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0
625构建信任体系就是构建社会资本
2024年中国基金会论坛年会的主题“信任与高质量发展”广受认可。我曾是基金会论坛年会议程委员会成员之一，知道年会主题的确定有多么困难，需要在表达和平衡之间觅求着力点。 这次的主题，主要是“信任”两个字切中了行业的痛点。如果说13年前的郭美美事件只是一个巨大的负面爆“点”，那么，公益行业近年来持续暴雷，负面舆情不断，已经形成了“线”的态势，继续下去，将来有可能成为负“面”的形态。儿慈会事件带来的巨大伤害尚未停歇，年会召开前夕又传出成都某“社工机构卷款跑路”的新闻。有理由相信，冰山之下仍有巨大冰体。 来自成都的嘉宾江维在主论坛的分享内容直指信任主题。她没有选择具体地阐述成都社会领域的政策与机制，而是谈及信任本身，可能让部分抱有技术与路径期待的参会者失望，但我并不觉得失望——她讲出了治理的路径与目的：
公开透明——对应常态化的低成本、分布式信用记录建立信任机制，是普遍社会信任的起点。
开放参与——对应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建立规则，建立信任机制，是合作的起点。
信义为本——对应“强者”守规矩为“弱者”利益最大尽责而建立信任机制，是信心的起点。
江维发言
由此构建的信任，与互助行动交织，能够达成什么目的？请注意她讲的一句话：能确保运行成本的最小化，简化复杂社会的运行，社会普遍合作起来，良性运转起来。 这是对成都模式的观察与提炼。我们常说要读懂政策，看的正是这个。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信任和合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使公民能够轻松解决集体问题，并促进社区顺利发展。某种程度上，成都多年官民合力构建的正是社会资本，而广泛信任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政策落地，还有助于行业公信力建设。 破解资源困境 还得靠公众参与 我在会议期间感觉到了一种“资源性焦虑”。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是经济下行、筹款艰难，未来一段时间，日子不好过。大环境的确如此，政府购买服务减少，互联网筹款更难。公益行业上至头部下至社区，不少机构在承受资金、项目的压力。今年的参会者中，怀着找合作资源（意向）目的的应该不在少数。 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近年来相关数据统计资金量缩水明显。本次年会前夕，我在一次采访中得知，云南某地（县域）在政府购买高峰期时有30余家社会组织，但是到目前，已经“死”掉了2/3。 互联网捐赠方面，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九九公益节的公众捐款金额为10.8亿元，较之2023年的38亿余元，捐赠额下跌了近72%。基金会资助和企业捐赠同样变得艰难。过去获得收入的几条主要路径上，如今阴云遮蔽，公益同仁抱有“资源性焦虑”不足为奇。 其实某些现象要看两面。关于政购下降导致社会组织“死”掉的情况，反推可以看出，政购资金高峰期资金相对充裕固然是好事，但客观上触发了某些机会主义倾向，一旦资金缩水，如同挤掉泡沫，真正“活”下来的仍是那些怀抱使命的、坚定的长期主义者。正如一位一线机构负责人的反思：“业务膨胀那几年留下的内容与我们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年会后，我在善达TALK沙龙（视频号“善达头条”直播）“社区视角下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中与云南连心兰树记交流，他有两点挺有意思的观察：一是解决真问题的机构是有生命力的；二是面对大量需求，社会组织的绝对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究竟是使命导向还是资源导向？年会前夕，有一位已报名参会者留言：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一线社会服务机构如果要坚持自己机构的价值观和初心使命，可能就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做使命导向，而不是为了生存以资源为导向成为资源导向型的机构。” 我也认为，不要成为机会主义者，而是抓住真需求，解决真问题，只有这样才会在资源受限的局面下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本次活动上，公益人梁海光的发言打动了很多人 当然，坚持使命导向并不意味着边做公益边喝西北风。未来解决资源难题的钥匙是什么？个人认为，是公众参与。 2024年久久公益节筹款数量剧减的同时，另一项数据却上升明显：互动人数达2.89亿人，同比增长135%，有87%（2.5亿人）首次参与99，互动新用户规模较去年增长3倍。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平台更进一步扬弃了“大撒币”模式，因为它会造成“抢资金”的局面，让本就起点不公平的公益机构筹资进一步两极分化。 这两年，我做了不少访谈，有一种感觉，“公益不见人”状况正在改变。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未来中小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这次年会上，我又遇到了湖南大爱无疆的康师傅，与过去相比，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在公众参与方面已经做到了流程化、标准化、体验感强，捐赠者不断增加。 或许有人会说，我有各种困难，公众参与哪有那么容易？平行论坛上，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的罗志勇分享了一个做法：儿童重症病房难以进入，面对一个被病房隔绝的群体，机构仍然找到了便捷的公众参与切入点：捐头发。这个“为爱发生”的项目，服务对象是国内3-17岁患上癌症而导致光头需要佩戴假发的女孩。通过收集头发，募集制作费用来为申请者量头定制合适的假发。 用罗志勇的话说：“其实很多公众，你不要老是想让我捐几十块钱，我也不知道（你会）用到什么地方去，但我能用什么实际行动去做一些事的话，就非常乐意。” 办法总比困难多，坚持使命导向，做好公众参与，把机构发展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可持续最有效的达成方式。 新趋势：大范围的公益转向县域、村域 当前，社区慈善的兴起是毫无疑问的。年会前后，我注意到几个有意思的观点，这里搬运一下： 平行论坛上，北师大教授谢琼在谈及社区慈善助力老年友好社会建设时说：“我们的社区治理已经经过了行政主导型、行政引导型、行政吸纳型，走到了现在多元共治型阶段。” 这一观点可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在这里将其拎出来，是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在社区做服务的公益伙伴们注意，社区治理转型意味着要素配置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政策走向何方？资源从何处来？专家已经点出趋向来了。 谢琼所讲的“多元共治型”，隐约和江维的分享相呼应。 第二点观察，同样来自北师大。分享者是陶传进老师，他在平行论坛总结环节上说：“有一个新趋势是大范围的公益转向县域公益、村域公益。村域公益未来一定是个大趋势，就是村民给村民捐，本地村民给本地困难的村民捐，村庄出去的人给没出去的人捐。这个趋势之下，我们建老年人食堂、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孩子成长馆，都可以在村里建。”未来，“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有周围的小生态”。 陶传进在平行论坛作总结发言 陶传进还对原有的、“远方的”公益作了精彩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的发言《陶传进：公益项目如何界定“好”？》。 第三点观察再次来自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理事长11月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用“金山”形容社区慈善的价值，他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能在社区和村庄内做到人人捐赠，每人每月捐一百块钱，那么一年就是一千两百块钱，以我们14亿人口的基数来计算可能一年就是1万多亿（元），何况还要加上物资和服务的捐赠以及社区互助，所以社区慈善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环境、形态、方式、前景，来自北师大不同学者的这组观察，是否对陷入“资源性焦虑”的你有所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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