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三十余载破冰前行 红枫中心反性别暴力的实践、研究与社会倡导(之一)
来源:红枫中心
作者:侯志明
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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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公益人口述史

发声破冰 揭开知识家庭温情面纱 

反家暴议题艰难破局

(1992‑1994)

  

【编者按】

2026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前身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作为1988年成立的国内第一家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在性别暴力议题公共化进程中,既是本土实务的“开拓者”,也是制度建设的“推动者”,为国内反性别暴力的实践与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依托机构反性别暴力活动大事记,划分四个历史阶段梳理其三十余年的实践脉络:即以热线个案介入为起点,逐步拓展至家庭问题社区干预,构建起个案援助—实证研究—社区实践—政策推动与媒介传播相结合的完整工作体系。文章分析“半边天家园”本土社区干预模式的创新意义,总结民间组织把受害者隐秘处境转化为公共议题与立法建议的行动逻辑,同时客观审视其受时代条件制约的历史局限,期待为久久为功的反性别暴力事业,提供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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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推进至1988年,市场经济浪潮重塑整个社会,也搅动着千万普通家庭的内部秩序。社会转型带来观念、就业、婚恋模式的急剧变迁,家庭矛盾、就业压力与婚恋冲突相互交织,使无数身兼多重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女性被裹挟其中,遭受身体、心理、性层面的伤害,以及威胁、胁迫、剥夺人身自由等暴力。 


这一类伤害由来已久,国际上通常称为“基于性别的暴力”:即因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而实施,或是对女性造成不成比例伤害的暴力行为,本质上属于性别歧视,既发生在私人领域,如家庭暴力,也出现在公共场域,如职场性骚扰、针对女童的性侵等。其中强奸等严重性侵行为已有刑法明确规制,而大量未达到刑事定罪标准的家人、熟人之间的家暴、性骚扰、性侵事件,常常和亲密及利害关系相交织,使受害者常常忍辱负重,陷入求助无门、遭遇污名化的困境。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律,但该版法律文本之中,尚未写入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条文。


彼时,“家庭暴力”尚未成为公共话语里的正式概念。在大众根深蒂固的认知里,夫妻之间的殴打、伤害,不过是“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家庭私事,家庭暴力带来的肉体伤痛与精神摧残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合理化了。这些身处苦难中的女性,既没有专业的心理疏导抚平创伤,也没有清晰可行的维权路径挣脱困境,只能独自吞咽伤痛,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苦苦挣扎。红枫中心正是诞生于这样一片社会空白之中,试图为这些沉默的受暴女性凿开一道可以透光的缝隙。


一、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成为反家暴标志性开端


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红枫中心在1992年9月2日正式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妇女公益史上里程碑式事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以《妇女最知心的朋友——全国第一条“妇女热线”将开通》等预发消息;热线正式开通之后,新华社、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集中报道“热线开通”或陆续刊发“热线开通纪实”。


1992年10月1日,《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施行,创始人王行娟敏锐地捕捉到立法契机,第一时间向该法起草负责人巫昌祯教授提出建议,希望在法律当中加入反对家庭暴力和职场性骚扰的有关条文。作为红枫中心创始人、主任,王行娟的建言,开启了红枫长达数十年推动反家暴立法的漫长征程。而1992年妇女热线的开通,则将无数受暴妇女隐秘的痛苦,通过电话线传递到红枫志愿者的面前,大量真实个案,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一手素材。


二、个案研究与国内最早家暴实证调查


仅仅倾听求助远远不够,红枫志愿者团队很快意识到,想要改变社会认知,需要把大量零散的个案,转化成系统的研究成果,用实证数据告诉社会:家庭暴力不是个别家庭的偶然冲突,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1993年,红枫针对家暴个案开展系统分析,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家暴专题研讨会,发表文章《揭开知识家庭的温情面纱》,并在中国妇女报上刊登。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一种社会刻板印象:很多人默认家暴只会发生在低文化程度、低社会层次的家庭,而红枫通过热线个案发现,知识分子家庭同样存在家庭暴力,暴力被体面的家庭外壳掩盖,常常不为人知。这一研究,拓宽了国内学界对于家暴的认知边界。


1994年,红枫完成中国内地第一份家暴调查报告:选取北京城市、乡村各30个家暴个案开展深度访谈,形成调查报告《为什么北京的女人挨丈夫打?》。在九十年代,民间机构独立开展60例深度访谈,是开创性的工作。彼时,很多受访者不愿意对外讲述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访谈开展本身就充满阻力。这份报告,跳出笼统的道德评判,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理解殴妻现象,把家暴从“个人品行问题”放置到社会结构之中去审视。


调研成果没有锁进档案柜,红枫主动面向学界、媒体、国际交流平台输出成果。1994年1月,王行娟赴香港参加反家庭暴力研讨会,发表论文《大陆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调解功能》;同年又参加中美妇女被侵犯经验国际研讨会,发言《中国家庭暴力状况与解决途径》。在媒体上,《浙江学刊》第三期刊登《北京城乡虐妻现象调查》;《婚姻与家庭》刊发《46个女知识分子的呼声:反对家庭暴力》;香港《广角镜》刊登长篇报道《暴力升温,女人叫苦——中国家庭暴力调查大揭露》;《妇女生活》还刊发了王行娟《女性的性权利》等文章,针对家暴中常常出现的性暴力进行了深刻剖析。


在大众媒体与学术期刊上面同步发声,是红枫非常重要的策略:一方面面向学术界,把家暴带入学术研究的议题;另一方面面向普通公众,打破大众“家丑不可外扬”的固有观念,让普通读者看见受暴妇女的处境。在九十年代,公开讨论虐妻、婚内暴力,本身就带有巨大的观念破冰意义。


阶段小结:


在第一阶段,红枫最核心的贡献,是完成观念层面的破冰。当整个社会还在用家庭私事来遮蔽暴力的时候,红枫通过热线接住受暴妇女的求助,用实证调研证明家暴真实广泛存在,通过学术论文、大众媒体、国际国内研讨会持续输出声音。


当然,这个阶段的工作存在时代局限:受限于时代条件,机构主要以热线接听、个案分析、发表文章为主,缺少系统化的社区干预,也没有专门的反家暴专线,社会整体制度环境尚不成熟。但正是这一通通来电、一篇篇调研报告,为后面二十多年的项目实践、政策倡导打下坚实基础。红枫把受暴妇女的声音,从家庭的围墙之内,带到了公共讨论之中。


侯志明撰稿 王行娟修改审定 张琦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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