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组织编写的案例报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近日发布。该报告由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劲担任课题组长，李劲、汪伟楠、陈嘉俊、徐伟执笔，以全球视野引入“科学慈善“概念，研究这一慈善新前沿的兴起背景与社会价值，系统梳理2016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7个典型案例及其实践模式，探讨慈善家如何通过巨额捐赠、创新机制和长期投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响应科技创新、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

“科学慈善”专栏将从本期开始陆续摘编报告的核心内容。本文重点节选自总报告《纵身一跃 开启中国科学慈善时代》，总结了我国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八大影响力特征，我国科学慈善事业面临六大挑战，以及对政策制定者、慈善家和行业研究者的相关建议。

完整版报告将于近期登陆微信读书平台，敬请关注。

从捐赠历史上观察，这些慈善家很早就展示出了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从外部动因来看，国家在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力驱动，无疑让慈善家们更加感同身受和具有紧迫感。国家战略对核心地区和城市的功能定位、创新发展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慈善家对科学议题的捐赠选择。 

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事业凸显出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慈善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科学事业追求真理、拓展创新和造福人类的精神，企业家不断进取、敢于冒险和勇于承担的精神，和公益慈善事业志愿奉献个人资源和服务公共目的的精神，在慈善家资助科学研究的事业中得到了重合和放大，从而带来源源不断的内在驱动。

科学慈善案例的捐赠人在资助规模上都显示出金额巨大的特征，资金投入密度远超其他慈善领域。巨大的资金投入，使科学资助力度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这种巨额捐赠一方面是基于中国捐赠人资金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捐赠人对支持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源投入的理解和决心，以及对标国际的雄心壮志。

在可持续机制上，各慈善家通过超大额捐赠、招募专项捐赠人、调整基金会战略聚焦于科学研究、通过股权捐赠提供永续的资金支持等方式，以保障科研资助的可持续发展。

七个案例在投入领域上共同点是，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企业（家）通常更关注的技术研发或者产品研发。（基础）科学研究投入金额巨大且实现成果周期很长、充满不确定性，案例慈善家投身科学慈善，体现出了其超越了一般企业家更重视追求行为短期、实用效应的偏好，更凸显了其长期主义、非实用主义的耐心。

案例中，慈善家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主要分为奖励和资助两种形式。不管以哪种形式为主，这些慈善事业在管理方式上基本遵循提名、评审和监督分立的管理架构和流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科学家主导，作为捐赠人的慈善家一般仅在奖励或资助机制的设计层面发挥作用。由于资金募集和投入方式不同，这些慈善家设立的不同的科研支持项目或组织也呈现出了各具特色、颇为创新的管理特征。

我国科学慈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与国际接轨的慈善事业。

首先，无论采取奖励还是资助的形式，七个案例中的大部分在管理机制上已经按国际规范行事。在奖励方面，规范章程、流程和评审机制，明确推荐/提名，审核评选和监督等不同机制的职能；在资助方面，学习国际通行的资助流程，对资助对象严格选拔，在此基础上鼓励其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很大程度地克制了作为资助方的“任性”。

其次，科学研究支持项目的参与范围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不仅受益人国际化，而且资金来源和调度国际化，运作过程（奖励评选）高度国际化，可以说已成为中国慈善事业最为国际化的领域，对中国慈善“走出去”和“引进来”，实现国际交流、对标乃至赶超，实现慈善行业的中国式现代化，都有重要意义。

慈善家支持科学研究的案例是非营利事业的组成部分，相关案例所呈现的不仅是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也是与世界接轨、向世界看齐的过程。在这项事业中，国际标准丰富具体而又清晰。同时，科学家社群中普遍秉持“求是”和“认真”精神，这必然要求支持科学的非营利事业在运营上要尽可能体现出专业性。科学慈善的国际化、专业化实践，可以对中国非营利事业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很好的标杆和引领作用。

总体而言，案例成果虽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在产出、成效和影响力三个层面都已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积累。

产出层面：捐助成果丰富且各具特色。这些案例，向数十位国际一流的科学大奖获奖者发放了奖金、资助了数百位科学家的原创科学研究、举办了数百场科学讲座和科学会议、支持并推动了科学家社群和青年科学家社群的建设，为科学交流创造了更多机会。

成效层面：这些案例推动了特定科学议题的发展、撬动了更多资源对科研领域的投入。科学议题的发展方面，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繁星科学基金等案例支持的科研成果中，有不少是相关科研领域中的突破性成果。资源撬动方面，小米公益基金会撬动其他社会资金，协助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体制内机构获得更多社会捐赠，其所支持的“小米青年学者”普遍获得所在高校更多培养、重视，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捐助成效。

影响力层面：这些案例在不同的科研领域表现出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在全球范围内改善了脑科学研究生态，推动了脑科学研究。未来科学大奖评选出的获奖人和获奖成果，在全球科学界获得极高认可；其所开创的慈善与科学大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促动了科学慈善事业的后来者。上海顶科论坛不仅推动了相关研究议题的高水准评选和奖励，更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全球科学家社群和科学交流场域，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科学交流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国际封锁形成了突围。

科学慈善案例体现了对我国现有科研和科研支持体制的有力补充，而这种补充的意义不止于补充资金的短缺，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贡献和价值。

改善科研生态

我国的科研和科研支持机制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无论是科学奖励还是研究资助，国家力量均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社会慈善资金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单一的行政主导，使慈善视角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地，成为国家力量的有益补充：

做国家想做而力度不够的事，如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家财政资金尚无法覆盖的领域，如利用慈善资金对可能长期不能实现成果的科学研究进行资助；做行政力量不方便出面的事，如由民间组织通过设立国际科学大奖在中国建立国际科学家社群；进入主流力量尚未探索的科研盲区。

这些有益的补充，不仅从量的维度而且从质的维度改善了整个科学研究生态。

改善科学文化

我国科研机制存在一定泛行政化倾向，加之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熟人社会导向，科学社群中出现了一定层级化和近亲繁殖的特征。慈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实践，基于慈善自发的志愿性动机、鼓励科学家真正实现主导，加上与国际对标和接轨的动力和压力，因此无论是奖励还是资助，其评选的公平性和专业性都大为提升。

活化科学社群

案例显示，企业家捐赠人与科学家社群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科学家社群不仅可从科学研究支持中受益，而且能积极地参与科学支持机制的设计、规划、执行和监测及评估，对提升科学慈善实践的质量起到推动作用。捐赠人群体在此过程中，也通过交流和学习实现自我提升，并从企业家的角度给科学家群体更为务实的智慧输入，如产品研究、成果转化和市场拓展等，以及超越奖励和资助等非营利性措施的支持，如风险投资机会。

与此同时，科学慈善实践所产生的专业团队，也正在逐步生成一个跨界社群。科学家、慈善家和专业团队三个群体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支持科学研究事业成功的有力保障。

案例显示，乐于资助科学研究的慈善家绝大多数毕业于中国一流大学，不仅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大多从事着与科学技术相关性较高的行业。这些特征固然反映了捐赠动机中的“业缘”特性，但从更深刻的层次去看，这一领域捐赠人也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科学信仰”，即捐赠动机来源于他们对科学事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内在理解和认同，而不仅是企业赢利的直接诉求。

捐赠人的内心追求与公共目的融为一体，不仅使得捐赠的志愿性显著提升，捐赠的可持续性以及实现成果需要的长期投入也得到了更多保障。

在科学慈善领域出现的这批捐赠人，正在一定程度地形成本土慈善事业的“新钱”（New Money）群体，继而有可能从整体上更新了中国慈善家群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