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从韩国釜山移师到瑞士日内瓦，经过8月5日到14日的激烈讨论，并经历不眠之夜，超时拖延到8月15日，成员国仍无法达成的共识，无果而终。

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授权启动了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并要求在2024年底前达成针对塑料污染的国际协议。然而，2024年底釜山大会期间仍未形成共识， 遂寄希望于此次第五次会议的第二轮谈判(INC5.2)。

倘若日内瓦大会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全球塑料公约》，将对全球环境改善、现代经济成长、人类生活方式和公共健康带来里程碑式的影响，也将成为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贡献最显著的一项联合国环境协议。

正是因为《全球塑料公约》潜在的影响如此深远广泛，在如今世界的现实局面，达成的可能性可谓是渺茫。

冲突中的世界失去国际共识的土壤

《全球塑料公约》几轮谈判，形成了以欧盟、小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的“雄心联盟” 与‌产油产塑国家联盟之间的对垒。 “雄心联盟” 强调条约应涵盖塑料“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而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等国主张聚焦回收和产品设计改进，反对生产限额。虽然“雄心联盟”有一百多个国家，但公约采取的是共识决策，意味着必须获得所有国家的认同。

世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潮流日盛，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等国对限塑限产的条款噤若寒蝉。而刚刚经历中东战事的伊朗、正在经历俄乌冲突的俄罗斯很难去为全球生态的未来和环境正义作出妥协。 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石化行业的支持和环境事业的摈弃，使得《全球塑料公约》被视为石油限产的令箭。应该说，历时两年多的谈判遇上了荆棘载途的国际政治时局。

有意思的是塑料公约“雄心联盟”主要发起国是挪威，也是主要石油出产国。但挪威早已认识到作为化石能源的石油终有枯竭的一天，于是早早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收益建立了“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其全球投资为挪威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挪威主要收入来源。 由此可见，石油行业和石油经济为主的国家应未雨绸缪、及早进行经济转型的布局。

小岛屿国家加入“雄心联盟”，也是因为其深受塑料垃圾的危害，而且很多岛屿国家也是旅游胜地，其环境形象和旅游收入息息相关。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印尼巴厘岛和中国海南岛在禁塑限塑方面更加走在前面，而石化产业仍举足轻重的大连和天津等地则行动滞缓。

联合国权威性下降与理想主义时代的消退

上一世纪，世界各国曾对联合国寄予极大的期望。联合国俨然成为国上之国。持有联合国护照可以通行各国，联合国雇员工资待遇斐然、公务出行必坐头等舱。这引起人们对联合国腐败的质疑。美国国会也敦促联合国改革，并籍此常年拖欠联合国会费，乃至联合国不得不挪用维和经费来发放员工工资。

近些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涉及多起资金腐败指控，甚至导致其执行主任的辞职。民间团体也指责该机构和企业过往甚密，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此外，联合国在近些年出现的地区冲突和战争事态上几无建树，其权威性早已大打折扣。

以往，与危险化学品和废物相关的联合国公约，主要有1989年通过的《巴塞尔公约》， 1998年通过的《鹿特丹公约》和 2001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巴塞尔公约》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鹿特丹公约》是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斯德哥尔摩公约》则是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充满了理想主义，环境运动方兴未艾。维护和平和地球的未来是举世共识。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联合国推动的环境协议也是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

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这种理想主义逐渐消退。人们的美好愿望也被企业对利润无节制追求所侵蚀。环境的未来和公众健康不得不在经济增长的框架里去考量。

国际反塑料运动应当反思

塑料议题并非新潮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关注塑料问题。当时逐渐普及的塑料袋在没有有效处理的情况下，成为公害。城市和乡村常见废旧白色塑料袋挂在树梢上、弃于河岸等处，被称之为“白色污染”。此后出现的一次性泡沫饭盒问题，都被视为“白色污染”。北京的环境团体“自然之友”和“地球村”都在建立伊始就关注塑料垃圾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在1996年建立香港办公室之后，主推项目之一就是揭露儿童PVC有毒玩具。香港地球之友在总干事吴方笑薇的推动下，将反发泡胶饭盒的工作推广至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绿色酒店领域。2005年，北京环境机构“地球纵观”的李皓博士将圆明园湖底铺防渗塑料膜揭露于世，随后的公众热议，极大推动了人们对塑料问题的关注。

由于可见到的塑料垃圾多为地方性环境问题，长久以来国内的环境团体和环境志愿者们都是自发地开展宣传教育和捡拾清滩活动。塑料议题既非热门议题，也没有离开视线。然而，近几年，塑料议题突然又成为话题，除了塑料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的现实，也离不了国际社会关注点的迁移。

近几年对塑料关注的新意之处是微塑料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对于微塑料进入食物链和人体，从而影响人类健康的科学研究让世人触目惊心。塑料议题能与热门领域海洋保护和气候变化相结合，也使得环境资助者有意愿投入巨额资金。欧美几家环境基金会也合力建立了“塑料解决基金”，资助推动塑料问题的解决。

之所以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启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离不开科学界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普及，以及环境组织的推动倡导。

国际环境组织因为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财务资源，其针对塑料问题能够更雄心勃勃，可以提出在塑料全生命期的各个环节进行抗争。让公众了解塑料制品的前生后世，有利于公众对塑料问题形成科学客观的认知。但是，针对塑料全生命期的环境倡导战略的科学性，并非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全球塑料公约会很容易实现。 因为国际公约谈判对科学的忽略极为常见，很多都是国家利益的取舍、妥协和交换。

推动国际反塑议题的环境基金会们应该反思其过去几年的战略。其过于依赖国际机构的倡导工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在人员参加国际会议和游说，倾心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变革，而忽略了对基层环境组织的和人员的有力支持。有限的资源可以同时用在支持草根团体，推动更广泛的环境意识提高和塑料危害相关知识普及，从而建立限塑禁塑的民意基础和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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