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给人的印象大抵是严肃、善辩、逻辑缜密，而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悦耳、轻柔、温文尔雅。黄雪涛，这个名字有些男性化、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笑容温婉的美女律师，这个在三年前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的女人，用她特有的魅力坚守在令闻者色变的精神病患维权领域。

有媒体报道说，黄雪涛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但因危险性太高而不得不向父母妥协，折中选择了法律。但当她2006年开始接触精神病人强制收治议题时，她的工作显然并不比上战场轻松多少。2010年4月，她创立了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义无反顾地全身投入了NGO领域。同年10月，她主笔撰写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收治调查报告，直指精神病收治在制度上的八大缺陷。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6日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作为推动该法规出台的律师，黄雪涛迅速发表了一篇名为《〈精神卫生法〉的贡献和缺陷》的文章，在她看来，这部法律最大的进步在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以此取代了原来的“自知力标准”。据此原则，除非达到“危险性”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

关于这部法律，她说：“我在2007~2009年期间看到很多有关这部法律要出台的新闻，看到当时的版本的立法框架和法律条文，当时特别着急，觉得一定要做些事让这部法能够更加完善。”

黄雪涛创立的衡平机构也向社会各界点出了未来努力和改进的方向，比如修改民法中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探索建立监护权监督机构；还可以通过慈善与公益组织协助成立患者及家属的互助社团，并支持对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康复、就业、法律等服务以及进行权利倡导的专门组织。

第一财经日报：保障患者的诉讼权利如何更加有可操作性？

黄雪涛：这里有不同程度的便利。第一个便利是，病人有权利联络自己指定的通知人或委托人，医院也有责任帮助他进行联系。另一个便利是，法院应该快速接纳权利被限制的病人的申诉，并且病人能够找到律师。现在很多诉讼有四十五天的立案期。立案期这么久，病人在人身自由被限制当中，这个时间是很不便利的。更高程度的便利是，医院有责任把所有被住院治疗的案件都列成表格，然后问病人的监护人有没有异议。如果有异议的话，考虑找谁申诉，如何解决；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填写一张表提交给一个机构做登记。

日报：在这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黄雪涛：需要注意的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政府的投资上，不能只用来兴建大型的封闭式精神病院，也应该发展其他多元的社会服务。根据患者的需求去投放资源，倾听患者倾诉，让他发言。第二，支持社工，投入司法建设。司法是种监督，社工是种服务。所以一手是法律保护，一手是服务支持，两手都不能缺少。如果财政资源只用来解决治疗问题，那么只能是越来越多的患者被封闭治疗，而不可能回归社会。

日报：你现在最想做什么？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黄雪涛：我希望这个领域可以出现更多的NGO，民间可以有更多的声音。2010年时，我有个五年计划，想要确认精神病人有拒绝住院的权利，或者是承认精神病人是个权利主体。这个目标随着《精神卫生法》自愿治疗模式的出现，已经提前实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和精神卫生法庭的出现，搭建医学和法律的沟通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