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仅解决了近千万人的生存危机，政府更通过资源和政策的支持改善了搬迁区的生活条件。根据国务院官网显示，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共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搬迁，建成安置住房266万余套，集中安置区3.5万个。但在搬迁区发展的过程中，学生的课后服务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时候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谈及进城读书的大女儿，板万村村民何叔叔眼神落寞。搬迁后，由于小学阶段学校不可以住宿，家里的大人多数外出务工或有农活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日常生活，所以多数孩子选择住进托管机构。从民办托管到学校晚自习、从社区图书馆到公益陪伴，孩子的生活时间被重新切割。“在家我照顾生活，学习交给托管老师。”他坦言。现实的推力让课后服务承载了超教育的情感职能——在“村住—城学”流动中，它既是成长延伸，更是家庭稳定的支点。本文以册亨县为例，借一线访谈剖析课后服务的结构困境，揭示教育照护背后的共性矛盾。

图源：远行客

现状及原因

当前，册亨县课后服务已形成“政府引导+学校主阵地+社区补充+社会参与”的多元供给格局。政府通过《册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提供制度保障，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和监管要求，确保服务普惠性。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实现100%覆盖率，县域内大多数小学已能保障基本的课后服务，部分乡镇学校也尝试引入兴趣班与作业辅导服务，为了给无法全日照护儿童的搬迁户家庭提供一种选择，一些民间力量亦在搬迁社区内开办托管点。尽管如此，课后服务体系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首先是家庭“第一课堂”功能的弱化。大量搬迁户家庭存在典型的“留守结构”，即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由祖辈或单亲照顾。由于隔代监护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无法胜任学业辅导，更缺乏对孩子心理状态的敏感识别与回应。在走访过程中，我们来到了一位老兵爷爷家里。他和老伴两人带着孙子生活，他坦言：“老一辈以前读过书，现在都忘了，看不懂孩子学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学习完全依赖学校与托管机构，家庭难以承担应有的教育引导功能。

这种“教育断层”不仅体现在学业上，也延伸至亲子沟通的缺失上。板万村另一户搬迁户何家父亲曾无奈地表示：“回来都是把房门一关，在房间里一点都不出来。”他尝试留家照顾孩子，但也表达出“自己也辅导不了”、“孩子说了也不听”的无奈。这类“熟悉的陌生人”关系折射出家庭教育在亲子情感建设中的缺失。

图源：远行客

其次，校内课后服务内容以“作业看管”为主，虽然在普及程度上取得进展，但存在明显的“趋同化”问题。一些学校安排的仅是统一的写作业时间，辅导教师人手紧缺，无法因材施教；而部分设置的兴趣项目也多为简单的体育活动，缺乏文化艺术、科学启蒙等多元维度，难以满足不同孩子的成长需求。一个已经初中毕业的女孩在采访过程中提到，“学校有活动啊，放学都有篮球，羽毛球什么的运动的，但是没有唱歌和画画。”

另外，搬迁社区内活动受限于资金与人力，文化类、兴趣类服务难以常态化开展。在我们前往搬迁区的社区公益图书馆进行调研时，图书馆里的管理员波波老师坦言：“虽然我们展开多元化服务，如图书积分兑礼、看电影等，但创新被人手不足限制。”例如由于社区的人力不足，他们有时会需要临时筹备一些活动，进行布置场地、购买物料、宣传等工作。此类仓促应对和人力紧缺的状况，折射出社区服务的深层困境。社区和各方力量未建立长效协作机制。要破解此局，亟需构建稳定的人员供给链，和更深度有效的合作模式。

图源：远行客

值得一提的是，在搬迁区内，一个集中存在的特殊现象——“校外民营托管”填补了课后服务的空白。民营托管机构成为课后服务重要补充。这类"夫妻店"多由村小退休教师或本地个体创办，将自宅改造为生活场所，提供灵活托管服务。其生存根基深植于布依族亲缘网络——许多家长坦言：“现在我孩子的托管老师就是以前教过我的老师。”而托管所老板更直言：“我亲戚开一个托管，比如说我姑、我姨、我妹姐的娃娃不送去这亲戚家，回寨子就抬不起头。”但这类托管机构普遍存在管理粗放、师资不稳、空间拥挤等问题。“在阿姨那里管，一次50-60人。”有些民营的托管所就是“自己在家开，自己做饭然后请一个老师，就这样混着一起带，所以就没有分工细致，系统化的、标准化的流程。”

这实则是家长的无奈替代方案。他们渴望稳定照护与适度学习支持，却被迫在多重矛盾中妥协：经济成本、通勤距离、安全隐患与服务质量难以兼得，最终变为权益衡下的权宜选择。

图源：远行客

综上所述，课后服务在搬迁背景下已成为学生日常教育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家庭支持系统薄弱、学校服务趋于同质化、社区能力发展滞后，以及校外机构质量参差不齐，课后服务体系的运行仍处于“高需求、低质量、不均衡”的初级阶段，亟需进一步政策扶持与制度创新。

应对措施

为改善这一问题，当地各方积极采取措施。

通过学校、政府、社区对学生课后服务重要性的宣传和引导，留守儿童家庭开始重视并愿意投入资源到这一方面。家庭对课后服务的认知正经历本质转变。在一家大型托管机构工作的卿老师告诉我们，她创建的家长群实现了远程同步成长轨迹：“老师们实时更新学习生活状态，让远方父母触手可及。”新一代家长更主动介入教育决策，如搬迁区的一位父亲的表态折射了集体心声：“长大了就看他们兴趣爱好，只要愿意读，我们就尽量支持。”对于家庭来说，教育投入不再只是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体现对孩子成长重视的一种价值观。

图源：远行客

学校也开始积极引入多方力量介入到校内的课后服务中。为了丰富学校的课程内容，同时弥补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学校通过联动社会第三方机构，邀请具备音美、科学等特长的志愿者进校开展特色课程。波波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他提到，除了平时在图书馆里组织阅读活动外，每周都会去到附近学校开展志愿送课。在板万村调研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每逢寒暑假，会有不少志愿者前来，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多样化的教学内容，这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也让他们获得了更丰富的学习体验与成长陪伴。

搬迁社区通过对接各类社会组织补位专业服务，弥补社区人力不足和专业度不够的短板。例如对接高校研究生支教团送教进社区，“小桔灯”亲子伴读等活动，以此提升家庭教育参与度。高洛街道更创新对接一线城市资源：“成长营地机构已在社区图书馆开展两次活动，每次来都会捐赠一批新书。”给我们介绍的是周老师，她是大山小爱志愿支教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已经在不同的搬迁社区运营着8所社区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她介绍道，该机构通过“实地送教+远程课堂”双轨模式，为搬迁儿童提供定制服务。还有托管机构的老师也补充：“今天下午还有外面的人来做亲子手工活动。”这些跨地域、跨领域的专业资源——从高校志愿团队到城市教育机构——正精准破局社区服务瓶颈，构建可持续的支持网络。

图源：远行客

政府投入资源搭建校内外服务枢纽，引进专业机构运营社区托管中心。我们探访了高洛街道的一家“政企合作”模式的托管机构——趣动玩家托管机构。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完备的硬件设施配套，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房租减免、运营补贴等）。趣动玩家托管机构采取了三重突破性举措：首先实施普惠性收费调整。其总部所在地兴义的标准月费为1280元，但针对高洛街道搬迁家庭的经济现状，机构主动将费用降至520元。尽管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管理者仍坚持运营：“如果我们放手，让这两百多个孩子去一些条件较差的小型托管机构，家长们心里的落差会很大。”其次建立精细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制定严格的班级公约规范作息：“6点放学后，6点到7点是晚餐时间，孩子们依次放书包、洗手、排队吃饭；饭后回到座位开始写作业，大多数孩子能在8:50前完成作业并洗漱准备就寝，9点半前必须上床睡觉。对于作业未完成的学生，老师会单独辅导，确保每个孩子都跟上进度。”

图源：远行客

最后，正如卿老师所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和社会责任。“我们不是老师，而是他们的家人。”这句朴实的话语，展现了教育背后最深沉的责任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爱心、自信心、恒心和责任心，帮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机构老师们将这句话融入日常，从严谨规范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维度重构托管服务的本质内核。

正是凭借这种近乎“家庭式”的责任心，专业机构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壮大，也让课后服务更具温度与厚度。

未来展望

未来，课后服务的改进不仅关乎“谁来管”，更关乎“怎么育”。“如果能加个画画课程我觉得也不错。”何正交的父亲轻声说，“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他们。”课后服务应成为孩子点亮兴趣、获得理解、延续陪伴的重要空间，而不仅仅是作业完成与安全管理的场所。提升课后服务质量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推进，特别是在资源整合与个性化辅导方面寻找突破口。

愿每一个在山村与城市之间奔波的家庭不再为将孩子“放哪儿管”、“怎么管”而焦虑；也愿每一个“被留下”的傍晚多一些温度与回音。

图源：远行客

参考：

1、册亨县教育局，2024年，《册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2、国务院官网，2021年，链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29/content_55834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