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有外地朋友来京，问我是否有时间见面聊聊。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朋友在当地运营着一家社会组织，平时与我多有线上互动。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关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所以机构有什么变动，总会第一时间告知我；行业有什么动向，我也会同他同步。

有朋自远方来，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朋友知我素食，于是就相约去了朝阳SOHOR的“如是心餐厅”见面。

这是一家自助餐厅，菜品饮品丰富，但每人只需20元，如果下午1：30前往，还可以免费——主要是面向环卫工人及其他生活处于困境者。看来，这家老板也是极富公益精神的。

当然，也不乏贪占便宜之徒，早早去占座位，只等1：30点到开餐。

谈及当下的处境，朋友坦言，由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缩减，机构如今只能 “勉强维持运转”，前路显得岌岌可危，未来方向也一片模糊。

我对他说，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现阶段，政府购买服务的减少或许只是暂时的调整。况且所谓 “危中有机”，这恰恰可能成为机构实现 “弯道超车” 的契机。当下最关键的，是坚守初心使命，扎实锤炼内功，积极拓展资源渠道 —— 唯有如此，当机会来临时，才能迅速抓住并脱颖而出。

听了我的分享，他若有所思，随后建议我写一篇相关文章，把这些理念传递给更多同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字。

当然，这终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难免存在疏漏与局限。但倘若能为那些在公益路上摸索前行的伙伴们带来些许启发，让更多人意识到深耕本地、联结公众的价值，进而在实践中探寻出更贴合社区需求的路径，便已足够。

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规模收紧，原因何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我国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制度安排，自推行以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孵化与成长，这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近两年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规模收紧已成为行业内的热门话题，许多社会组织也因此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双重挑战。

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财政压力导致的资金规模超紧。2021至2022年前，全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支出规模还稳定在大约5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但自2023年以来，受经济形势影响，地方政府普遍面较大的财政压力。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广义财政收支缺口巨大，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 ，这种财政紧张状况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政府购买服务领域。

202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称，因为政府财税减少，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总额大约下降1/3。甚至，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各地政府进一步减少社会服务购买，一些地方出现拖欠社会组织应付款。

部分地方部门的预算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们机构所在的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就较上年下降了38.84%。这种“节流”态势，标志着政府购买服务已从过去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调整阶段。

其次，购买领域聚焦，战略导向性日益明确。在资金规模收紧的同时，政府的购买行为也变得更具战略性和导向性。这从2023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该文件明确了七个政府购买服务的重点支持领域，其内部排序和内容调整反映了国家当前最紧迫的社会议题（没有查到2024年和2024年与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文件） 。

一是就业服务跃居首位：特别强调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现了政府应对就业压力的政策重心。

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转型：重心从应急性防疫转向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关注长期性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

三是新增战略领域：首次将“生态环境治理”和“乡村振兴”纳入重点领域，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衔接 。

这一系列调整表明，政府购买服务正从“大水漫灌”式的普惠支持，转变为“精准滴灌”式的战略投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不再仅仅是服务的“购买方”，更是一个通过资金杠杆引导社会力量解决关键社会问题的“战略指挥者”。这就要求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和更强的议题契合度。

因此，那些没有专业能力和更强议题能力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消失或者大幅度减少，就不难理解了。

二、社会组织困境，“马太效应”加剧

政府购买服务的消失或减少，使得长期依赖单一资金来源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根植于社区的基层组织，其脆弱性被彻底暴露，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困境。

首先，我们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中小型和初创型组织，其资金来源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极高 。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结构，在政府购买充裕时期是发展的“快车道”，而在资金缩减时则变成了“紧箍咒”。一旦无法持续获得政府项目资助，许多组织将直接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甚至被迫解散或关停 。

近日发布的《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目前缺乏全国性的、因资金缩减导致的社会组织注销数量和资金缺口率的官方统计，但是从零星的数据和案例中足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例如，《2024年民政业务年报数据·社会组织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注销的社会组织达471个，基金会的注销数量也在增加 。更有机构案例显示，由于财政拨款减少，其人员经费已出现缺口 。这种财务不稳定性直接导致组织士气低落，核心人才流失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

其次，在这场行业性的挑战中，基层社会组织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相较于规模较大、品牌知名度较高的头部机构，基层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项目设计和管理水平不高、社会资源匮乏等问题。在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它们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更难获得有限的资金。许多县域社会组织在政府财税减少和项目拖欠的双重压力下，生存尤为艰难，这加剧了社会服务领域的“马太效应”：资源越来越向少数优质机构集中，而大量身处一线的基层组织则在生存线上挣扎，甚至停止运转。

三、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瓶颈的破解之道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肯定不能坐以待毙。那么，社会组织应该如何做呢？毫无疑问，正确的态度就是正视现实，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创新探索一条更加独立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企业型非营利组织》对创新是这样定义的：“建立新的、更好的方式，以达到有价值的目标。”其中三个关键词值得每个社会组织思考：

一是目标。创新一定要有目标，要有成果。

二是有价值。这个目标要有价值，这个价值是对客户而言的，对客户一定要有价值。当然对客户有价值，也会给创新者带来价值。

第三，这种有价值的目标是以新的、更好的方式达到的。新的、更好的方式没有限制，创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只要有新的、更好的方式来达到有价值的目标，都是属于创新。

因此，社会组织要加强创新，尤其是业务模式的创新，要从原来单纯的“项目承接方”到“社会价值创造者”转型，同时，聚焦自身核心优势领域，做深做精，通过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可量化的专业服务，建立起独特的品牌声誉以及可持续的业务模式。

一个拥有良好口碑和核心竞争力的组织，无论是在争取政府资金、企业合作还是公众捐赠方面，都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此外，还要积极拓展资金渠道，构建多元化筹资体系，毕竟，“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是抵御财务风险的根本之道。比如，加强与企业合作，深耕公众与社区，提供商业化服务，等等。

关于深耕公众与社区，我想举这样一个例子：在河北某县，有一个由众多卡车司机自发成立的志愿服务组织。他们以每人每日捐赠一元或两元的形式，在全县汇聚了近 1000 名捐赠人，每年能筹集到十万元左右的善款。凭借这笔资金，他们先后开展了帮助事实孤儿的 “花朵计划”、关怀农村空巢老人的 “安居计划” 等多个公益项目，多年来运转得井然有序，成效显著。

我始终认为，公益并非遥不可及，它很大程度上就藏在身边，就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与家乡里。而践行公益最好的理念，莫过于 “当地人用当地的资源，解决当地人的问题”。后来，当我读到人类学者项飙提出的 “附近” 概念时，内心深受触动。

他指出，人们对 “附近”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因而倡导 “重建附近”，并建议社会学者、艺术家、公益从业者们思考如何将公众对 “附近” 的需求，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行动，进而带来切实可见的改变、意识层面的觉醒与日常行为的转变。

后来，“社区慈善” 被正式写入《慈善法》，国家将发展社区慈善列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背后，不正是 “当地人用当地的资源，解决当地人的问题” 这一理念的体现吗？

因此，社会组织理应将目光向内聚焦，不必总是紧盯政府购买服务或基金会资助，而应更多思考如何挖掘和运用本地的资源。

四、拥抱转型阵痛，苦练内功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缩减，对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阵痛期”。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这并非简单的“退坡”，而是一场深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结构性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向高质量阶段迈进，政府职能要求其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过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必然会从粗放走向集约，从普惠走向战略。这倒逼社会组织必须提升自身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从依附于政府的“乙方”，成长为能够独立自主、与政府平等合作的“伙伴方”。

所以，这场“断奶”的阵痛，是推动社会组织“断奶”、走向成熟独立的必经阶段。那些能够成功穿越周期、实现转型的组织，将是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拥有多元化支持网络、并深深植根于社区需求的组织。它们将不再脆弱，不再被动，而是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弥合社会差距、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

因此，我们应对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心。挑战虽是现实，但它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的社会组织而言，这既是一场关乎生存的突围之战，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进化之旅。唯有主动拥抱变化，苦练内功，方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化危为机，踏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坦途。

还是古人说得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以为然否？

来源：善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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