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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在行动”遭遇信任危机
2009-04-08
1494 目前，中国有大量的NGO选择在工商部门注册，但按照NGO原则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机构，其董事会、组织机构等在实际运行中不受法律保护。注册章程与实际执行章程不一致，为NGO发展留下了隐患。
虽然春天来了，但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仍旧没有过去。与此同时，草根NGO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以下简称“在行动”）也遇上了发展中的“寒冬”，理事会成员相继离开，员工辞职，一时间让这个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组织蒙上一层阴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几位理事和员工都相继离开呢？《公益时报》记者由此展开了采访调查。
理念发生分歧
“虽然我没有正式提出辞职，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与在行动电话联系了。”在行动原理事之一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曲名（化名）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在行动刚成立时，曲名就被机构负责人马阳邀请当理事。
“这个机构不做实事。”曲名对记者开门见山。曲名说，他在在行动的时候，除了出庭，其余的时间就是给农民工进行维权方面的培训，“做公益哪里有不想做的，这是做好事啊。”曲名说他就是奔着想做点实事才参加在行动的。
曲名表示，在行动的理念、财务、内部管理都有缺陷，他“看不惯。”
据了解，在行动理事会有6位理事，除了负责人马阳以外，另外5位理事的身份分别是律师、教授和博士。“按理说，这些理事都是有身份的，都是有社会约束性的。”曲名说。
2006年年底，马阳创办了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由于没有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在行动就在北京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了。据了解，马阳自1999年退伍后，从山东来到北京，过了7年的打工生活，这段时期让马阳体会到打工者所遭遇的艰难以及求助无门的困惑，由此萌发了要为打工者维权的想法。
“去年年底我们举办机构成立两周年的活动，让每个人写一句鼓励和愿景的话，我就写了‘希望机构实实在在的为农民工做事实’，就是希望能踏踏实实做事，这样良心才不会受到谴责。”曲名说。
据介绍，在机构成立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在行动总共做了三个项目，即成立流动人口活动中心、劳动合同法培训、职业安全健康培训，这三个项目分别由美国驻华使馆、荷兰总工会和美国团结中心资助。“做的这些活动，都是忽悠人的。”另一位已经辞职的员工王朝辉（化名）对《公益时报》记者说，“其中给农民工培训的那些照片，你去找来看看，不一样的活动，同样的面孔，每次来的都是那么几个人。”
“我来的时候，马阳说让我做合伙人，可是我辞职走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当我是打工的。”王朝辉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机构另外两位离职的理事，一位是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另一位是某著名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李某（化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李某表示，“已经在在行动有两年多时间了，也不想继续待下去了，而且在行动已经发展起来了，不想再靠在里面，我们想做真正的NGO。”
去年，李某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NGO。
据李某介绍，在行动的理事会虽然每年都开，“但没有实际性的内容。”
“马阳根本没有组织机构的概念，项目汇报很不健全，没有约束性。”曲名说，“理事会就是个虚设的机构，虽然每年开一次会，但所有的事情都是马阳说了算。”
“曾经给他提出过建议，希望做真正的NGO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曲名说。
对于理事成员纷纷离职一事，马阳又如何解释呢？马阳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李某来当理事的时候还带了另外两名理事，所以走的时候另外两名理事也一起走了，理事的离职对于机构的发展很有影响。”
“由于他们在学校里有教职，时间方面顾不过来，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风险呢？马阳说，“因为很多项目是由国外资助的，所以在国家安全方面有一定的风险，不过，我们正在重组理事会。”
据马阳介绍，理事会的理事90%都是被邀请过来的。
人员管理疏漏
3月29日，在行动办公室主任王朝辉把所有的工作交接之后，正式离开了在行动。
王朝辉在在行动工作两年，公开身份是“办公室主任”。“我做的是杂活，什么都做，还兼出纳记账。”
据了解，因为从事慈善事业，王朝辉曾获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
“我刚去的时候，马阳应允我做合伙人，所以劳动合同一直没有签。”王朝辉说，“我一直没有催促他，是因为我信任他。”
在这两年中，王朝辉刚开始没有固定工资，因为是“合伙人”。他没钱了就向马阳要，马阳就给他1000至2000不等。但是2008年5月之后，马阳就给他每月发1800元左右的工资。
“他说跟我做合伙人，实际上，他跟别人也说做合伙人。”王朝辉说，“都是单独说，从来不和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事情。”
但是马阳表示，对于王朝辉，“我一直当他是员工。”
在在行动期间，王朝辉既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签合伙人的协议，更没有上保险。实际上，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延迟签订合同，不给员工上保险，王朝辉并不是个例。
记者手上有一份在行动某员工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写着“合同期内，甲方（在行动）应按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对此，乙方要求并同意甲方把社会保险费（三险）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乙方，乙方自愿放弃要求甲方缴纳社会保险之权利及相关保险待遇。”
王朝辉说，这份劳动合同实际上是他按照马阳的意思拟定的，其中包括了社保年底一次性现金结清。
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李某说：“保险必须要按月缴费，这种现金一次性结清的方式是违法行为。”
这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08年5月27日，而合同期限是自“2008年1月1日开始，至2008年12月31日终止”。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实习期满一个月后，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在行动在职员工王某（化名）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之前的社保都是年底一次性现金付清，每个月240元。”王某说，“从今年开始，之前的合同范本已经作废了，开始按照北京市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签订，但是合同到现在还没有签。”
对于同一个问题，记者采访马阳时，马阳的回答是“已经签了。”
马阳说，之前是有不签订合同的现象，也没有给员工上保险。“那是因为机构还不完善，已经意识到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从今年开始按照新的劳动法办理。”马阳说。
据记者了解，之前在行动与员工签的劳动合同上，标明的基本工资不低于800元人民币，而实际上，员工的收入从1000到1800不等，按照工作时间相对增加工资。
“我们没有加班费，实际上据说其他的NGO组织也没有加班费。”员工王某这样安慰自己。
“我听说人员待遇上有问题。”原理事会成员李某说。“去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上，我看到去年的收入是55万多，这比我们刚成立的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收入高多了。”李某说，他离开在行动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一家NGO。“我们的收入也就二十万而已，可是给员工的工资待遇也不差，跟公务员收入不相上下。”李某说，“在行动的收入状况，完全可以让员工领到满意的工资。”
“机构人力资源的运作违法了《劳动合同法》，因为我学的就是劳动关系这一块，所以有员工曾向我咨询此事。”李某说，“我曾和马阳沟通过，在人员管理上，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是致命伤，你项目做得再好，再有效，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就是违反了根本原则。”
由于与马阳存在分歧，李某写了封公开信退出了理事会。
“作为替社会弱势群体维权的NGO组织，如果连自己员工的基本权益都保障不了，更何谈替他人来维护正当的权益呢？”李某说。
财务欠透明？
记者手上有一份在行动公开的2008年度工作总结，其中，2008年在行动总收入约为559200元，总支出为547000多元，流动资金11000多元。
那么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呢？
据了解，在行动只有一个兼职的会计，没有独立的出纳。“会计的主要职责就是报税这方面。”王朝辉说。
王朝辉作为办公室主任，每日记账就成了他的工作之一。记者看到王朝辉的账本，事无巨细，从买菜到印刷宣传册，从买水果到餐费，每项都记得清清楚楚。“机构三分之二的钱都是从我这里出去的。”王朝辉说。
“去年从我这里出去的钱大概有20万左右。”王朝辉说。按照王朝辉的说法，记者粗略的算了一下，去年机构总共支出了大约30万。那么，总支出了547000多的数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做的活动都是有预算的，比如开个会，预算9000元，实际上只花出了一两百。”王朝辉说，“给培训老师的费用、志愿者的费用都在预算里面，但是实际上没给，顶多买点水果，这能花多少钱呢？”
记者在王朝辉提供的一份项目预算中看到，场地费每天的租金要1000元人民币，人员工资开支2000元，社保500元。但是实际上，“场地根本不要钱，就在机构办公室内，人员的工资根本到不了2000元，社保一个人240元。”王朝辉说。
但是，马阳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我们也是需要生存的，房租、人员的工资都需要支付，可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从项目中挤出这些钱来。”马阳介绍说，办公室的房租一年5万元，苏州房租3万元。另外，在行动在北京的机构有六个工作人员，在苏州有2个工作人员，如果按照一个人每月1500元的工资，“这些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钱都要从项目费用中挤出来。”
“工作人员和负责人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马阳说。
而王朝辉认为，这些钱的去向很有问题，不一定用在了该用的地方。“预算中给志愿者的补贴基本上都不给，没有独立的会计，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王朝辉说。“有好几次，马阳让我把机构账户里的钱取出来交给他，然后存到自己个人的账户里。”
对此，马阳解释说：“在行动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因此每一笔收入都要扣税。”为了减少费用，才让对方将资金打入个人账户。“并不是每一笔都打入个人账户，只有那些信任我们的基金会才会打入我的个人帐户，其他的都是打入机构账户里头。”
马阳说，机构的财务正在审计之中，从成立至今的所有账目都在审计范围之内。“审计结束之后我们会在网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虽然春天来了，但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仍旧没有过去。与此同时，草根NGO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以下简称“在行动”）也遇上了发展中的“寒冬”，理事会成员相继离开，员工辞职，一时间让这个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组织蒙上一层阴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几位理事和员工都相继离开呢？《公益时报》记者由此展开了采访调查。
理念发生分歧
“虽然我没有正式提出辞职，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与在行动电话联系了。”在行动原理事之一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曲名（化名）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在行动刚成立时，曲名就被机构负责人马阳邀请当理事。
“这个机构不做实事。”曲名对记者开门见山。曲名说，他在在行动的时候，除了出庭，其余的时间就是给农民工进行维权方面的培训，“做公益哪里有不想做的，这是做好事啊。”曲名说他就是奔着想做点实事才参加在行动的。
曲名表示，在行动的理念、财务、内部管理都有缺陷，他“看不惯。”
据了解，在行动理事会有6位理事，除了负责人马阳以外，另外5位理事的身份分别是律师、教授和博士。“按理说，这些理事都是有身份的，都是有社会约束性的。”曲名说。
2006年年底，马阳创办了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由于没有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在行动就在北京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了。据了解，马阳自1999年退伍后，从山东来到北京，过了7年的打工生活，这段时期让马阳体会到打工者所遭遇的艰难以及求助无门的困惑，由此萌发了要为打工者维权的想法。
“去年年底我们举办机构成立两周年的活动，让每个人写一句鼓励和愿景的话，我就写了‘希望机构实实在在的为农民工做事实’，就是希望能踏踏实实做事，这样良心才不会受到谴责。”曲名说。
据介绍，在机构成立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在行动总共做了三个项目，即成立流动人口活动中心、劳动合同法培训、职业安全健康培训，这三个项目分别由美国驻华使馆、荷兰总工会和美国团结中心资助。“做的这些活动，都是忽悠人的。”另一位已经辞职的员工王朝辉（化名）对《公益时报》记者说，“其中给农民工培训的那些照片，你去找来看看，不一样的活动，同样的面孔，每次来的都是那么几个人。”
“我来的时候，马阳说让我做合伙人，可是我辞职走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当我是打工的。”王朝辉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机构另外两位离职的理事，一位是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另一位是某著名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李某（化名）。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李某表示，“已经在在行动有两年多时间了，也不想继续待下去了，而且在行动已经发展起来了，不想再靠在里面，我们想做真正的NGO。”
去年，李某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NGO。
据李某介绍，在行动的理事会虽然每年都开，“但没有实际性的内容。”
“马阳根本没有组织机构的概念，项目汇报很不健全，没有约束性。”曲名说，“理事会就是个虚设的机构，虽然每年开一次会，但所有的事情都是马阳说了算。”
“曾经给他提出过建议，希望做真正的NGO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曲名说。
对于理事成员纷纷离职一事，马阳又如何解释呢？马阳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李某来当理事的时候还带了另外两名理事，所以走的时候另外两名理事也一起走了，理事的离职对于机构的发展很有影响。”
“由于他们在学校里有教职，时间方面顾不过来，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风险呢？马阳说，“因为很多项目是由国外资助的，所以在国家安全方面有一定的风险，不过，我们正在重组理事会。”
据马阳介绍，理事会的理事90%都是被邀请过来的。
人员管理疏漏
3月29日，在行动办公室主任王朝辉把所有的工作交接之后，正式离开了在行动。
王朝辉在在行动工作两年，公开身份是“办公室主任”。“我做的是杂活，什么都做，还兼出纳记账。”
据了解，因为从事慈善事业，王朝辉曾获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
“我刚去的时候，马阳应允我做合伙人，所以劳动合同一直没有签。”王朝辉说，“我一直没有催促他，是因为我信任他。”
在这两年中，王朝辉刚开始没有固定工资，因为是“合伙人”。他没钱了就向马阳要，马阳就给他1000至2000不等。但是2008年5月之后，马阳就给他每月发1800元左右的工资。
“他说跟我做合伙人，实际上，他跟别人也说做合伙人。”王朝辉说，“都是单独说，从来不和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事情。”
但是马阳表示，对于王朝辉，“我一直当他是员工。”
在在行动期间，王朝辉既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签合伙人的协议，更没有上保险。实际上，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延迟签订合同，不给员工上保险，王朝辉并不是个例。
记者手上有一份在行动某员工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写着“合同期内，甲方（在行动）应按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对此，乙方要求并同意甲方把社会保险费（三险）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乙方，乙方自愿放弃要求甲方缴纳社会保险之权利及相关保险待遇。”
王朝辉说，这份劳动合同实际上是他按照马阳的意思拟定的，其中包括了社保年底一次性现金结清。
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李某说：“保险必须要按月缴费，这种现金一次性结清的方式是违法行为。”
这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08年5月27日，而合同期限是自“2008年1月1日开始，至2008年12月31日终止”。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实习期满一个月后，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在行动在职员工王某（化名）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之前的社保都是年底一次性现金付清，每个月240元。”王某说，“从今年开始，之前的合同范本已经作废了，开始按照北京市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签订，但是合同到现在还没有签。”
对于同一个问题，记者采访马阳时，马阳的回答是“已经签了。”
马阳说，之前是有不签订合同的现象，也没有给员工上保险。“那是因为机构还不完善，已经意识到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从今年开始按照新的劳动法办理。”马阳说。
据记者了解，之前在行动与员工签的劳动合同上，标明的基本工资不低于800元人民币，而实际上，员工的收入从1000到1800不等，按照工作时间相对增加工资。
“我们没有加班费，实际上据说其他的NGO组织也没有加班费。”员工王某这样安慰自己。
“我听说人员待遇上有问题。”原理事会成员李某说。“去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上，我看到去年的收入是55万多，这比我们刚成立的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收入高多了。”李某说，他离开在行动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一家NGO。“我们的收入也就二十万而已，可是给员工的工资待遇也不差，跟公务员收入不相上下。”李某说，“在行动的收入状况，完全可以让员工领到满意的工资。”
“机构人力资源的运作违法了《劳动合同法》，因为我学的就是劳动关系这一块，所以有员工曾向我咨询此事。”李某说，“我曾和马阳沟通过，在人员管理上，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是致命伤，你项目做得再好，再有效，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就是违反了根本原则。”
由于与马阳存在分歧，李某写了封公开信退出了理事会。
“作为替社会弱势群体维权的NGO组织，如果连自己员工的基本权益都保障不了，更何谈替他人来维护正当的权益呢？”李某说。
财务欠透明？
记者手上有一份在行动公开的2008年度工作总结，其中，2008年在行动总收入约为559200元，总支出为547000多元，流动资金11000多元。
那么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呢？
据了解，在行动只有一个兼职的会计，没有独立的出纳。“会计的主要职责就是报税这方面。”王朝辉说。
王朝辉作为办公室主任，每日记账就成了他的工作之一。记者看到王朝辉的账本，事无巨细，从买菜到印刷宣传册，从买水果到餐费，每项都记得清清楚楚。“机构三分之二的钱都是从我这里出去的。”王朝辉说。
“去年从我这里出去的钱大概有20万左右。”王朝辉说。按照王朝辉的说法，记者粗略的算了一下，去年机构总共支出了大约30万。那么，总支出了547000多的数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做的活动都是有预算的，比如开个会，预算9000元，实际上只花出了一两百。”王朝辉说，“给培训老师的费用、志愿者的费用都在预算里面，但是实际上没给，顶多买点水果，这能花多少钱呢？”
记者在王朝辉提供的一份项目预算中看到，场地费每天的租金要1000元人民币，人员工资开支2000元，社保500元。但是实际上，“场地根本不要钱，就在机构办公室内，人员的工资根本到不了2000元，社保一个人240元。”王朝辉说。
但是，马阳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我们也是需要生存的，房租、人员的工资都需要支付，可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从项目中挤出这些钱来。”马阳介绍说，办公室的房租一年5万元，苏州房租3万元。另外，在行动在北京的机构有六个工作人员，在苏州有2个工作人员，如果按照一个人每月1500元的工资，“这些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钱都要从项目费用中挤出来。”
“工作人员和负责人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马阳说。
而王朝辉认为，这些钱的去向很有问题，不一定用在了该用的地方。“预算中给志愿者的补贴基本上都不给，没有独立的会计，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王朝辉说。“有好几次，马阳让我把机构账户里的钱取出来交给他，然后存到自己个人的账户里。”
对此，马阳解释说：“在行动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因此每一笔收入都要扣税。”为了减少费用，才让对方将资金打入个人账户。“并不是每一笔都打入个人账户，只有那些信任我们的基金会才会打入我的个人帐户，其他的都是打入机构账户里头。”
马阳说，机构的财务正在审计之中，从成立至今的所有账目都在审计范围之内。“审计结束之后我们会在网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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