”

 

　　小伙子却认为，如果他来练足球，如果内生式还不是成功的模式，而教练要他练，他难以信服这个方法会让他成为球星！

 

　　这时，秘书长聂晓华接上：“我理解你的纠结。我们从来没有把内生式作为我们的目标，而是手段。我们七年了，治理荒漠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把沙漠变成绿洲，但是要减少人为的破坏，防止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怎么减少人为破坏，防止自然退化呢？讨论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一个想在保护植被上做点事情，一个是想在节水上做点事情，这两项都是人为地威胁生态的因素。我们怎么样去节水呢？怎么样去保护梭梭林呢？我们希望通过社区项目，通过社区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互动，希望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这里居住，要爱护这里，要保护这里，要生存下去，与自然和谐。这才是我们社区工作的核心。讲了那么多的措施和项目，我们需要一个高层次的设计。不是说，今天认为村寨基金好就推广村寨基金，明天认为种树好就种树。我们希望通过社区工作有一个联动，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有意识地通过每一项行动，去种树也好、节水也好、膜下滴灌也好、管灌也好，这是一种什么行动呢？是大家自觉地、尽量地在这里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方式。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内生式理念的一种推进。其实，你说它是一个手段它就是一个手段，它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然后通过这些变化，我们再去做很多很多事情，那就是我们的项目设计。比如说，轮牧我们接受了，因为它带来了一个社会机制的变化，大家都自觉地行动起来，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们说腰坝，不是说其中的某一个项目，而是它的机制，它很多项目是在其中有内在的联系的，要不就不会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它的沼气可能是失败的，它的社区基金是成功的。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允许失败，它的意义是没有变的，我们要这样一直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个追求。”

 

　　那个女孩还是难以信服社区精神、社区机制有什么作用。她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直跟企业家也好,跟项目管理委员会也好，在认知层面上有不同。社区能力这么强，节水并没有能用公共管理模式就解决生态指标。内生式模式也好，社区发展模式也好，公共事务管理得非常好。你看腰坝建得多好了，电脑有了，房子焕然一新了，但是它的根源的问题、它的生态的问题还是没有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实质的变化。我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接上阐释：“这个说明，对内生式组织起来以后，能否达到荒漠化节水的生态目标，是存有疑虑的；内生式解决的是内部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的内部管理会变得很强，但单靠内部性是不可能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内部性的完善，就连解决外部性的进口都找不着。”

 

　　利川接上：“我能不能再说一句，我们很早就说过的，我们是通过改变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来达到生态平衡的目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是人的行为方式造成了生态恶化，不一定是那么直接的，有些是工程性的、技术性的。当然技术性的要解决，像现在有些技术还没有解决。例如养奶牛，你有了另外一种基金模式，就减少了用水，不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吗？如果我们有更多可以转型的生产模式，就可以更少地开耕地和打井用水，不就这样简单吗？你节柴、风能等都是从能源、从水源来解决，当然能有多少更好的方法能一下就把水节约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现成的模式。”

 

　　这时候，2006年9月就来的小桂忍不住了。他2009年离开，2011年春又回来了，他说：“这个问题我有几个想法。第一，在目标层面是生态问题，但不仅仅是解决生态的问题，是推动一个社会系统结构改变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第二呢，我想说一个判断，就是所有问题共识的基础。你对环境问题判断是什么，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行动。如果你认为是环境出问题了，你就会天天跟着环境走，你今天种树明天灭鼠。我的判断是社区系统出问题了。利益结构的改变，权利结构的改变，能捆绑住东西的核心，没有这个结构上的改变，我们天天在打外围战。涉及什么问题有很多判断，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包打天下！［建东：往下，往下，我们选择什么？］对，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内生式，是不是？［建东：对！］我没有否认别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我可能进行另外的很多尝试，包括技术的、设施的、项目的、市场的、产业化的，都很广，我们不否认这些。［建东：对！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竞争力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得把它发挥出来，是不是？那我就讲到这里。”

 

　　建东：“讲清楚了，核心的就是内生式。”

 

　　主持人这时阐述和定义：第一，利用社区互动有了共识；第二，对于社区互动的方法和工具，有社区基金、内生式发展模式。

 

　　企业家和资深的团队成员对内生式的认识比较清晰、坚定。内生式是当地农牧民变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核心理念和实践行动，包含保护机制的建立、选择行动决策。膜下滴灌、风光替代、养奶牛、基金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子项目，是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项目，解决在当地社区的保护。而主持人一直固执地误以为，内生式是一个排序在基金之后的工具模式。他离开SEE时也带着这认识走了。对于农牧民、政府、一部分企业家和资深的团队成员来说，内生式社区发展是不同于NGO、专家和政府主导的社区发展，专家主导的参与式和外来的政府为甲方的保护协议，与老百姓自己设计的项目和自己撰写的村规民约，完全是两种价值理念和实践路径。

 

　　　　　　　　　　　　　　　　　　政府官员定义内生式

 

　　晚上，盟林业局局长王维东特意来参加会议，观看了一会主持人用参与式主持会议，讨论节水的问题，他要求发言。王维东说：“我对这种形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你说完了我再说，但不解决问题。你们SEE的生态保护宗旨讨论两点，比如说，一个是节水，一个是植被，但是你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忽略了人本或者是民生。我昨天讲过一个观点：没有民生就没有林改，也没有植被保护。过去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你没有群众的富裕，没有群众的安居乐业，何谈保护。日子好过了以后，我就要保护这个生态。没有一个人说，我日子好过了以后，旁边都是沙漠。他没有吃饱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冷得快死了，你说我不能烧梭梭柴，我已经饿得不行了，你说我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那都是空谈。咱们只能民生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已经安居乐业了，生活已经富足了，这种情况下，咱们才可以谈到生态，才可以谈到保护，所以说这才是更重要的，这是第一点。

 

　　“然后，生态协会要抓好林改，包括生态、节水、与人为本，就是民生，这三块的最根本是要确权，只有确权之后才能谈到上述这些问题。从大我、全民所有制改到两点，第一点是小我，嘎查村一级，或者村民小组一级的，这才是我们的。太大的，什么是我们的不清楚！是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改到小我就比较清晰了，这是我们几十户的，我的！但不是你个人造的林，是老天赐予的。最终的目的是自主，村民自己来做主。政府干啥？政府只提供技术、途径、政策；政府是拍板不做主、协调不拍板。第二点，最终做主的是村民自己，你说是最终分到小我呢，还是分到我？你们自己定。实施方案报上来，我们来批，批了以后我们给你确权。下一步我们有配套政策。草场长时期的不利用，它生物链缺了一半。是留转、租赁还是轮牧？大家推举一户人，推举三五户，你们去干吧！这个自己去讨论，一方面不能浪费，一方面植被也不能破坏。你搬迁上来就享受政府补助，拿着林权证股权证。权益得到保护的，去北京去哪里，国家给的补助都有，给牧民吃定心丸子。

 

　　“你们说内生式也好，要唤起他的主人翁的意识，这个是建立在小我和我的基础上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可以平等地商量一些事情，有一种协商机制。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但是呢，你要有人破坏，我这个集体里任何人发现我都得收拾你，侵害我的利益我就不让，有这么一种内生的责任心。这个就是你们所做的内生式，叫自我管理也好，这种主人翁意识，这种觉醒，这种自我管理模式的形成。我想说的三点也好四点也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全国，如果我们每一个嘎查啊，每一个村民小组，都能建立起这种。就是说，只要是我的利益，你别人就不能侵犯，我们就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协商机制。这种事情呢，可能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集体的你不管，我管了你还说风凉话，我也不管！所以眼望着我们大家的森林烧了，让人偷牧了，被人砍掉了，你不管我也不管他也不管，大家都不管。现在是大家都管，包括杨总说的轮牧。草场十年了咋的？那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哎，杨总、于总还有，你们四家子放牧，我们大家都同意，你给我们一家假如100万块钱，那你去放牧去。但我们都得盯着你：你不能过牧，你不能破坏我这个生态，你要是破坏了，你交的保险或者是保证金100万就够恢复我这个生态，我这个草场。”

 

　　　　　　　　　　　　　　　　　　　不做什么模式

 

　　虽然企业家、资深的团队、秘书长对自己所做的内生式社区有清晰的认识，也唏嘘，像王维东这样的政府官员也对内生式社区有如此深刻的解读，并赋予了它林权改革实践中的重要理念和路径。但在参与式的讨论中，其他人对如何做社区发展、在社区里做什么，有不同看法。大家的经历不同，又都希望把自己的认识带到被考虑的建议里。两天半的讨论还是把方向和具体手段又搅在一起。在生态保护之下，我们做什么？有的人认为社区动员是手段，有的认为这是策略方向，是让老百姓做事。方继买认为SEE是实践者，但是间接地推动社区，是保护的协调者，这就是方向。有的提出引入技术是方向，大规模地节水，才能达到生态目标。做过社区项目的团队成员认为，科研和技术是手段。有人认为扶贫也是一个策略方向，扶贫才能使老百姓愿意做保护。项目总监认为，扶贫只能是手段，如果扶贫成为方向，那整个方向就偏了。有的人认为，移民直接减轻对生态的压力，是一个手段而已。建东认为，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是手段还是目标，是战略还是策略，是生态还是扶贫，搅得云里雾里，讨论并没有接近共识。这时，我提出先看看别的环保组织在做什么，刘小钢也认为用排除法来尝试找出我们的优势。

 

　　大家开始一一数出中国的环保NGO。绿色和平以环境运动与对抗著名，在全世界都一样，有一定的研究并在城市里搞对抗性运动。例如2010年11月3～6日，低碳之城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在香港举行，国际主要城市政要首领在场，曾荫权发言时会场内突然响起绿色和平的警报器，曾荫权平静地说：“我们香港总有幽默的小玩意儿。”第二个是TNC，它的特点是自然保护区，圈地、买地做“全是我的”自然保护区。从TNC转过来的专家书文说，是叫“保护地”。从2008年夏天到2010年5月，协会曾经全力以赴与TNC合作，期待做成梭梭林保护区。

 

　　于建东举了一个例子，讲的是美国的一个癌症基金。一个垃圾债券大王欺骗了民众，被投入监狱。狱中他得了癌症，出狱后他用基金会的方法，让癌症患者投资，用企业家的经济手段资助研究，做出领先的研究成果。关键是公益组织的方式。主持人提供了IUCN濒危动物的例子，它做基础数据库，定义濒危动物，并发表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列出的动物是全世界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于建东这时说：那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做公益的方法。主持人说，我们还是说环保圈内的吧！建东坚持：我们不是要说公益的方法吗？癌症基金是以企业家的方式做公益，治白内障组织他也是用商业的手段，这是关键！我们是在找公益组织、基金运作的模型。你一定是说环保的，我可以不说了！！！

 

　　刘小钢说：自然之友的方法是做公众倡导，通过环境教育活动，倡导公众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地球村廖晓义那里她也是做公众倡导，她最近也转向做社区，在四川的大坪村尝试乐和家园、乐和文化等。根与芽也是做公众环保教育。

 

　　大家一致认为，老一批的NGO其主流都是做公众倡导和培训，到目前做社区的不常见。

 

　　主持人介绍，保护国际(CI)分成很多部门，它涉及的面太多，不同部门的手法和模式不一样，到目前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一套手法和模式。他还介绍，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它有一个生态保护区明确的目标:先做详细的生态评估，再从当地的政府和林业部门得到林权保护的赋予权，制定了一个协议，到了要保护的区的村子里，由老百姓与政府签署保护协议，老百姓再按照协议保护。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要做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两项，但它的行动不落到地面上，是软的东西。它的纪念品很好，到云南可以看到他们的车开出来，路口都有标识性大熊猫贴在车上。奥依斯嘉是日本的环保公益组织，在中国就是自己做种树，也做研究高产西红柿、沙漠锁边工程。瑞尔(RARE)是专门做环境教育培训，教你怎么做环境、环境检测等很技术性的培训，用小区营销的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障碍。让受训的环保工作者，运用瑞尔的“自豪项目”，即以当地人喜爱的物种作为当地自豪的象征，来获得当地居民对自然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支持。

 

　　马军的中国环境公共资料中心，用中国水污染地图发布全国超过300个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列出了2500多个污染企业，是公共维权。另外一个商务社会责任协会(BSR）一直为公司提供社会责任解决方案,以买家的期待，为中国的供货商提供技术知识、技能培训，希望他们改善工作条件，遵守中国劳动法，要中国供货商与中国其他组织一同发展当地能力建设，并可持续性地进行操作。福特基金会是培训当地人做参与式，培养NGO的领导能人，用培训来改变精英层。

 

　　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谁？大家开始很有信心地排除：肯定不是做环保对抗式运动；不是圈地买地做保护，我们没有钱；WWF做科研，我们不是做基础研究；我们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公共倡导；培训，我们不是专家，不是我们的优势；CI有大量的科研，也有社区，我们可以参考，但你的小区也不能离开科学资料啊，离开科学资料跟农牧民也搞不出名堂！CI、TNC和WWF后面都有强大的科研能力，他们是以科研为保护基础，我们是以小区建设为保护基础。

 

　　这时小钢警觉到：“我有个感觉，可能我们脑子里有预设要做社区，就会自动排斥很多可能3～5年对SEE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可能要倒过来想，我们想去哪儿？以这个方向为基础，再去看达到这个方向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做社区发展，也可能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别的组织也可以有好方式，是我们需要提升的能力。”

 

　　方继买接上：“这在企业叫做标杆学习，这几个组织他们最好是那一块，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某一块。我看了所有讨论的方法我们都执行了。项目团队自身对战略的理解和执行，是采用内生式在社区发展动员广大群体，而配合地方政府的项目，这是我们比起其他的任何组织都有的优势，这是2006年就确认的。”

 

　　大家的结论是：SEE在阿拉善地区的方向主要是做社区，这个组织最重要的是社区组织建设，社区实践的保护！

 

协议保护与内生式之争

 

　　听到这里，以保护国际为背景的主持人要求大家给他十分钟，听他讲讲山水派的协议保护方式。大家很乐意。

 

　　主持人一开始就说：我自己的观点跟团队主任不同。内生式是一个好东西，非常好，但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他细心地介绍了协议保护和它的理论。

 

　　“这是一个村，下面是地下水，用内生式的方式把村民组织起来以后，它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公共问题。而怎么用水、怎么用公共资源，是解决公共问题中的一环，它会特别好地去做这件事情。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村终于从单家独户变成一个整体。但是，我们要想去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当生态破坏也好、保护也好，其造成的影响，大量的不是当地享受了，而是到外面去了，一个关键词叫外部性。当一个事情的外部性特别大的时候，就很难说靠着自己的自觉性、自己的管理就能解决问题。这时，社区的贡献性越大，外部的激励机制也就要越大，它才能达到一个平衡。所以生态链的问题不是一个社区的问题。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产生的一个项目模式，我们说的协议保护。协议保护比这内生式要复杂得多，光是这一块，它的基本理论概括起来就有三条。第一，社区为主体。什么含义呢？我把社区看成一个主体，你们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了。第二，我们去为你营造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是什么呢？生态补偿和保护值是一个交换关系，就是说，我派老师到这儿来做项目。我来做什么？不是因为你们穷，不是因为你们特别黑心，而是基于你为环保贡献了多大的成效，我就来给你做生态补偿，而且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交换的基础。比如说，我那里那么大的面积，可以衡量为了实现这个保护程度，你失去了多少。第三，就是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合并到一个里头，相当于一个经济合同。为什么是协议保护呢？因为有确定的时间、地块和责任。还有谁需要这个保护成效，就是有甲方、有乙方了（政府为甲方，村民为乙方)。保护成效给谁，这就有甲方和乙方了。确定的时间、地理范围内的甲方乙方，谁来付这个账。现在的项目是我们NGO来付这个账。按理说应该是国家来付这个账，国家的生态补偿资金，就应该用这个方式流进去。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的基础。但是我要说，确实我们很难用内生式来解决大的生态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去解决生态问题。”

 

　　这时，我想：“国家凭什么来给一个社区补偿？内生式社区其实在解决这问题。农牧民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家园有保护责任，NGO认为它们对社会的公共资源有保护义务，政府认为国家对公共资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方达成了共识，就形成了三方出资的保护行动和基金。这是公共责任的成本分摊。”

 

　　这时，做过膜下滴灌试验的团队成员杰发言：“我有一个问题。结合我们在阿拉善做了六到七年，我们跟农牧民签了几百份协议，万一协议失效了怎么办呢？因为，今年我就碰到协议失效了的问题。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它不算数了，你咋解决？你告诉我，失效了你咋办？”

 

　　主持人回答：“为了保证这个合同，比如说这个合同是年底前，你给我一千斤苹果，我给你一万块钱，我先交了一千块钱定金。到了年底，我们的评估就会做得非常严格。那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去学我们的评估，看你的协议履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会有非常严格的条款。那时候，就让它失效，因为你没有达到我的条款。失效了，那我走了，补偿没啦!你失去了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协会的生态专家王书文站起来：“这个协议保护我有过思考。协议保护，往往都是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两三年当中的补偿往往可以解决，但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补偿就落不下来。两三年内这个项目运行得非常好，三年以后，当这个补偿断了以后呢，项目就会又失败了。那天，我们曾经采访邓仪，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内生式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时候，必须要产生公共积累。公共积累产生出来的效率，是保证这个模式可持续运行的千斤顶——你必须从这个里头产生效率；你产生不出效率，这种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呢，我们内生式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产生一个维持它运行的公共的东西。所以，必须注意这样一个条件。……荒漠化是好多东西引起的，但像草场、林地、水、农业用水，好多东西都是由于公地悲剧，像公共食堂这些引起的。大家都在用，大家都不管，这样一些问题造成的。我自己认为，SEE在过去七年当中它是在解决公共食堂和公地悲剧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特长也是。而且从这个角度能够跟荒漠化联系在一起，草场、水能够跟荒漠化联系在一起，有机农业也能跟荒漠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做的这些工作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它们有逻辑，这个逻辑的思路就建立起来了。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就把问题回答了！”

 

　　杨利川接上：“一讲利益，如果你说农民到了浇地节水的时候，只讲自己的利益。我考虑不是这个问题。第一，生态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市场，别说你让他做，我都不干。第二，讲到节水，我认为要社区跟水域的大小一样，假如我们的社区真能做到跟水域一样大这个程度，我相信，给水多少、用水多少，农民完全可以集中起来讨论，就像（贺兰队的）王学义他们一样。农民可以这样说，我们是550方还是350方。但我们还做不到，做到了就把全中国搞民主了。这不是我们模式的错误。我同意基础方面搞社区。政府现在的政策是符合农民的利益的，但现在的政府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民主化。政府就来说了：得了，就是550方，别讨论了。是因为没有这个讨论的机制。”

 

　　建东复议：“我们要保住我们的本分，把内生式坚决地执行下去，让社区与政府谈判，一蹴而就的事。因为政府就是希望SEE，要我们提供内生式给老百姓，要他们学会协商。”

 

　　杰很感慨地说：“严格地说，我们经历的是社会变革，我们的实验具有挑战性！你们（秘书处）不稳定，就影响了我们。是不是有些太急于求成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试验一下？我们做生态的，要花一生的时间。我们做了七年，如果不成功，我们二乘七、三乘七，能不能成功？第一，如果成功，可不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做？‘基于阿拉善，不限于阿拉善’，能不能拓展到更有挑战性的类似的地区去做。第二，项目资金的审批要在秘书处层面，应该更多地去交流，因为我们阿拉善是一场民主试验，这场战争没有输赢！你们应该告诉执行层，要有一个很稳定的执行，那么我们就稳定了。我在执行层待了四五年，深有感触，你们的变动影响了我们的执行。如果你们飘摇不定，我们可能飘到海洋上，也说不定，说不清楚！”

 

　　小伙子一面说一面微笑，而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建东说：“小伙子！！！”

 

　　大家心里都明白，争执的问题正是，能认可SEE有模式吗？这个内生式社区发展的模式能稳定地试验下去吗？这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秘书处和执行团队在模式上的冲突。如果每任秘书长采用的模式与前面的都不同，就立即引起项目办人员的不稳定和流失。

 

　　利川突然有急事，明天要赶回北京。晚上他多说了两句：“其实我参加SEE以来，跟团队学到了很多。2006年来考察，我树立了一个基本的理念，环境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环境治理说到底是个公共管理问题，我认为这个理论是对的。王维东局长也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比NGO还NGO，在这个问题上太明白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反对我们要有明确的生态指标和一些可量化的生态项目，但是我们不要把手段和目的的问题绕得太糊涂。其实，就像马克思说的，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所以我同意小桂刚才讲的，我不反对我们有明确目标去做，但有些东西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比如生态问题。”

 

北京大学的评估

 

　　就在同期，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叶文虎教授，独立对SEE阿拉善地区的项目做了评估。他的评估团队认为：SEE通过七年的尝试，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套自己特有的工作模式——“内生式项目管理方法” （英文可作Endogenous Project Management）。这种模式与多数NGO通常使用的参与式发展方法。有本质上的不同。内生式模式在使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通过项目管理周期的运作，增强农牧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发展的目的。它的核心如下。

 

　　……使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以平等尊重为原则，调整NGO资源分配权力的制衡系统，使当地人成为项目主体进行自主选择，规避了常见的由资源掌控者取代当地人成为项目主体的弊病；使直接作用于自然的相关人群根据自身文化、社会和能力等条件，尝试适合于当地并遵从自然法则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系统建设。工作成效的表现形式为当地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共赢和谐。

 

　　SEE具有行动力的企业家团队和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NGO团队，经过初期的探索和磨合，根据阿拉善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了促进当地生态保护所需的社会公共管理建设，让老百姓和基层政府参与到项目决策的过程中，有效地确保了项目的公平性。同时，以项目活动为载体，通过村规民约、村寨金融等项目的实施，构建村民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活动中的决策机制，提高村民的自我意识和公共管理能力，形成了村寨社会自治系统的雏形。使村民尝试通过转变自身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防治荒漠化相结合的经验。这种产生多赢结果的选择，是实现阿拉善生态保护持续性和有效性的核心。

 

　　经过七年的项目实施，SEE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让政府对社会组织发挥有益作用有了更大的空间，并有了亲身体验和有效认识；让许多农牧民增强了对环保NGO的信心，增加了对企业家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同时，农牧民的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实际生活得到了有效改善；通过此方式，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NGO人才。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还认为，从阿拉善项目的三个阶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项目团队成员都对2006年战略目标所指出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密不可分的思想有着统一的认识。部分项目中，因项目规划对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思考不足，偏离了对形势的战略分析。今后的阿拉善项目应该回归到2006年战略中去，将社会发展和环境生态的内在联系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并将其提升到团队战略共识的高度。

 

模式再起冲突

 

　　两天半的讨论，清晰地出现三种表述。第一种是比较技术主义的倾向，它认为内生式建立社区内部的公共事物管理，但它与治理生态的效果关系还没有被证明，生态治理需要诸如节水等目标更清晰、更直接的技术措施，才会有效果。第二种是协议保护的理论。它认为，内生式具有社区内部性管理作用，而生态问题是外部性问题，所以内生式没有办法解决外部的生态问题。有效的模式是，以外部评估的方式，对当地的保护行动付出的价格成本做协议性补偿承诺，通过政府与农民的协议来制约保护行动。第三种坚持在阿拉善采用当地实践过、而农牧民和政府都欢迎的内生式社区发展，其认识是，生态恶化的一部分原因是人类不当的行为导。保护和治理一定要通过改变人的行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来达到人类活动与生态资源平衡的目的。社区发展把当地人都组织起来，使他们担负主人翁的责任，有意识地通过每一项行动去保护当地的环境。居住在这里就爱护这里、保护这里，在生存中达到与自然和谐。这是推进社区工作的核心，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