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8
19以世妇会为契机,调研深化与行动拓展,
从热线走向多元实践
(1995‑2000)
【编者按】
1995年北京世妇会为国内反性别暴力事业带来重要机遇。红枫中心由热线接访、媒体发文,拓展为研究、出版、培训、国际交流与政策倡导并行。本文梳理这一阶段实践:较早提出精神暴力属于家暴,出版反家暴通俗读物,积极推动家暴条款纳入婚姻法修订议程,为后续制度建设积累民间实践基础。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妇女发展史上的重大节点。世妇会《行动纲领》把“对妇女的暴力”列为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家庭暴力正式进入国家和民间的议事日程,国内NGO获得与国际妇女行动者交流对话的机会,反家暴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现实困境依旧突出:国内尚无专门反家暴法律,面对家暴,法律条文分散,精神暴力、婚内强奸、性骚扰等概念尚未被法律承认;司法机关缺少处理家暴案件的经验;社会上对于什么是家庭暴力、什么是性骚扰认知模糊;受暴妇女在司法维权过程中,遭遇取证难、认定难的重重阻碍。
红枫紧紧抓住世妇会带来的历史机遇,把热线个案积累转化为更加系统的研究,开展国内外交流,出版国内最早反家暴、性骚扰等书籍,开展心理咨询培训,持续向国家机关提交政策建议,参与国际纪念活动,推动反家暴从零星的呼吁,走向系统化的民间行动。
一、举办世妇会非政府论坛,搭建社会救助的讨论平台
1995年,红枫在世妇会非政府论坛举办专题论坛“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专门研讨家暴受害者等弱势妇女如何获得社会救助。在当时,“家庭暴力”在媒体上和社会大众面前还很少被提及,红枫坚持把家暴受害者的社会救助拿到国际论坛公开讨论,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
除了大型论坛,红枫立足妇女热线开展内部专业研讨,专门召开业务研讨会,聚焦“什么是性骚扰,如何接听性骚扰求助电话”。在九十年代,性骚扰还是非常陌生的概念,大众几乎没有相关认知,热线志愿者常常接到相关求助,却缺少成熟的咨询框架,这场内部研讨,是国内最早针对性骚扰热线干预的实务研讨。与此同时,红枫向政府提交建议,呼吁加强对弱势妇女群体的社会救助,把一线服务的观察转化为政策层面的诉求。
二、深耕热线个案,产出系列研究报告,出版大陆第一套专门反对家庭暴力与性骚扰丛书
世妇会之后,红枫持续对热线海量咨询个案进行整理分析。1996年,红枫对1992—1995年6月之间794个法律咨询热线个案开展系统研究,完成《妇女热线法律咨询研究报告》,专门剖析家暴案件当中的执法困境。报告完成之后,直接呈送给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小组,建议完善妇女权益相关法律条文,尝试把一线个案发现,转化为立法修改的参考素材。
同时,红枫积极开展国际交流,1996年与英国反家暴专家玛丽安·赫斯特博士开展家暴干预研讨;1997年和英国大使馆合作举办中英妇女热线咨询研讨班,重点培训家暴、强奸来电的咨询干预技巧;同年热线督导杨眉赴丹麦、挪威,学习北欧国家反家暴的社会工作经验。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几乎没有本土化家暴咨询培训材料,红枫引进国外经验,结合中国热线的本土实践,打磨志愿者咨询能力,这对于国内妇女热线行业的整体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
1998年,红枫在媒体发表多篇重要文章,《今日女报》刊发《精神虐待也是一种家庭暴力》《打妻子的是些什么人——且看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十年代,社会普遍只认可肢体殴打才算家暴,红枫较早提出精神虐待也属于家庭暴力,拓展了国内社会对于家暴的理解,打破只看身体伤害的单一认知。同年,红枫出版大陆第一套专门反对家庭暴力与性骚扰的丛书,王行娟主编,一共三本:《围城内的暴力—殴妻》《身边的阴影—性骚扰》《谁能给我公道—法律》,这套丛书获得陈香梅优秀图书奖。在当时图书市场,几乎没有专门面向普通大众的反家暴读物,这套丛书把热线个案、研究发现转化为通俗读物,面向普通读者科普家暴、性骚扰知识,兼具实务与科普价值。同年,《妇女研究论丛》刊发《性骚扰现状与研究》,把热线当中大量性骚扰来电转化成学术研究成果。
三、《社会变革与妇女问题——来自妇女热线的思考》:家暴与女性性权利的早期前瞻性反思
由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指导,双方合作,组织专家和志愿者团队,于1996年7月启动一项重要研究工程,系统梳理妇女热线创办六年来的来电资料。据统计,1992年9月至1997年12月,热线累计接听来电34841通,留存录音磁带6000余盘,资料体量庞大。研究团队依据个案的完整性、社会代表性与咨访互动质量,筛选出396个典型个案,编撰成《社会变革与妇女问题——来自妇女热线的思考》并于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聚焦社会变革背景下高发的婚姻家庭议题,分为八个章节展开剖析。其中专设“家庭暴力”一章,深度剖析受暴妇女的心理状态,探究妇女遭受暴力却难以脱离困境的深层原因;而在“性问题”一章中极具前瞻性,提出了性权利意识的观点,真实传递出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内心的屈辱与愤懑,喊出女性渴望人格尊重、拒绝强迫性关系的诉求,实现了对热线个案早期系统化、深度化的研究挖掘。
四、开启社区干预模型的探索,把反家暴从个体救助延伸到社区干预与预防
1999年,红枫开启家庭问题社区干预研究,以家庭暴力为切入点,着手设计本土化妇女社会工作模型——半边天家园。这标志着红枫的工作出现重大转向:不再仅仅局限在热线电话的后端心理救助,开始思考如何把反家暴工作下沉到社区,在暴力发生的场域开展预防和干预。同年,开通妇女法律权益语音热线,录入制止家庭暴力相关法律知识,实现自助普法;对400个家庭问题热线个案进行深度研讨,探索社区干预路径,编辑出版《在社区,谁管家庭问题?》。这本书是国内较早探讨社区如何介入家庭矛盾、家庭暴力的著作。
国际交流持续推进,王行娟赴韩国参加世界NGO大会,在家庭暴力工作坊发表《中国NGO在反对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向全球民间组织介绍中国本土反家暴实践。
五、北京+5,推动婚姻法修改的政策倡导
2000年是联合国北京世妇会五周年(北京+5),红枫组团赴美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上,参与全国妇联组织的非政府论坛,对外介绍中国民间反家暴工作。此前,红枫与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女性咨询与发展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组建反家暴工作小组,完成两份重要文本:《中国政府反对家庭暴力行动回顾》《中国民间组织(NGO)反对家庭暴力行动回顾》。这两份回顾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政府与民间反家暴的实践,是彼时非常珍贵的文献。小组成员赴联合国特别会议,对外散发中国反家暴民间活动资料。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家执行成果报告中,专门提及红枫前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无偿为妇女提供咨询服务”,这代表国家层面对妇女热线反家暴工作的正式肯定。
2000年前后,《婚姻法》修订正在推进,红枫抓住修法窗口,通过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呼吁修改婚姻法,增加禁止家庭暴力、禁止性骚扰的法律条文。这是民间组织推动反家暴入法非常关键的一步。同时,红枫启动专题研究,聚焦100个家暴案例,研究核心命题是受暴妇女为什么不离开暴力关系。针对公众存在的一种偏见:“受害者不离开就是自己的问题”。红枫基于大量真实个案,从经济困境、子女牵绊、社会支持缺失、暴力循环、恐惧报复等多重维度解释受害者的困境,破除社会对于受暴妇女的道德苛责。
同一时期,红枫持续在主流媒体刊发大量专题文章,不断将家暴、婚内强奸举证困难等现实困境推向公共舆论:《中国青年报》刊发“性骚扰举证:遭遇尴尬”,《中国妇女报》刊发“家暴案曝光法庭——从一起家庭暴力上诉案的审理谈起”,《北京青年报》刊发“忍无可忍:性骚扰”等。
红枫还把1998—2000年108个家暴求助司法保护个案录音转录、问卷编码,完成《妇女热线妇女权益问题个案司法保护研究报告》,系统分析受暴妇女在司法维权当中遇到的现实阻碍;再次开展100个个案研究,主题依旧是“反抗与无奈:受暴妇女为什么不离开”。同时举办为期三天的全国婚姻家庭咨询高级培训班,为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110名实务工作者培训家暴干预相关知识。
阶段小结:
从1995到2000年,红枫完成一次重要的升级:从单纯接听求助电话,走向“热线—研究—出版—培训—国际交流—政策倡导”多元并行。
第一,它引进国际反家暴经验,同时扎根本土热线个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咨询干预模式,培养一批早期的志愿者与实务工作者。
第二,拓展社会认知边界,较早提出精神暴力属于家暴,持续讨论婚内强奸、性骚扰等过去被遮蔽的议题,通过出版物、大众媒体广泛做社会认知的教育。
第三,出版《在社区,谁管家庭问题?》开启社区干预模型的探索,把反家暴从个体救助延伸到社区预防。
第四,主动抓住立法修法窗口,向人大提交建议,推动家暴概念进入《婚姻法》修订议程。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在国家法律层面写入“禁止家庭暴力”,民间社会组织多年持续的呼吁,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当然,在这一阶段,社区干预模型还处在实验起步阶段,专门的反家暴专线尚未设立,庇护救助、多机构联动的机制还处在探索阶段,很多设想还需要后续项目落地实践。
侯志明撰稿王行娟修改审定 张琦排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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