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权力再平衡的概念之前，不妨先想象一个场景：权力失衡将给基金会带来什么？基金会可以通过多种路径产生影响，但这些路径所产生的影响力都可能被权力失衡削弱，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影响。

1. 直接影响个人与社区——这往往由资助方通过资助公益组织提供服务来实现。权力失衡可能会限制资助方理解议题本质的能力，进而影响其做出有效决策。举例来说，那些最贴近社会问题的人——无论是在一线工作的组织成员还是受资助社区的居民——通常拥有独特的视角，知道如何最大程度地通过行动促成改变。但如果这些具备实践知识的人在资助决策流程中毫无话语权，那么最终的拨款决策很可能会重复资方的盲区与误判。

2. 间接影响公益组织——例如通过能力建设帮助受资助方或投资对象提升绩效。资助方的权力失衡可能会限制受资助方和社区的成长空间，并破坏它们与资方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比如不合理的申请流程、不必要的资助限制、繁重的报告要求等，都会削弱受资助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资方缺乏问责机制和反馈渠道。在幕后，许多组织与社区领袖反映，ta们仿佛只能被动迎合资方的优先事项，被迫“随资助者起舞”。由于资助关系中的依赖性，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表达不满。然而，问题并不总是来自于资方滥用权力。有时，正是资助未能认清并有效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才导致了影响力的削弱。

3. 削弱资方通过自身行动推动社会关注特定议题的能力——例如组织圆桌讨论、委托研究或提升公众意识等。权力失衡可能限制资方对社会议题的影响力，阻碍其达成组织目标。这种情况可能源于资方未能有效分享或培育权力，例如错失了分享知识、支持社会行动，或利用自身平台放大ta人声音的机会。

同样地，资方也常因未能认清并运用其影响力而错失推动变革的契机，比如未能召集关键行动者、未能有效利用已有的资源，或未能积极参与影响政策与实践的工作。

除了有其不可忽视的道德基础之外，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资助方致力于推动权力再平衡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健康的权力关系可以让资方在其关心的议题上实现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权力再平衡”（Power Rebalance）并不意味着否定权力本身，而是鼓励资方正视自身影响力，将其转化为推动系统性改变的力量。组织文化，是连接理念与实践的关键纽带。

正如权力失衡可能在以上三个层面削弱资方的影响力，由NPC发布的《再平衡行动：资助者如何解决权力动态问题》（A Rebalancing Act: How Funders Can Address Power Dynamics）也建议资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进权力再平衡，每一条路径都有连续的三个步骤：

1. 关注自身：

从理解自身权力到调整组织文化

在组织内部推进权力再平衡，有助于资方更深入理解所关注的议题，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决策。一个良好的起点是认识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对ta人的影响。实现权力再平衡也意味着要多元化决策者的构成，并对组织结构和文化进行改革。

1.1 理解你的权力

资方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力及其对ta人的影响，揭示“权力盲区”（Power Blind Spot）是更好地运用权力的前提。资方权力的主要来源与类型有：

（1）财富（Wealth）：财富是资方最显而易见的权力来源，资方实际上掌控着ta人的生计及其可以开展的工作方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2）独立性（Independence）：慈善领域的行业特性使之拥有“逆势而为”的能力，意味着资方有时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支持冷门议题、回应紧急需求，或推动系统性变革，也意味着资方在如何使用资金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少的限制。

独立性与财富也构成了其它类型权力的核心来源，包括：

① 社会地位（Status）：基金会作为正式机构，通常具有历史底蕴与公信力，而慈善家个人也常受到高度尊重。许多从“寻求资助”转向“提供资助”岗位的人士表示，ta们在角色转换后受到的对待发生了巨大变化——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更具影响力，人们更积极地征求ta们的意见、更容易表示赞同，提出异议的声音也变少了。

② 社会特权（Privilege）：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大多来自于社会中较容易享有特权的群体。在英国，99%的基金会理事为白人，68%为男性，且58%的年龄在64岁以上。资方的权力往往与其所属群体更容易获得的特权密切相关，而这些特权又深植于社会更广泛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中。

③ 决策通道的可及性（Access）：资方通常能更容易进入决策场域——ta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各种活动、被邀请进入理事会，更有可能随时“打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关键人物或安排会议。

④ 信息（Information）：资方往往掌握比受资助者更多、更优质的信息，在资助关系中构成了显著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现象在申请流程中尤为明显：资方通常更了解评审标准、决策流程、背景信息、参与人员以及过往资助记录。而在实际工作中，资方若未主动共享其积累的数据和知识，也会进一步加剧这一不平衡。

⑤ 时间资源（Time）：相较于其ta社会行动者，资方拥有奢侈的时间资源。许多慈善基金会存在已久，这使得它们能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当前的社会议题。即便是新近成立的基金会或个人慈善家，其相对独立的财富来源也使ta们摆脱了政治周期或“筹款压力”的束缚，得以采取更具前瞻性的工作路径。

⑥ 制定规范的能力（Ability to Set Norms）：除了上述更为显性的权力来源外，资方还拥有一种相对隐性的权力——制定规范的能力。比如，一个“社会正义”资助项目的设定可能会影响外界对“社会正义”内涵的理解；而资方在评估项目、做出资助决策时的倾向，也会影响行业对“有效”“高风险”“创新”或“有影响力”等评价标准的共识。

要理解自身所持的权力，最佳方式是组织一个包含员工与理事会成员的集体反思过程。以上列举的几种资方权力类型，可以作为发起内部对话的起点：探讨组织目前拥有何种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被运用的。与此同时，也建议邀请外部利益相关方——包括受资助者、所在社区成员与同行资助机构——分享各自的看法。考虑到权力关系的敏感性，可以采用匿名问卷或由外部第三方主持的焦点小组讨论，帮助外部声音更安全地被表达出来。

1.2 多元化决策者群体

多元化决策者群体——尤其是理事会成员——是资方实现权力再平衡最关键的举措之一。将决策权交还给最贴近议题的人群，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慈善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失衡。这不仅意味着改变资助决策权的归属，更关乎对上述“无形权力”的再分配——例如社会地位、特权、通道的可及性、信息、时间资源和设定规范的能力。

不同资助机构根据其资助类型和所处语境，对“多元化”的理解和实现路径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推动多元化，意味着你需要评估“什么样的多元才对你的资助语境而言是有意义且有效的”。

举例而言：

• 如果一位资方的资金专门用于缓解A地区的贫困问题，那么其理事会应优先纳入具有贫困经历、熟悉A地区本地事务，且能代表该地区多元群体的人士。

• 如果该资方主要关注B地区的艺术与文化发展， 那么其决策团队的构成可能会截然不同。确保多元化的“有效性”非常关键，这有助于获得更具洞察力的观点，避免流于形式的“象征性代表”。

关于推动决策群体多元化的行动建议，请参阅「公平发展」的专题文章 留不住员工？营造公平、包容、多样的公益职场。

1.3 调整组织结构与文化

除了关注“谁拥有权力”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去思考：权力是如何被分享、运用和共建的。许多资助机构的结构与文化倾向于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方式固然能带来更快的响应速度或灵活的应急决策，但也可能错失重要见解、助长群体盲从（Groupthink）、强化原有盲点，或忽视本应被倾听的声音。

关于如何发展出更具包容性与公平性的组织文化，反思并重塑组织权力结构，请参阅「公平发展」的专题文章 从0到1，如何推动基金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工具包。

2. 关注受资助方与社区：

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

在资助关系中推动权力再平衡，将更好地支持受资助方与受助社区实现ta们自身的目标。资方可以通过（重新）设计申请与报告流程，使其既满足自身目标，也回应申请方的需求，进而产生积极影响；还可以通过“基于信任的资助”（Trust-based Philanthropy）等方法重塑资助关系。

2.1 重新设计资助流程

资助常被视为一种行政工作，往往被期待能够高效完成——在很多情况下，“效率”被等同于为“花更少的钱来完成任务”。然而，这种心态可能导致慈善工作的重点从实现目标转移到了节约成本，进而导致流程僵化、激化组织间竞争而非促进协作，以及只重视短期成果而缺乏战略性长远视角的后果。

真正有效的资助流程，应以实现影响力为导向，为申请者创造能够完成其社会目标的条件——不仅仅是“拿到钱”，更是“能真正把事情做好”。一个以申请者为中心的流程，应围绕其时间表与需求而非资方内部的工作安排来设计。这也可能意味着资方需要在人员配备上投入更多资源。例如：

• 如果资助对象是由志愿者领导的小型公益组织，那么资方可以安排在周末提供咨询支持，因为志愿者往往只在那时有空；

• 资方可以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申请者提交给其它资助机构的申请表或监测报告，避免因重复劳动而浪费宝贵时间。

资方设置某些规则是出于“公平”的初衷，但这些规则可能会妨碍实际成效。例如，对资助额度或期限的限制，可能原意是防止偏袒，却导致某些项目因资金不足或周期过短而无法产生真正影响，从而形成了另一种不公平。

设计一个优质资助流程的方式有很多，但NPC建议将“以使用者为中心”（User-centred Approach）的理念融入到影响力导向的广泛思考中。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单个机构的需求，也要评估整个公益生态系统的格局，包括基金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设计的流程可能带来的预期与非预期后果。

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

（1）收集反馈：收集成功申请到资金的受资助方和未被资助的申请者们的反馈，了解ta们对基金会工作的感受。需要注意的是，反馈机制本身也应避免权力失衡，比如通过匿名调查、第三方访谈等方式，这可以让对方更自在地表达真实想法。

（2）了解你的申请来源渠道：不仅要分析谁在申请，也要关注谁没有申请。如果某些社群或组织类型明显被排除在外，应深入探讨其原因，并考虑如何通过定向外联或加强当地公益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元的申请者。

（3）明确你希望达成的最终目标：不同的工作类型和预期成果需要不同的资助流程。例如，资助科技领域的创新工作可能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因为成果并不总是可预测的；又如，在快速变化的政策环境下，资助流程需要更短的周期，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4）清楚自身在资助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了解自身的相对优势与局限，有助于打造对整体系统更有益的流程。这可能意味着：资方需要更具合作精神——分享自己的专长，也主动向ta人学习，从而避免让受资助机构总是承担解释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资方正在尝试多样化的流程创新。例如，有的采用视频格式的申请表、有的采用申请表共享机制、有的拥抱参与式申请流程。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仅仅为了创新而盲目更改模式。必须经过严谨的设计流程，确保所做调整真正服务于申请者和机构的实际需要。有时候，流程确实需要全面重塑；而有时候，只需做出细微调整即可产生积极影响。

如希望阅读更多与「参与式资助」有关的内容，请参阅「公平发展」的专题文章 谁来决定基金会的资助？参与式资助之路。

2.2 打造基于信任的资助关系

资方与受资助方之间的关系，往往被默认设定为“施予者”与“请求施予者”的结构性不对等关系。如果一段资助关系的核心是“钱”，而非“使命”，这种模式便容易固化权力不平衡。然而，事实是：受资助方固然需要资金去完成使命，资方同样也离不开受资助方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因此，与其让受资助方“跳过重重门槛”来获得资金，再用另一套冗杂流程来证明自己“花得合理”，不如转向构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这将更可能带来长期、真实的社会成果。

关于什么是“基于信任的资助”，以及如何建立高信任度的资助关系，请参阅「公平发展」的专题文章 更多非限定性资助？开启以信任为基石的慈善合作。

2.3 支持受资助方倾听真实经验（Lived Experiences）

在资方与受资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寻找平衡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受资助方与其服务对象之间，也同样存在权力失衡。某些公益机构与资方一样，可能远离“被服务者”的真实生活体验，这将严重削弱其工作的有效性。

正因如此，支持受资助方倾听“真实经验”（Lived Experiences），并从中学习，是资方推动结构性变革的重要手段之一。

听取真实经验的技术手段可能看似简单，比如发放反馈问卷、组织焦点小组等，但这些方法同样需要经费支持。更好的做法是付费邀请“真实经验持有者”参与共创（Co-design），以表明对其时间与知识的尊重。但如果组织希望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变革，例如改组理事会成员，或建立能系统反映服务对象意见的反馈机制，这样的努力则需要更高的灵活性和更长周期的资助支持，如非限定性资助（Unrestricted Funding）。

资方还可以通过提出关键性问题，鼓励组织反思ta们是如何倾听真实经验的、是否将其转化为行动。这既是推动组织问责的重要方式，也是资方使用自身影响力去激活他者力量的实践路径。更进一步地，如果资方希望受资助者倾听服务对象的声音，那么资方自身也必须做好倾听的准备。这意味着：当资方认为某项活动可以带来影响时，例如资助年轻人去参加城市大型艺术展，而受资助方却表示ta们更希望在社区附近举办艺术活动——此时，资方就需要放下自身的预设，尊重受资助者的判断，并据此调整资助策略。

这正是“权力下放”的实质：如果想要受资助方真正将“真实经验持有者”纳入领导层，资方就必须愿意让出对议程的主导位置。而非限定性资助，无疑是支持这一变革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3. 关注组织目标：

调动所有资源推动更深刻的变革

善用权力以实现组织目标，并不限于资助行为本身。作为资方，可以通过影响力投资和倡导工作来行使权力，通过组织协作或支持整个领域的能力建设来积聚集体力量，也可以通过开放办公空间、共享知识资源等方式来实现权力共享。这些方式都能提升基金会在所关切的社会议题上的系统性影响。

3.1 调动你所有的资源

越来越多的资方开始重新审视：如何将自身拥有的全部资源与权力形式（而不仅仅是资金支持）用于实现使命导向的系统性影响。这可能意味着重新思考对基金的运用方式——许多资方正尝试将投资组合与自身使命对齐，追求社会回报与财务回报的双重目标。

例如，英国基金会Friends Provident Foundation运用其作为资产所有者与股东的影响力，积极参与投资市场的治理变革。2013年，基金会决定调整其运作模式：理事会同意最多将基金会10%的可投资资金用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即便这意味着要承担更高风险或接受低于市场标准的财务回报；其余90%的资金则用于市场回报型投资组合，以产出稳定收入来支持资助工作。在这一部分中，基金会通过行使其资产所有者与股东的权力，推动企业行为的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其使命——2016年，基金会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岗位，专门负责投资者与股东参与事务。基金会在其优先议题上（例如：社区能源、公用事业市场转型、高管薪酬透明）与企业、投资者及其ta股东开展持续对话，并就负责任的投资政策和 ESG（环境、社会、治理）议题与资产管理方及市场进行广泛沟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方开始涉足倡导工作，期望通过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来扩大影响力。NPC联合Lloyds Bank Foundation开展的研究指出，资方开展倡导工作的四种主要路径如下：

3.2 打造集体性的力量

资方可以综合使用其资金、声量与发声渠道、知识与组织能力，围绕某一社会议题构建集体性的力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投资领域的能力建设、召集相关方围绕共同目标协作、委托研究“有效的公益行动”，或资助社会运动。许多资方会同时采用多种方式。

尽管资助社会运动具有巨大的影响潜力，但也存在不少挑战与风险。资方需要仔细考虑资助是否具备慈善合规性、受资助团体是否为新成立或未注册的组织，以及资助可能引发的公众争议与利益相关者的负面反应。传统的项目申请条件、拨款流程与资助规定往往不适用于运动型组织。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许多资方担心外部资助会破坏草根运动的灵活性、独立性与公信力。

这些担忧都是正当的，也需要审慎应对。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为运动提供资源、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支持，慈善界可以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独立资方在承担风险与支持挑战现状的运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ta们也更有条件通过核心资助（Core Funding）^*、治理支持、战略咨询与筹资能力建设等方式，推动社会运动的长期发展。

一项关于“运动建设”的最新研究指出，大规模的行动不一定意味着有效的权力形成，因此资方需采用更具策略性的方式介入。当前，许多资方开始思考：如何在周期的不同阶段支持社会运动，并帮助运动与成熟机构建立连结。

资助社会运动，也可以成为构建集体性力量的整体策略中的重要一环：在多个战线同时支持不同类型的组织，往往更有可能在社会议题上实现突破。

3.3 为变革创造空间

为社会变革创造空间，是一种运用权力、与ta人共享权力，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集体性力量的有效方式。许多资方聚焦于“基于场域的工作”（Place-based Working），以支持社区蓬勃发展并激发社会行动。所谓“变革空间”未必是实体场所，一些资方致力于为边缘化声音提供表达机会，或为重要对话创造条件。

NPC于2019年发布的《基于场域的资助指南》（A Framework for Place-based Funding）建议：资方在开展相关工作之前，应花时间理解某一地区的动态，建立关系网络，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绘制已有关系与权力结构图谱。如果正在考虑开展场域型项目，可以思考自己有哪些权力资源可以共享：资助固然重要，但开放场地使用或共享知识往往也具有转化性的影响。同时也可通过投资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来构建权力，例如承担社区中心的租金，或为社区成员提供自行开展地方议题研究的费用等。“安全空间”也十分重要：即以“信任的节奏”（Pace of Trust）开展工作，为人们创造心理上的安全空间。

*本文主要参考：

NPC《再平衡行动：资助者如何解决权力动态问题》（A Rebalancing Act: How Funders Can Address Power Dynamics）。

编译：吴梦

来源：CFF2008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