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从慷慨到正义：福特基金会吕德伦会长的慈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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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FF2008

作者：基金会论坛

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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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自1988年进入中国以来，福特基金会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起步及成熟。根据其官网披露数字，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年度预算达1300万美元。近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战略聚焦公益慈善行业生态建设，乐于为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类机构，尤其是基金会行业基础设施类机构提供“耐心资本”，以期释放更多国内新晋资助方的潜力。

吕德伦会长（Darren Walker）于2010年加入福特基金会。作为掌舵者，他如何影响这个百年基金会的慈善实践，以期实现社会变革最大化？他又如何看待当代美国乃至世界复杂多变的慈善事业格局？他于2019年出版的著作《从慷慨到正义：财富的新福音》，是其在公益慈善领域多年实践与思考的结晶，也汇聚了他与公益慈善、商业、艺术及科技等领域的众多知名思想者与实践者的思想碰撞及相互启发。

之后，很多人鼓励其重新出版这本书，因为它所阐述的原则对当下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关。2023年，在本书首次进入实体和网上书店时，吕德伦为此书的再版写了新的序言（点此阅读>>>）。书中，吕德伦会长呼吁道，公益慈善事业的长久发展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思维，在提升制度建设能力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那些受不公正影响最严重人群的声音，让受助群体参与慈善资源使用的决策过程。

说明：本文由基金会论坛秘书处选编自《从慷慨到正义：财富的新福音》一书，经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授权发布，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本文亦收录于基金会论坛秘书处产出的《生态新知——公益慈善生态建设编译集》。该文集汇聚了基金会论坛秘书处近年编译的与“公益生态建设”议题相关的海外观点、经验、研究成果及优秀案例，于2023年11月编辑成册，电子版现已于基金会论坛秘书处官网发布，欢迎扫描文末二维码下载。

▲本文共约95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从慷慨到正义：财富的新福音》吕德伦（Darren Walker）著

第一部分背景

1889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发表了美国慈善发展历史上的名著《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当时正值美国“镀金时代”的高峰，社会贫富差距悬殊，4000个富豪家族的财富几乎与全美其他所有人的财富总和相当。卡内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慈善思想，鼓励富人投入公益慈善事业。这篇文章，也一直被后世认为奠定了美国现代公益慈善的根基。

为了减少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做什么？卡内基的答案是：做慈善。而如今，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以往公益慈善事业的模式具有弊端，体现了（资本的）傲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加剧了我们希望改变的不平等现象。那么，此时我们又应该做什么？

在《财富的福音》出版130年后，据乐施会（Oxfam）报告，全球最富有的26个富豪拥有着相当于全球38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一半）的财富。可见，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中，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与卡内基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贫富差距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除了经济不平等，对女性、性少数族群、残障人士、有色人种、原住民社群的歧视仍然在蔓延，并且彼此依存和相互影响。

吕德伦会长认为，与前人不同，我们必须反思使得基金会无需承担高额税收而生存的这套体系——它正是造就今日大规模社会不平等的“元凶”，并且承认：公益慈善事业不能完全免于不平等的弊端——尽管这会让我们的捐赠人感到深深不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与社会不平等做斗争的合法参与者。

21世纪的公益慈善，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之一。而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谦卑、道德、勇气，也需要对民主价值与机制的确信和坚守。当公益慈善工作者的工作超越慷慨本身、走向正义时，我们将不仅仅使得受益人的生活发生有意义的改变，也能对整个社群/社区带来可持续的、结构性的变化。

追求和促进正义，其意义将远远超越个人层面。通过投资你的金钱、时间、资源、知识和网络，改变需要公益慈善出现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要解决系统性问题、而非仅是解决问题的表象。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改变心态，将对公益慈善的冲动转变为更有意识地追求正义。为此，作为公益慈善工作者，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深受不平等影响的人，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问题所在的人，是公益慈善的服务/受益对象，更是驱动变革的动力。

每个个体都能有所贡献。关键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诱发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倾听那些身处不公平和不正义处境中的人们的声音。

第二部分正义旅途的七大信条

01 透视特权：觉知并分享权力与机会

人们通常把我们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做了什么，而不肯承认是环境使我们的成功拥有可能性。社会心理学家有时将这种倾向称为基本归因错误。《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对此进行了简要总结：当我们成功时，我们倾向归功于我们的天赋和当前采取的模式或策略，但却忽略了环境因素和偶然事件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一系列“环境因素和偶然事件”的另一个名字便是“特权”——这些不受我们人为控制的环境和系统优势，为我们个人的成功，促进或创造着条件。

不幸的是，享有特权的人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要为公益慈善事业建立财富的新福音，享有特权的人首先要理解和看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认为理所当然的福利是什么？什么是我不用去想或担心、但我的社区和国家里的其他人每天却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无法改变特权从何而来，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使用特权，甚至是分享我们的特权。分享特权，是获取和传递正义的第一个信条。

分享特权要求我们要意识到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平衡，不仅仅局限于给予他人资源，而是考虑扩展和改变当前的特权系统。这将是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拥有各种形式的特权时，我们才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正视特权，不应仅仅创造一种感激之情或道德责任，它也应该让我们意识到某些问题、担忧和恐惧，并给予我们解决的力量。我们的特权让我们获得资源、网络和力量，它是创造改变、并将其扩展和分享到所有人的工具。

因此，不要无视特权，正视它、承认它、并为正义而行使它。

02 觉知无知：学习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仅有善意、或想要解决问题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承认和拥抱自己的无知与偏见——辨识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以及我们可能存在的一切偏见。否则，这些无知与偏见将成为我们走向正义的道路上的巨大阻碍。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眼便可辨认出的无知表现，它们既明显又令人憎恶。比如，以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取向来攻击他人、施加污言秽语，便是众人皆知的无知表现。除此以外，我们身边还存在着微小的、不易察觉的无知与偏见。

正如著名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我们根深蒂固的无知，导致了对那些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人和问题的忽视，或者对符合我们现有偏见和信念的人和项目的优待。问题往往在于，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特权一样，我们可能同样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而无知与特权的叠加，正是最凶恶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和偏见的复合影响日益扩大，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逐渐被那些有着相同偏见的人包围，而不是那些能减少我们的无知、拓展我们的视野的人。

在本书中，吕德伦会长特别提及一段他刚上任福特基金会会长时因“无知和偏见”而发生的往事。当时，在仔细研究组织的文化、资产、制度的基础上，福特基金会努力改善组织文化、更新投资、调整规划、重新设想如何使用其他的资产（比如捐赠款）来支持正义，解决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以产生更大的变革影响。当福特基金会向外界宣布他们新的发展战略时，吕会长收到了一封邮件。这份邮件来自福特基金会最具价值和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之一，但内容相当尖刻，直指吕会长是个“伪君子”。其原因在于，福特基金会在新的战略中，完全忽视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正在遭受着严重不平等的社群：残障人士。在得到来自不只一个人的反馈与建议后，吕会长为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感到惭愧，并随之做出了积极的调整与改变。在与无数的残障人士及其权利倡导者充分沟通后，福特基金会开始把关注残障问题的视角，纳入到了基金会的所有工作层面中。

吕会长认为，真正为正义而战，我们必须把骄傲放在一旁，承认与拥抱我们的不足与局限，并向他人寻求帮助，以便了解每个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不论你的立场和观点如何，不论你来自哪个组织，辨识你的无知、和消除潜在的偏见，都是迈向正义的关键步骤。

03 心怀无私：谦卑地给予

“真正慷慨的人，是那些默默付出却不求表扬或回报的人。”但在公益慈善事业中，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就是用命名仪式来奖励慷慨的捐赠者。以捐赠者的名义命名建筑、奖项、项目等，从而换取大额金钱的捐赠。我们都希望熟悉的人，甚至是不熟悉的人，记住我们最好的一面，包括我们的存在与成就。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富或声望，这都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但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这种愿望与行善的责任混为一谈。如果我们不谨慎对待这种对个人荣誉的渴望，我们回馈社会的方式就面临着虚荣大于正义的风险。

除了审视公益慈善背后的真实意图和动机，我们也需要问自己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这么做，是因为难度低吗？拥有命名一座建筑物或大学礼堂的荣誉，能给捐赠者带来当下的即时满足，也是捐赠者所做贡献的直接证据。这是十分诱人的直接回报，尤其是这笔捐赠还能让你所参加的大学或教会等受益。但是，在这个存在着大量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时代，类似形式的公益慈善虽然非常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最有价值的。相较于捐款给那些资金和资源充足的机构与领域，投资于资金不足或缺乏资源的地方和项目，会使正义得到更好的伸张。即使这些投资的回报，往往不是那么直接或具象。

所有问题最终都将归结到一个词：自我。即使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特权、面对了偏见、选择了积极追求正义，自我有时仍然会成为绊脚石。当我们追求荣誉而不是合作时，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或可以证明我们投入资源的合理性，但坚持自我和品牌露出，也会不可避免地妨碍影响力的发挥——这限制了我们为正义而共同努力的方式。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谦卑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也会失败——即使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失败。但我们可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我们始终以正义事业为中心。

检查自己的特权，面对自己的偏见，控制我们的自我，并锻炼出谦逊。当我们以诚挚的信念，采取这些必要的预防措施时，我们就走在了迈向正义的正确道路上。事实上，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步了：找出不公正的根源。

04 连根拔起：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

总有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行动，像是饥饿或居无定所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应对行动，很可能缓解的只是表面问题，没有触及问题根源。问题根源一般埋藏得很深，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交错，加上社会历史原因，使问题根源不易被挖掘。相较来说，由问题根源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表象就很明显了，针对表象采取补救行动，通常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归根究底，促进公正不仅仅是做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事情，而是开展真正的公益（doing good），这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开展真正的公益意味着探究慈善必然存在的原因，而这一过程往往并不一帆风顺，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本书中，吕德伦会长举了一家公益组织的例子，即：平等公正倡议（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EJI创立于1989年，成立之初主要为死刑犯提供法律援助服务。30年来，其法律援助服务为很多狱友争取到公平的审判结果，但EJI并不满足于此。在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当下问题的同时，组织也开始对种族歧视这一造成美国监禁不公的问题根源采取行动，通过研究和建立反种族歧视纪念园等行动，以争取让问题根源被更多社会大众所了解。

抓住社会问题根源后，就要采取行动引发系统性的转变。这又是艰难的一步。可就像我们探索问题根源时一样，转换一个思考角度，在想象重塑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创新的、公平的解决方案就可能浮现。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近些年开展的影响力投资和使命相关投资（Mission-Related Investments, MRIs）就是个例子。1969年以来，福特基金会持续每年拿出总资产的约5%用于公益支出，在2017年时，其做了一项重大突破：理事会批准一次性拿出10亿美元用于使命相关投资。这些投资使得福特基金会在获取一定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可应对不公正问题的根源——服务欠缺的社区通常也缺乏投资。投资于这些地区，将开始扭转由于经济活动的“逐利”特点而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使该地区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增加就业机会，吸引其他投资，从而开始良性循环。

挖掘并解决问题根源并不意味着忽略眼下的问题。我们要有能力拉近和推远观察视角，同时照顾当下的需求和深层的问题根源。这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恒心。吕德伦会长引用EJI创始人、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布莱恩·史蒂芬森（Bryan Stevenson）的一句话来概括说：“贫穷的反义词不是富有，而是公正。”

一场与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的对话

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以苹果公司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妻子的身份为人熟知，被称为乔布斯的“灵魂伴侣”。而如今，人们看到的劳伦娜，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实践家和慈善家。为了更加自由与灵活地实现社会目标，劳伦娜选择以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基金会形式，来开展她的公益慈善事业。2004年，劳伦娜成立艾默生集团（Emerson Collective LLC），力图与一切导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做抗争。她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推动世界在正义的路上不断前行。

以下为吕德伦会长与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之间关于“系统化视角”的对话节选：

吕德伦：你通过系统化视角，将事情看得清楚透彻，这让你非常与众不同。有些人说：“我无法向系统进行挑战，我只想专注于一所学校或一个家庭。”

劳伦娜：毕竟，这是我的全职工作。对于刚才提及的那些人来说，向系统进行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们将所有的时间、精力与资源都投入到一个问题中。但当你这样做时，你便不会满足于仅仅帮助一所学校，你将无法忽略你所看到的系统性问题。当了解到不平等现象的规模与范围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如果我可以对问题做出回应，那么就必须做出回应......对我来说，这是这个星球上最快乐的工作。我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重新设计不公正的制度，我们与那些为不公正和不平等而努力的人们并肩作战。

05 走近的力量：专业知识与经验并重

当我们在应对一个社会问题时，很自然首先要聆听问题相关方的想法，他们可以是正被这一社会问题深刻影响的人，也可以是正在采取行动应对这个问题的人。然而，作为公益慈善工作者的我们，往往会跳过向社会问题相关者请教这一步。

我们拥有的特权，可能让我们与弱势群体的生活经历有所隔绝，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视角和理解能力。偏见让我们不愿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自以为是”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而且相信自己能解决任何问题，或觉得自己能做得比其他所有人更好。此外，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在与受助者打交道时，总说着自己的术语，以及习惯性地求助于专家、而非更多听取在地的声音，这一切都造成并加速恶化了公益慈善组织与受助者低效的服务关系。

关于如何听取社会问题相关方的声音，吕德伦会长给出两个建议：第一要走近他们的生活，第二是充分运用同理心。走近他们的生活，指的不光是通过阅读或者听别人的讲述去了解，而是真的走到他们身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走近他们，也是运用同理心的前提。当我们走近受助者或者合作伙伴时，我们才得以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不光是看，我们还能调动自身的全部感官去感受环境。走近他们，使我们的感官被激活，运用同理心又使得我们的感受转化为理解。

积极地倾听社会问题相关方的声音，最终都指向一点：尊重。通过亲自走到受助者或者合作伙伴身边，我们将因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而对他们报以尊重，并有机会获得对方同样的尊重。如果我们能够将社会问题相关方视为伙伴，对方将更自然地接纳我们，并使我们获得对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正是实现真正持久的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

06 坚持信念的勇气：挺身而出，奋力疾呼

1970年10月13日，黑人社会正义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因涉嫌帮助三名被诬陷谋杀的黑人囚犯从法院逃跑未遂而被捕。戴维斯本人并未参与这次事件，但因为过程中使用的枪支登记在她的名下而面临重大指控。当时，正处于事业巅峰的黑人“灵魂歌后”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听闻此事，表示自己准备为戴维斯支付保释金以示支持。在那时的美国，富兰克林的公开声援不仅仅是一个善举，更是一种勇气。她追求正义，对不公正公然说“不”，哪怕这会威胁到她的事业。半个世纪后，相似的故事仍在美国上演，比如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仇恨和偏见卷土重来。

吕德伦会长认为，这个事件只是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从未愈合的伤疤再次揭开。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许多领导者未能承认和解决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强调历史上的不平等和维持现状中不断摇摆、束手束脚。人们推选出来的政治领袖，首先考虑的是政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在私营企业，大多数CEO被迫不惜一切代价地关注季度收益和股价，而非参与道德辩论或为社会问题发声；许多公益组织领导者和大学校长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们担心冒犯捐赠人，或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发声。

虽然这些问题在美国尤为严重，但吕会长认为，这种挑战是全球性的。我们所身处的系统共同束缚着我们，而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展现出拒绝和改写旧规则的勇气。幸运的是，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仍有许多人挺身而出、奋力疾呼。如果我们做好准备，并渴望为通往正义世界而奋斗，就能克服诸多挑战，最终构建一个真正值得自己和后世期许的世界。

07 正义的民主性：人类的解放休戚与共

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曾因单膝跪地来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暴行，而被人们称为“蠢货”和“白眼狼”。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争取人权和尊严的过程，往往遭遇嘲讽和暴力，而吕会长认为，为追求正义而抗议，是勇气的最高境界，也是爱国主义的诠释。卡佩尼克的行为，不仅是“爱国者”的典范，同时也诠释了一个道理：伸张正义并不总是需要金钱。

安德鲁·卡耐基所著的《财富的福音》一书，主要面向那些拥有过剩财富的人，因此其核心问题是：在法律把财富交给少数人之后，管理财富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在吕会长看来，这固然是个好问题，但卡耐基忽视了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只有那些能够善用当前制度的人，才可以行使他们的特权、重新分配财富。卡耐基如此轻易地忽略了导致财富不均的制度性问题，这不单单是阶级歧视，他也忽视了人们在经济能力之外所拥有的权力。这就提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无论贫富，每个人都能做些什么来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公正？

关于这个问题，吕会长也常被问道：我没有多少钱，慈善与我有什么关系？吕会长认为，我们不需要捐款也可以成为慈善家。慈善家（philanthropist）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爱人类”。无论收入水平如何，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热爱人类/他人的人，我们要做的是：将自己拥有的任何优势捐赠出来，包括时间、金钱、经验、技能、人脉等等。

在推动社会公正的行动中，很多人正在努力让我们越来越接近正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一切，并不一定要通过付出金钱来实现。

吕德伦会长相信，在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承担起追求正义的责任。他呼吁，做一个慈善家，成为热爱人类/他人的人，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和才能，满怀爱与关怀，用心去推动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

第三部分结语

每段旅程都需要指引，通往正义的旅程也不例外。

实现正义的方法不只有一种，但这项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我们看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对于公益慈善工作的想象，会受到我们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我们的经历往往塑造了我们的视角，倾向于从个人的视角思考对我们有益的项目，而往往忽略了更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根本原因。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反思特权、承认无知、重视根源、倾听问题相关方的声音等等。

为善而奋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崇高的使命之一。正义之旅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将会一直持续。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条道路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并且认识到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便是倾听、学习，以及尽我们所能追求正义。

追求公平正义的旅程，永不停歇。衷心希望这七条原则，也成为你在追求公平正义旅程中的信条：

透视特权：觉知并分享权力与机会
觉知无知：学习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心怀无私：谦卑地给予
连根拔起：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
走近的力量：专业知识与经验并重
坚持信念的勇气：挺身而出，奋力疾呼
正义的民主性：人类的解放休戚与共

作者介绍

吕德伦（Darren Walker）

福特基金会会长

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以推动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国际公益慈善组织，资金规模达160亿美元。在吕德伦领导下，福特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10亿美元指定社会债券的非营利机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稳定和加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非营利机构。

加入福特基金会前，吕德伦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分管全球与国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他曾作为首席运营官任职于哈莱姆区最大的社区发展组织——阿比西尼亚发展公司。

吕德伦是美国影响力投资联盟、残障人士参与公益慈善会长理事会的联合创始人。他担任多个机构的理事，包括国家美术馆、卡内基音乐厅、纽约高线公园、史密森美国非洲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保护记者委员会、拉尔夫·劳伦、支付处理平台Block和百事可乐公司等。

吕德伦自幼一直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是1965年第一届开端计划的学生，拥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文学学士学位、理学学士学位以及职业法律博士学位。他入榜的各类领导力排名包括：《时代周刊》“年度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滚石》杂志“25名塑造未来的人物”，《华尔街日报》“2020年度公益慈善创新人物”。他获得了16个荣誉学位和大学奖项，包括哈佛大学杜波依斯奖章。2022年，他因艺术领导力被授予法国最高文化荣誉——Chevalie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2023年，他还获得由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授予的大不列颠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对推动英美关系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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