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隐藏在已婚同志背后的秘密群体。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她们是谁、分布在哪儿、年龄多大、有怎样的特质。通常，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丈夫的秘密从未被识破。她们是同妻，她们有1600万之众。

文‐中国财富记者 刘虹桥

“我恨，恨，心中充满了恨”，一位刚为女儿摆完“百日酒”却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年轻妈妈在微博上写道。在微博的个人介绍一栏，“一名同妻”称：“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我结婚了。可他却婚后告诉我他是同性恋”。

这是一段建立在欺骗之上的婚姻。在中国，还有许多和她一样在惶恐中发现自己丈夫真实性取向的已婚女子。她们的身份如“一名同妻”的网名所示：她们是已婚同性恋者的妻子，她们被称作“同妻”（Gay Wife）。无论女方在结婚时是否知晓对方的性取向，当一名男性同性恋与一名女性异性恋经婚姻结成家庭，女方都已成为事实上的“同妻”。

由于男方的同性恋身份罕有暴露，数量无法统计，与他们结婚的“同妻”数量也只能通过估量得出。据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调查，在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的2%至4%。

长期从事同性恋与艾滋病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曾做保守估计，中国男同性恋者约有2000万；他们中80%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约为1600万。

另一位权威的中国性学专家、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也做出类似估计，他认为九成男同性恋者会步入传统婚姻。与这1600万名已婚同志共存的，是至少1600万名“同妻”。

圈套里的生活

“可怕，他怎么可以残忍到告诉我他是同性恋，还继续着‘同’的生活”，网友“一名同妻”在反省自己的婚姻时，丝毫不掩饰对同志丈夫的抱怨，甚至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圈套里的人”。丈夫在婚后“装着润滑剂”，“去廉价的同性恋场所”，令她“感到恶心”；丈夫在她怀孕后坦白自己的同志身份，也让她伤心。

“我是附属品么，我是女奴么。我就这么没档次，没人权么，我的一辈子就给你这样的人么，我难道就没有存在的其他理由么”，“一名同妻”抱怨道。“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毁掉另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孩子？”

“一名同妻”的困扰也是许多同妻的心中痛。在网易女人频道2011年妇女节的一期特别策划里，记录了三位在怀孕后发现丈夫的同志身份并决定离婚的同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同妻或在怀孕三四个月后选择流产，或在孩子出生后立即办理离婚。并非所有已为人母的同妻都能决绝地走向离婚，也非每个同妻都有勇气承担单身母亲面对的舆论与生存压力，更别提一些个案中丈夫为了阻碍离婚，对同妻的名誉进行的造谣。事实是，不少同妻即便意识到丈夫的同志身份，也仍选择为了孩子而留守婚姻。

当然，孩子也可能是同妻追求新生活的最大动力。一位刚向法院提请离婚诉讼的贵州同妻奈心（化名）表示，希望自己能在离婚后“脱离这混乱的生活”，并“为自己，为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困扰同妻的，是家庭暴力与冷暴力。“同妻”萧瑶（化名）在接受网易采访时公开表示，丈夫的家庭暴力与冷漠遗弃令她痛苦不堪。婚后四月，萧瑶发现并验证了丈夫的同志身份，却被丈夫敷衍为双性恋。萧瑶相信了，“努力对他好，希望他收心”。随着暴力的升级，萧瑶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愈演愈烈，开始与丈夫分居，最终提出离婚。“难道自己这几十年，就这样在挨打、冷漠和痛苦中度过吗？我不能接受。”

萧瑶说，丈夫和他的家人均已在婚前了解到他是同志，却都对她选择了隐瞒。

由于女性无法对同志产生真正的性吸引，丈夫可能从未认真欣赏过同妻。“他很冷漠，平时也不大跟我说话，再精心打扮也换不来他的一句赞美。我真的那么差吗？”一位同妻在论坛上抱怨道。丈夫的讽刺和故意闪躲给同妻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婚后形式化的性生活与相敬如“冰”的夫妻关系也使一些同妻怀疑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许多承受着家庭暴力与冷暴力的妻子们可能从未想过，丈夫的粗蛮、冷漠乃是因为他们和自己期待的男人形象有太多的不一样。一位结婚五年却依旧保持处女之身的“同妻”直到离婚前才幡然醒悟，原来世上还有“同性恋”一说。

另一把悬在同妻心上的利刃，是丈夫非单一性伴侣带来的艾滋风险。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比例已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考虑到可能因婚后性生活带来夫妻间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均将“同妻”列入艾滋病易感人群。在接受本刊采访的同妻中，有三位表示自己的丈夫曾去同志会所找Money Boy（男性性工作者）或存在一到多个同性性伴侣。

据张北川介绍，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过男性同性恋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案例。2008年，在某直辖市所做的一次艾滋病毒阳性感染者的交流活动中，有四十余名男同性恋者，其余十余位女性则全是这些男同的妻子或固定女友。

但目前为止，尚没有对同妻艾滋病感染率的权威统计。

同妻到我为止

没人记得是谁在网络论坛上第一次讲述自己的同妻经历的。自2008年起，“天使折翼”、“快乐同期声”、“同心同语”、“天涯同路人”等同妻交流QQ群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以知识普及和信息传播为目的、翻译国外同妻报道与研究的“同妻联合会”网站也从无到有。

2008年，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从事同妻议题研究。当年10月，粉色空间开通了国内首条同妻热线，希望“能为困惑和痛苦的同妻们提供帮助”。粉色空间对同妻个案进行整理，匿名处理之后发表在网络上，用负责人何小培的话说，“以前很难跟人讲清楚同妻的处境，有了真实案例，大家一下就明白她们过得有多艰难”。

2009年3月，在各地同妻经热线与信件表达出线下交流的意愿后，粉色空间牵头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妻聚会，来自山东、辽宁、南京、陕西、江苏、河南等地的同妻与前同妻在青岛碰面。除同妻之外，参与会议的还有关注同妻现象的张北川教授、一名中年同志和一名未婚艾滋感染者。据粉色空间的通讯介绍，同妻们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后整理为“同妻联合声明”发表在关注同志问题的《朋友》通讯上。

在这个国内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汇集多名同妻观点的声明中，同妻们提出建立同妻互助组织“同妻家园”，“形成类似常设机构的小型核心团队，向更多的同妻提供帮助”。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妻们打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宣言。此后，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

按“天涯同路人”同妻交流群群主、“同妻联合会”网站创办人Marian的说法，“同妻”只是一个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它会随婚姻的结束而消失；与“我是同志，我骄傲”不同，“同妻”不是能高声喊出的身份认同，而是希望逃离的不堪和往事；对任何一位选择从事同妻互助事业的同妻而言，坚持就意味着不断揭开自己的伤疤。现实正是如此。在第一届同妻会议之后，同妻的线下互助行动似乎就止步不前了。

同妻互助的困境

在同妻会议上，粉色空间曾动员同妻采取行动，改变自身和其他同妻的境况。同妻们还列出了希望做的15件事情，包括成立热线、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逐渐成立关注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等。

种种设想令何小培十分兴奋，“但凡有人来做，粉色空间可以提供培训和资源支持”。然而除几名同妻此后在八城市开设“同妻热线”之外，其他设想均未落实，甚至原本设计一年一次的“同妻会议”也没坚持举办。当记者尝试浏览“同妻家园”论坛时，这个建成于2010年1月的网站已无法访问。八城市同妻热线均出现停机、无人应答状况。

何小培抱怨道，由于主流媒体对同志、同妻话题的限制，热线虽创立却无法广泛传播，粉色空间自己的同妻热线即便坚持办下来，却鲜有人问津。“想做的事很多，因为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根本推不动”，何小培说。一个可兹参考的事实是，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积极促成同妻问题解决的，都非同妻或前同妻，甚至也非拉拉（女同性恋）或同志，往往是关注同妻议题的普通人。

另一位积极筹建全国“同妻家园互助小组”的同妻向日葵（网名）也在博客“姐姐妹妹动起来”里表达了同样的困惑。

 “为什么同妻QQ群里人头攒动，但真正说要组织大家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却乏人问津？为什么QQ群里的姐妹大多反反复复都是在诉说自己的婚姻有多痛苦。可求证后、心碎后、甚至多年后还是反复说自己很痛苦而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样的人生不是注定会继续悲哀吗？”

好在群组并非只是互吐苦水的网络平台，一些思想新锐的同妻与同妻友好人士也会在群组里讨论同妻现象产生的原因、女性权力如何获取等“严肃话题”；正在挣扎是否结婚的男女同性恋者，也会请群里的朋友帮忙分析自己的境况；但在群里最为活跃的，是一些保持着多年固定同性性伴侣关系的同志们。

正在英国修读社会学博士的Marian希望自己对同妻议题的参与，不仅停留在搭建网络平台，她计划翻译国外关于同妻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份中国同妻状况的研究报告。Marian不无悲观地指出，同妻间的交流并不能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同妻们真正需要的是专业的心理支持和法律支持，而这是QQ群和其他网络平台无法提供的。

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

在一篇关于“同妻”现象的博客里，中国社科院婚姻家庭研究室主任李银河将“同妻现象”归纳为“一个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这个观点在同志与同妻之间广为流传。在李银河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习俗和对男人“成家立业”的性别文化期待是造成中国特色同妻现象的根源。

 “家本位的社会中，家庭、长辈的意愿往往优于个人对人生幸福的选择。在中国这样重视婚姻家庭和生育的社会，许多同志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走向婚姻”，李银河说。

与李银河一样，何小培也将同妻问题的幕后凶手指向了“强制性、义务性的异性恋婚姻”。根深蒂固的“恐同”心理也是造成中国的男女同性恋不得不屈服于异性恋婚姻的推手。

李银河指出，对同志而言，找个异性结婚是隐藏自己性取向最好的方法。“在中国，如果有人到三十岁还不结婚，会被大家怀疑，会有风言风语；如果一个同志一直不结婚，就等于变相出柜（指公开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与李银河的“中国特色”言论相左，Marian更愿意将中国同妻的处境看做一个规律性现象。在Marian看来，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非没有同妻，只是英美等国同妻的年龄结构与中国有所区别。

英美社会对同性恋的恐慌和歧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也是普遍存在的，摆在同志眼前的只有单身和异性恋婚姻两个选择；直到历时数十年的“同志运动”为同志正名，才有更多的同志愿意“出柜”，拒绝异性恋婚姻、追求自身幸福。

Marian预计，随着中国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的日渐理解和接纳，会有越来越多的已婚同志向妻子、向家人“出柜”。届时，这批年岁见长的已婚同志与同妻的离婚问题、财产问题、孩子归属以及日后的单亲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都将成为新的社会议题。

这些问题现在已有苗头。

据长年从事艾滋与同志议题诉讼的杨绍刚律师介绍，在他去年受理的五起同妻离婚案中，由于均未孕育孩子，夫妻双方的争论核心便聚焦在财产分割问题上。孩子的归属同样不可回避。据李银河介绍，在调查中，许多同志表示“想要孩子”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婚后发现一方无法生育也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立法滞后，无路可走？

与财产和孩子相比，一旦涉及“同直婚”（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婚姻）中的艾滋感染索赔，情况就复杂得多。

2011年，杨绍刚律师曾代理一起前同妻向前任同志丈夫进行艾滋感染索赔的诉讼案。此案中，小音（化名）经双方父母介绍与第一任丈夫小明（化名）相识。婚后一年多，两人仅有三次性生活。经医院检查，小明不能生育，夫妇两人也在不久后协议离婚。离婚后不久，小音再婚并顺利怀孕，却在产前血液检查中被确认为HIV阳性。此时孩子已无法流产，医生只好为孩子进行艾滋病毒阻隔。丈夫虽检测为HIV阴性，却因受到刺激，怀疑自己体内也隐藏着艾滋病毒，两人最后协议离婚。经查证，小音正是从前夫小明处感染艾滋。与艾滋病毒共同浮出水面的，是小明的同志身份。在两人婚前，小明便已确证为艾滋病毒阳性感染者，他的同志身份也为父母知晓。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小明向小音支付70万元赔偿。而那个呱呱坠地的小孩，因为仍处于检测窗口期，无法诊断是否感染。

另一名面向同志、同妻与艾滋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周丹也表示，向他寻求法律咨询与援助的半数同妻，最终因无法面对离婚后作为单身母亲所要承担的经济、社会、舆论压力而没有离婚，成功离婚的案例多是尚没孕育儿女或女方经济较为独立；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一些同妻为了离婚甚至放弃财产与子女，净身而出。

“离婚或者不离婚，没有哪个是绝对的正确选择，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周丹说。

由于《婚姻法》中并未要求婚姻双方必须坦承性取向，同志对妻子的欺瞒只能以道德来衡量。“对丈夫的不忠行为，除了给对方造成严重后果，一般很难追究隐瞒一方的法律责任。这是法律的缺失。立法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同性婚姻法律问题。”杨绍刚说。

将一切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同志，也有失妥当。周丹律师强调，“同直婚”问题上对同妻的倾向性同情和部分同妻心中萌生的强烈“恐同”情绪值得警惕。

在接受香港独立纪录片《同妻》访谈时，一位已婚同志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黯然失声。由于无法面对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他即便完成工作也要找各种借口留在公司加班。如周丹律师所言，这样的婚姻，对夫妻双方都是一场悲剧。

“在现今中国，同志走向异性恋婚姻不对，走向同性恋婚姻尚无可能，最后只能是无路可走！”周丹说。

（应受访同妻要求，本文出现的同妻姓名均为化名，部分采访对象亦应求使用网名）

美国经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为同妻和已婚同志服务的网站就在美国成立，著名的如“已婚同志（MarriedGay.org）”和“同妻在线（StraightWives.org）”。

美国心理学家、前同妻Bonnie Kaye已建立起超过7000人的同妻支持网络。在此网络中，接受培训的前同妻们为仍被问题所困的同妻提供一对一支持服务。事实证明，由Bonnie Kaye主持的定期线上咨询与线下活动小组已为许多同妻的情感重建提供了有力帮助。

另一家成立于1986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直人配偶网络（Straight Spouse Network）”则在建立支持网络的同时，也从事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建立起相关数据库。

原文来自 《中国财富》杂志改版第二期，2011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