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纪中叶（1839—1842年），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国结盟，从而在中国获得了贸易和传教的特权，并在上海建立了长期的存在。这一战争的爆发源于英国将印度种植的鸦片走私入华，导致大规模鸦片成瘾问题，并严重削弱了清朝的统治权威。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英法联军取得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赋予英国重大特权。随后，法国也追求类似利益，并签订了《黄埔条约》，为天主教传教士提供特别保护。这不仅标志着法国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正式开端，也为上海的城市转型播下了种子。

《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在上海设立了法租界，这成为其深度介入上海事务的起点，并使法国成为推动城市变革的核心力量。法租界的建立，不仅加速了传教活动的传播，也为法国确立经济优势提供了平台，从而为其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商业利益、文化扩张（尤其是天主教的传播）以及建设“巴黎式殖民地”的野心驱动下，法国的存在深深渗透进上海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通过这些交织的影响，法国成为将上海从传统港口城市转变为繁荣的现代化国际都市的重要力量。尽管这一转型植根于殖民背景，但它客观上为上海注入了现代化的元素，使其成为一个值得从历史视角加以反思的议题。例如，法国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理念，不仅改变了上海的外貌，还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初步融合。

上海黄浦江｜图源：远行客

一、法租界的建立与早期空间布局：以徐家汇为宗教中心

法租界的选址与划定

根据《黄埔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法国于1849年4月正式划定上海法租界的范围，选址在苏州河以南、黄浦江西岸。这一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地处英租界以南，便于通达主要贸易航道；更重要的是，法租界在行政上独立于公共租界，使法国得以营造独特的“法式”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这种地理与行政的分离不仅巩固了法国的影响力，也为日后的城市扩张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上海的城市转型提供了空间框架。

徐家汇：法国传教活动与法式空间建构的中心

徐家汇位于最初法租界边界外约八公里处，原为明代重臣、虔诚天主教徒徐光启的故居。徐光启曾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合作，将西方知识引入中国。在条约保护下，法国耶稣会士在法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将徐家汇选为传教活动的主要基地，使其成为宗教活动的核心枢纽。徐家汇毗邻法租界，又因与徐光启的历史渊源而具备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一选址巧妙地结合了历史遗产与现实扩张，既提升了传教活动的合法性，也增强了其吸引力。

徐光启墓｜图源：远行客

在这一地区，法国兴建了教堂、学校、公墓等宗教机构，逐步形成了鲜明的法式空间景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872年由法国耶稣会士创办的徐家汇天文台（即后来的上海天文台）。该天文台最初以气象观测为主，为传教士和海上贸易提供精准的报时与天气预报。同时，它也是法国传教士争取地方尊重、与中国精英阶层互动、展示西方科学与天主教相容性的关键工具。随着时间推移，该天文台促成了全国气象台网的建立，将信仰与理性交织在一起。这不仅体现了超自然宗教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张力，也展现了二者共存的可能性。例如，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数据曾帮助本地农民预测天气，避免了农业灾害，这种务实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冲突，促进了中国社会对西方宗教与知识的接受。

冲击传统城市结构与引入现代化趋势

法租界的发展打破了上海传统的城市布局，推动了功能分区与现代规划理念的引入。这一变化具有奠基性意义，引入了事实上的功能分区概念，即不同区域承担不同的城市功能。例如，外滩地区专注于金融与商业，到1900年，法属印度支那银行控制了上海65%的贸易金融；领事路（今广东路）主要承担行政职能，设有殖民机构及专供外国人使用的会所；而徐家汇则发展为集教育、宗教与科学于一体的中心。此外，法国还引入了系统性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规划化的街道网格、公共公园以及以霞飞路（今淮海路）为代表的林荫大道，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例如，霞飞路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交通，还引入了街头咖啡馆和时尚商店，预示了上海商业街区的现代化。这些建设显著推动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并重新塑造了城市的整体特征。

二、以宗教扩张推动城市功能升级：教会机构的多元角色

传教士与社会服务机构的创立

法国传教士在上海的活动并不限于传播天主教教义，他们还通过创办教会学校、医院和印刷所等方式，积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将宗教扩张与社会公益相结合，传教士提升了自身存在的可持续性与合法性。

传教初期，法国神职人员主要专注于传统的布道。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传教效率显著提高。法国传教士利用这一技术大规模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通过印刷媒体扩大影响力。

法国传教士所用印刷机｜图源：远行客

其中，1874年由耶稣会士在徐家汇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重要印刷机构之一，引入了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由于当时电力尚不普及，最初动力依靠人力或畜力驱动，这标志着中国印刷业从传统手工印刷向机械化生产的转折。该印刷所虽以宗教出版物为起点，但很快扩展到教育与科学类出版，推动了上海印刷业的现代化发展。例如，该印书馆曾印制了大量中西合璧的教科书，如介绍西方医学和工程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不仅服务于教会学校，还影响了本地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这些机构还带动了本地传媒与印刷业的兴起，并间接促进了邮政系统的发展。书籍与报纸发行的需求推动了新闻业的成长，加速了现代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等重要思想潮流，以及《新青年》等刊物，都得益于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土壤。甚至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译作——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受益于当时建立的印刷与发行网络。此外，法国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如仁济医院的前身，不仅提供医疗服务，还引入了现代卫生教育，帮助控制了上海的流行病疫情，如霍乱和天花的爆发。

教堂：从宗教圣地到多功能城市中心

随着时间推移，上海的教堂逐渐从单一的宗教场所，发展为兼具社会、教育与文化功能的多元化中心。这一转变体现了宗教机构的适应性，也强化了它们在城市肌理中的嵌入性。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徐汇区蒲西路158号的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作为上海天主教教区的主教座堂，它最初为服务法国侨民和中国教徒而建。建筑风格融合了法国哥特式与中国元素，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成为上海城市景观的重要地标。

历史上，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徒是徐光启，他于1596年首次接触天主教，并于1603年在南京受洗。1641年，传教士白晋（Francesco Brancati）在上海建立了首座天主教堂——景义堂。1851年，传教士高德兰神父（Father Gotteland）在徐家汇修建了最初的圣依纳爵堂。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1904年，英籍建筑师William Doyle受委托设计新堂，1906年开工，1910年10月22日竣工。

改革开放后，圣依纳爵主教座堂成为国际交流的平台，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游客。教堂定期举行包括洗礼、坚振、告解、圣体圣事等在内的全部圣事，并在重要宗教节日举行隆重的弥撒。除了宗教礼仪外，教堂还开设天主教教义课、法语与法国文化课程，并举办音乐演出与艺术展览，吸引大量本地居民参与。例如，每年圣诞节期间的管风琴音乐会，不仅吸引了信徒，还成为上海市民的文化盛事，促进了社区凝聚力。

通过这些多元化活动，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不仅是中法两国社区共享的节庆与文化中心，也已深度融入上海的公共城市空间之中。

圣依纳爵主教座堂｜图源：远行客

三、从宗教中心到现代化城区：法国文化与精英的影响

法租界的现代化建设

随着法国文化影响在上海的不断加深，法租界逐渐由传教基地演变为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区。这一转型不仅源于宗教活动的推动，更得益于法国在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方面先进理念的引入。法租界修建了宽阔的林荫大道、现代化排水系统和公共照明设施，这些城市要素直接借鉴了巴黎的规划模式。例如，法租界市政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法规和建筑规范，避免了旧上海城区普遍存在的过度拥挤和卫生隐患。这些措施显著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吸引了更多外资和移民，为上海向国际化都市迈进提供了动力。

此外，法国引入的有轨电车系统将法租界与徐家汇等重要区域连接起来，大大便利了人员与货物的流通。这些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仅服务于宗教与商业需求，也为上海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法租界的绿化政策——如大规模种植法国梧桐——塑造了如今闻名的“梧桐区”，提升了城市宜居性与景观价值。例如，这些梧桐树不仅提供了阴凉，还成为上海浪漫街景的象征，影响了当代的城市美学设计。总体而言，这些现代化举措将法租界塑造成“东方巴黎”的雏形，预示了20世纪上海的崛起，并为当代城市规划提供了借鉴。

电车模型｜图源：远行客

法国对上海金融现代化的贡献

在外滩金融区，法国积极参与创办现代金融机构，推动上海从依赖钱庄的传统金融体系，向国际化银行体系转型。这不仅体现了法国资本的渗透，也促进了上海经济的现代化。1875年，法属印度支那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引入了西式信贷制度、股票交易和外汇业务，打破了清代依赖本土钱庄的格局。法国投资还延伸至保险与证券领域，为本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工业化与贸易扩张。例如，该银行曾为上海的纺织业提供贷款，帮助本地工厂引进蒸汽机和现代化设备，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法国金融精英带来了先进的会计标准、风险管理理念和商科教育模式。通过教会学校与职业培训，培养出一批中国金融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在上海金融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上海成为亚洲的金融枢纽。此外，银行业与传教网络的结合——如为教会项目融资——凸显了宗教与经济的互促关系。尽管这些活动植根于殖民背景，但它们客观上加速了上海金融现代化的进程，也为当代中法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

法国精英的涌入及其对城市生活的文化影响

辛亥革命后，大批法国贵族、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涌入法租界——有的为逃避欧洲战乱，有的为在东方寻求机遇。他们深刻影响了上海的音乐、文学、美食与生活方式，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都市文化。这股文化潮流将法国的价值观与审美融入上海日常生活，推动了海派文化的形成。

在文学领域，法国作家与译者引入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作品，如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并通过教会印刷所和书店广泛传播。这些作品启发了本地文人，推动了鸳鸯蝴蝶派等文学流派的兴起，并间接影响了鲁迅等现代作家。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翻译后，激发了上海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促进了现代小说的本土化。同时，法国知识分子开办的沙龙成为中西思想交流与碰撞的空间。

在音乐领域，法国建立了音乐学院与剧院，推广古典音乐与歌剧。在法租界举办的音乐会上，不仅有贝多芬、德彪西等作曲家的作品，也吸引了多元化的观众群体，培养了上海的交响乐传统。这种氛围促进了中西音乐的融合，例如上海早期爵士乐的兴起，曾在法租界的俱乐部中蓬勃发展。

上海交响乐团｜图源：远行客

在饮食文化上，法国引入了咖啡馆、面包房与西餐厅，使淮海路逐渐发展为“法式大道”。红酒、奶酪与法国菜被纳入本地饮食结构，形成了本帮菜与法式风味交织的融合美食。例如，上海的法式面包店不仅普及了羊角面包，还启发了本地糕点的创新，如融合中式馅料的西点。此外，法国精英的生活方式——包括时尚、女性教育与休闲娱乐——影响了上海上层社会，加速了社会观念的现代化。至今，上海的法国学校与文化中心仍延续着这一影响。

总之，这些法国精英通过宗教机构与社会网络将法国文化深植于上海，提升了城市的多元性与开放度。这份遗产至今依然体现在法租界的建筑、街景与国际化氛围中。

结语

虽然法国传教士进入上海的历史背景属于西方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活动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城市由传统港口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型的重要力量。不可否认，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的强制工具，为传教士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但其影响并不止于短期的殖民干预。事实上，宗教使命成为引入新思想、新制度与新基础设施的关键媒介，推动了上海迈向今日的国际商贸都市。

回顾这段历史，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当代社会为何要关心过去的历史人物？简单来说，理解历史就像打游戏，要想通关后面的关卡，必须先熟悉前面的关卡。像徐光启与法国传教士这样的历史人物，是解读今日“上海奇迹”的关键密码。他们留下的建筑、文化与思想构成了城市的根基——正如摩天大楼离不开坚实的地基，城市的繁荣同样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认知。

开展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不仅能揭示殖民时代中宗教扩张与城市现代化的复杂互动，还能为当代全球化提供宝贵启示。在当今中法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促进文化互鉴，避免文化冲突，并为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通过理解法国传教士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中西融合的机遇，推动上海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大作用，最终助力构建一个更包容、更繁荣的国际社会。重温他们的遗产，不仅能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还能为在全球化时代架起中西文化桥梁提供启示，使上海在世界舞台上更加璀璨夺目。

参考文献

[1] 柏传友, & 钱宗灏. (2020). 近代上海法租界外滩的形成与发展初探. 《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6), 1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