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股权捐赠和划转：

构建科研慈善双引擎

2020年7月，黄峥宣布卸任CEO，将个人在拼多多的持股从43.4%大幅下降至29.4%，其捐赠和划转的股份用于两部分：

一是捐赠自己连同创始团队名下约2.37%的拼多多股票（约1.13亿股）成立离岸信托繁星慈善基金（Starry Night Charitable Trust），专注基础科研。该基金不公开披露具体信息，保持低调运作。二是划拨约7.74%的股票（约3.71亿股）给拼多多合伙人集体，其中一部分将用于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项目，为公司提供额外的“长期动力”和“蓄电池”；一部分可以作为未来管理层的补充激励。这部分股票通过英属维京离岸公司Quantum Dot Limited进行管理，实控人仍为黄峥。

按照当时股价换算，黄峥捐赠和划转的股份市值达1000亿元人民币。据已有公开信息，繁星慈善基金和拼多多公司已开展的科学慈善资助情况如下：

首先，繁星慈善基金在浙江大学设立了“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支持“计算+”创新实验室的建设，推动浙江大学及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计算与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交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截至2023年，已到账2.29亿元人民币。繁星慈善基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捐赠成立了Starry Night Charitable Foundation（中文译名“繁星慈善基金会”），并通过该基金会向威斯康辛大学基金会（University of Wisconsin Foundation）捐赠229.9978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用于慈善、科研和教育，29.9978万美元用于生物医药研发。

其次，拼多多公司在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拼多多——中国农大研究基金”。2023年5月9日，拼多多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签订协议捐赠1亿元，资助中国农业大学进行基础研究和农业“卡脖子”技术攻关，力争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科技成果。捐赠协议金额共计人民币1亿元，截至2024年5月，已到款2565万元。

黄峥的慈善之举，特别是对科学研究的巨额投入，深植于其个人理念。早在其2016年的文章《为什么要再次创业？》中，他便表达了推动“良币驱逐劣币”、创造更大社会影响力的愿望。2017年，他在《把资本主义倒过来》一文中表达了对巴菲特财富观的认同，即财富的终极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智慧地用于社会再分配，特别是支持能造福社会的领域。这种将商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的理念，深植于黄峥的内心。他也曾坦言自幼怀有的“科学家”梦想，虽自认无法成为科学家，但希望能以自身所学（结合化学、计算机、管理）“成为未来伟大科学家的助理”，并将此视为“很幸福的事儿”。

聚焦三大领域：

跨学科融合解决现实问题

二是重视基础研究。例如黄峥支持的黄飞鹤教授团队的《分子机器的设计、合成及潜在应用探索》项目，通过人工智能建模，实现对碳氢键活化反应立体选择性的精准预测，首次实现了对百万量级手性合成空间的精准描绘，研究了分子机器的微观机械运动对高分子材料宏观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通过支持前沿科学和基础研究，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和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视价值创造。黄峥重视解决真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去创造价值，其科研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实际应用为导向。例如黄峥支持的喻景权院士团队在知名期刊Plant Physiology上发表研究论文，揭示了番茄的抗旱机制中“钙离子-CPK27-TST2”信号通路的关键作用，其科研成果为农作物的耐旱种质创新和设施农业高效水分利用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又如黄峥支持的陈熹教授团队的《基于合成生物学的体内自组装siRNA药物的研发及其在KRAS突变驱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项目，揭示了KRAS突变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新机制（KRAS突变是肿瘤中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之一），为KRAS抑制剂和CD47抗体药物的联合用药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对新药的开发和对疾病的治疗。

机制化运作：

可执行、可衡量、可问责的系统

黄峥对慈善项目并非简单的资金拨付，为确保科研投入能高效转化为实质成果，而是构建了一套精密且闭环的管理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与高校的深度合作中。

繁星慈善基金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合作设立了“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拼多多公司则向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成立了“拼多多—中国农大研究基金”。这些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由大学教育基金会统一管理，既保障了资金的规范运作，又利用了高校成熟的科研管理经验。

以规模最大的浙江大学繁星科学基金为例，其建立了权责清晰的“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双重决策与学术治理结构。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审议批准重大战略、年度预算和项目计划。基金会设立的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担任主任，成员包括多位中美院士及诺贝尔奖得主，负责把握学术方向，对申报项目进行学术审议与评估，确保项目选题的前沿性和学术评审的权威性。

其次，这些基金都制定了详尽的管理办法，精细化管控项目从诞生到结项的全过程。通常包括四个核心环节：确定选题、项目征集和评审、阶段性评估、项目结项验收。这种分阶段拨付和持续评估的机制，形成了有效的绩效追踪与止损机制，牢牢确保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项目的产出导向。

在项目经费管理上，项目负责人是预算编制和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需对经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经费预算批复后原则上不予调整，确需调整需按程序核批。基金秘书处还会委托专家进行专项财务检查和中期评估，并将结果作为调整预算和拨付经费的重要依据。

这套管理机制将慈善捐助的愿景转化为可执行、可衡量、可问责的系统流程，为科研成果的持续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设立以来，支持了13个项目，共产出104篇顶刊论文，获得8项专利和9项国际奖项。“拼多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基金”在2023年度已资助了50个在研项目，多个项目在科研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多篇高水平论文刊登在《自然》《细胞》《植物细胞》《细胞代谢》等多家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价值观驱动：

“本分”贯穿慈善与商业

黄峥提出，拼多多的核心价值观是“本分”。这一理念同样贯穿于其科学慈善从动机到实践的全过程。

“本分”之于黄峥，首要含义是坚守初心、言行一致。早在2018年拼多多上市之初，黄峥就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招股书中公开承诺，将捐出2.3%的股份用于公益。两年后，他卸任CEO，实际捐出了2.37%的股份，诚实履行了当初的誓言。这种“说到做到”的履约精神，正是其“本分”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

其次，“本分”意味着忠于职守，为企业的长远命运负责。作为创始人，黄峥在慈善布局中清晰地考量了如何为拼多多提供持续的“长期动力”和“蓄电池”。他通过精妙的架构设计，让慈善与商业二者产生了战略协同。无论是繁星慈善基金，还是划转至合伙人集体的股份用于科研，其资助都高度聚焦于计算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农业食品这三大领域。这些领域既是他个人兴趣与专业背景所在，也紧密贴合拼多多起家的农业根基和未来的科技战略。

“本分”的另一层诠释，是隔绝噪音，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领域。黄峥的慈善行为极致低调，几乎完全隐身于幕后，所有对外事宜均由其长期信任的代理人戎莉莉女士处理。这种风格与拼多多公司对外极少披露、专注内部运营的“绝缘”特质一脉相承。他的资助对象选择也深刻反映了这一特点：他选择合作的高校，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前者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其母校和学术起源，后者在农业科技方面与拼多多的业务血脉相连；他支持的科学家，如陈纯院士等，更是其学生时代的授业恩师。

在这种“本分”驱动下，黄峥的股权捐赠将商业成功转化为科研动力，超越了单纯的慷慨，成为一种将个人志趣、商业逻辑、社会责任和对科学的热爱深度融合的战略性行为。

来源：影响力慈善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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