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出现后，北京市（基金会）的接受捐赠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受捐额降幅逾十分之一

　　昨天，在做客首都之窗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提高服务民生水平”的直播访谈时，北京市社团办基金会管理处处长任淑菊称，从北京市各基金会的总体情况看，企业和单位捐赠比较多，个人捐赠占一小部分。

　　此外，通过今年对捐赠数额的初步统计，任淑菊坦言，郭美美事件后，北京的接受捐赠额受到影响，“应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公开程度不够群众可举报

　　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任淑菊说，作为登记管理机关，下一步将建立对社会组织的登记评估机制，对基金会的评估，最重要的考评指标就是“信息公开做得怎么样”。她举例，被评为5A级以上的基金会，必须每个阶段都向捐赠人汇报善款使用情况。

　　任淑菊认为，基金会要实现完全的信息公开透明，打造“玻璃钱袋”，还要靠社会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如发现哪个基金会没公开募捐信息或公开程度不够，群众可向民政局监察执法大队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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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人员将逐步退出社会组织

　　新京报讯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昨天，在首都之窗的直播访谈中，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表示，今后凡是申请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其领导层和管理人员中不能有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也不得在社会组织中兼职。原有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的社会组织，换届选举时不能再提名在职公务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作为下一届会长、副会长或理事（长）、秘书长的候选人。

　　谢延智坦言，社会上普遍反映政社不分，“这是老问题，我们作为登记机关也感到压力大”。他解释说，原来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中兼职，也是履行了严格的组织审批程序。

　　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人和管理层包括哪些人？公职人员、党政领导干部不能在社会组织中兼任哪些职务？谢延智说，第一不能“兼职”的，是社会团体中的会长、理事长，或者是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如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也不能搞党政领导干部“兼职”。

　　谢延智同时强调，社团的名誉职务，比如名誉会长、理事长，不在上述退出范围；此外，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领导能力，到社会组织发挥余热，也不在此次必须退出的“兼职”范畴。

　　■ 数说

　　截至8月31日，全市共登记社会组织7413个，包括三大类，社会团体328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949个，基金会175个。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9506个。全市社会组织总资产达300亿，工作人员12.56万人。

　　受“郭美美事件”影响 地贫儿家长“围脖”苦求血

　　近几个月来，广州地中海贫血患儿频频遭遇输血难，家长和义工无奈上微博求血。昨天下午，广州市地贫家长互助会向本报求助，呼吁好心人为患儿定向献血，解决孩子的燃眉之急。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接到求助电话，哭诉孩子没血可用。”广州市地贫家长互助会会长娟姐说，慢性地中海贫血患儿通常一个月需要输血一至两次，通常大孩子一次用血400~500毫升，小孩子需200~300毫升。如果不能坚持治疗，血色素一旦过低，虽然一时不会危及生命，但会影响生长发育。

　　然而，自“郭美美事件”以来，这几个月，许多孩子都没法在医院完成输血。“医院说用血紧张，不能给孩子输。”娟姐说，除常规治疗的孩子遇到“血荒”外，一些需要接受骨髓移植的孩子也无血可输。娟姐表示，由于患儿血小板水平较低，会增加移植风险，必须输血小板，但因用血紧张，现在只能继续等待。家长互助会收到的求援信息显示，仅南方医院一家就有五六个骨髓移植患儿急需各型血小板。

　　有家长焦急万分，甚至向医护人员下跪求血，但医院表示孩子不属于急症，在用血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推迟供血。一些家长只好四处求亲戚朋友以及义工帮忙，所献血液指定给地贫孩子用。不过，患儿众多，而义工有限。娟姐呼吁好心人能帮帮这些孩子。

　　“我们今年向各大医院供血的计划并没有受到‘郭美美事件’影响，基本上没有变化。”昨天下午，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回应称，地贫患儿用血难可能和医院临床用血变化有关，通常医院会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进行血液调配安排，优先供应急症患者。

　　目前，互助献血在广州献血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小，也属值得提倡的公益行为。付涌水表示，之前也有志愿者到血液中心，指明所献血液用于帮助地中海贫血患儿。“血液中心对于愿意帮助这些患儿的市民十分欢迎，将给予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