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小康县”大同县成功“返贫”，这让当地松了一口气却让公众感觉匪夷所思。在“贫困县”的选拔竞赛中，这个不太光彩的名分成为被很多地方追捧的香饽饽。

　　事实上，近年来不乏地方追逐“贫困县”帽子的案例，从去年湖南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祝贺标语到如今的信心满满的大同县，戴上“贫困县”的帽子成了“喜事”。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公布后，媒体发现，百强县（市）中竟然有17个国家级贫困县，追逐“贫困县”显然已非个案。

　　争当“贫困县”，地方看重的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红利，除专项扶贫资金外，“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也很大，在公务人员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招商引资以及中央各部门的政策倾斜上都会获益颇丰。从表面上看，很多地方千方百计争戴“贫困”的帽子，是理由足够充分的选择。

　　然而，贫困地区有困难，国家提供扶贫帮助是应该的，但将纳入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视为一种政绩却是有问题的。国家扶贫政策，在于通过中央和地方统筹，优先照顾落后地区，以达到使这些地方在享受优惠政策之后逐渐脱困的目的，一些地方出现的“脱贫不愿摘帽”等现象，等于是在占用其它更贫困地方需要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明明很富裕却申请“贫困县”，这其中不免有在经济统计上进行数据造假的嫌疑。

　　其实，争抢“贫困县”的帽子可以说是一种懒政思维，一个地方的决策者，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并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本是分内职责，但只想着通过争取到“贫困县”的帽子获得投资和扶植却是一种隐性的不作为。如果像有地方官员说的那样，许多国家级贫困县的每一届班子，为了国家级贫困县的扶持政策和补贴款，第一任务就是保住国家级贫困县的牌子，而不去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民众幸福指数上做功夫，民众怎能真正脱贫？

　　如此“弃富逐贫”，得到的恐怕不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最优解，地方或养成通过博弈分扶贫蛋糕的习惯，初衷善意的扶贫政策也会走样。衡量贫富本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若这一点都做不到，已达“小康”的地方不去谋求可持续发展，真正贫困地区又难以得到脱贫所需的资源，整个社会恐怕更容易陷入失衡的尴尬境地。

　　“弃富返贫”的致富逻辑，不仅戕害了善政的初衷，也是在消弭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所谓立信难、损誉易，每一份事关民众福祉决策都禁不起混乱执行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