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公益项目“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简称“你我伙伴”）通过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合作，已在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覆盖超过3800所学校，共有200多个地方性社会组织和15000多位志愿者讲师参与授课，受益儿童和青少年超过350万人次。

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你我伙伴特别关注如何吸引、动员更多的社会组织关注儿童青少年性教育议题，以及如何帮助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在当地执行性教育项目。为此，你我伙伴委托研究专家开展调研并产出了《你我伙伴性教育公益项目影响力规模化政社合作案例集》（以下简称“案例集”，文末扫码可领取），试图通过展示多样化的组织案例，揭示地方社会组织有效推广性教育项目的方法，以及其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

本文摘自“案例集”，聚焦地方社会组织开展性教育服务经历的三个阶段及政社合作中的挑战和应对，希望能够为有志于投身或正在参与性教育工作的社会组织提供经验借鉴，同时帮助政府部门、投资方、研究者等群体了解儿童青少年性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积极发挥主体优势，为性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调研发现，地方社会组织在推广性教育时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

01  第一阶段：明确价值动力和专业需求

认可性教育的意义是社会组织运作性教育项目的内在动力。你我伙伴的合作机构都有着明确的服务范围，主要聚焦儿童青少年教育和发展议题。机构在以往服务过程中意识到儿童青少年群体性教育缺失及其导致的校园暴力、性侵、心理创伤等消极后果，坚定了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性教育的信念。“性教育要从小孩子抓起”“现在不做何时做”“我不做谁来做”成为投身性教育事业的组织间的共识。

多家伙伴机构在谈到为何重视性教育的时候，普遍提及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尤其是农村和城中村地区，儿童和家长性教育意识淡薄，性侵现象严重。机构负责人被这一残酷事实所震惊，深感为孩子们提供性教育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部分机构还指出，性教育是关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安全教育、自护教育，同时也涉及人际交往、价值塑造等重要内容，性教育从业者希望孩子们能在充满平等、尊重和信任的氛围中成长。

在认可性教育意义的同时，受访机构也普遍认为做性教育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持。有力的专业支持是机构愿意承接性教育项目的重要原因。通过与你我伙伴的合作，机构掌握了专业的性教育知识，增强了志愿者讲师的授课能力。

总的来看，对性教育重要性的共识是社会组织参与性教育项目的价值动力。同时，地方社会组织具备落地性教育课程的资源和渠道，再加之认可你我伙伴提供的专业技术支持，机构间的优势得以互补，构成性教育课程规模化推广的重要基础。

02 第二阶段：梳理自身资源和相关方关系，找准项目定位，明确推广模式

找准性教育项目在机构中的定位，明确项目推广模式是地方社会组织持续运作性教育项目的内部组织条件。中国的社会组织基于生存和发展目标，往往同时承接和执行不同类型的公益项目。当接触到性教育项目，机构需要清晰梳理现有的项目内容和资源，明确机构的核心业务和使命关怀，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定位性教育项目，明确推广模式，这同时也是机构明确核心使命，清晰发展模式的重要契机。

调研发现，你我伙伴的11家机构主要采用三种项目推广模式：融入其他项目，活动、独立立项以及品牌化运作。

第一，把性教育授课服务融入机构已有的其他项目/活动，丰富机构的项目/活动内容，顺利落地性教育课程。这种做法适用于项目数量较多并且服务内容相对灵活的机构。在长期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与当地社区、学校以及各类公共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选择把性教育授课服务纳入已有的项目/活动之中，提升性教育项目在当地社会的知名度。

第二，性教育项目独立立项，安排专人管理和运作项目。为了更持续稳定地在当地推广性教育，多数机构在把性教育课程融入其他项目的同时，还采取了独立立项的推广模式，基于实际情况设计项目方案，撬动地方资源，在当地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

部分机构还基于性教育项目衍生出其他服务内容，讲师在授课过程中注意及时发现需要后续跟踪和提供支持的孩子。因为全面性教育内容广泛，除了预防性侵之外，还有预防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等问题，所以曾经或正在遭受伤害的学生可能会在课堂上被触动。这时，机构可以帮助孩子链接当地政府、社区等多方资源，结合多方力量解决问题。这种做法适合于开展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业务的专业机构，有助于更持续稳定地在当地普及性教育。

第三，性教育项目的品牌化运作。这一模式为性教育项目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奠定基础，适用于把性教育项目作为核心业务，有强烈的意愿和动力探索规模化发展的社会组织。比如，作为省级枢纽机构的湖南李丽中心和陕西仁爱充分发挥枢纽优势，分别打造了“青柚课堂”“护童课堂”性教育项目品牌，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性教育。

03 第三阶段：双向奔赴的政社合作，推动性教育的规模化

当社会组织开始从性教育项目的初步运作走向规模化推广，建构深度和持续的政社关系是必由之路。在11家伙伴机构推广性教育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努力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和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相互信任、彼此赋能，呈现出双向奔赴的姿态。双向奔赴是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就性教育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形成共识，并愿意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性教育的规模化发展。

调研发现，地方社会组织在以下方面的努力，促进了这种双向奔赴关系的建立：

打造讲师队伍，提升专业能力

对社会组织而言，打铁还需自身硬，专业能力是社会组织获得政府信任和资源支持的基础。机构专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具备一支高质量的性教育讲师队伍，即讲师掌握一定的性教育知识、有效的教学方法，具有责任感，能使用你我伙伴的课程资源，在学校或社区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性教育服务。

社会组织的性教育志愿者讲师身份丰富多样，包括机构自身的工作人员、社会志愿者(如社工、心理咨询师、大学生、家庭教育讲师等)、当地学校的教师(如校团委书记、少先队辅导员)、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如妇联干部、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检察官和法官等)。

部分机构重视组建高质量的志愿者讲师团队，率先让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性教育讲师，甚至机构负责人就是机构的第一个性教育讲师。此外，大部分受访机构通过招募并培训社会志愿者，打造自己稳定的志愿者讲师队伍并且非常重视对志愿者的管理、激励和发展支持。

发挥机构负责人的影响力

你我伙伴的在地伙伴机构通过充分发挥组织内关键人物的个人影响力，争取到政府部门对性教育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有的机构负责人自身就是或曾经是体制内成员，有的机构充分利用机构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政治身份或荣誉。更多的机构，是靠着负责人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因机构积极参与和辅助政府部门完成工作任务而获得的良好口碑，获得政府的重视和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机构或多或少拥有获取政府资源的优势，但政社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机构用心维护、长期坚持，有时候也靠着机构关键成员的人格特质。

潼关善爱负责人丁博有冲劲，善于与政府官员沟通；荆门益动的王丽莉凭借认真和专业的服务精神感染政府官员；南平阳光的刘红有着强烈的学习欲和探索精神，鼓励机构努力提升专业服务水平，积极对外争取资源，最终被政府“看到”。在推动性教育的政社合作方面，这些公益人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质和行为方式，而其共同之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们都充分认可性教育项目的价值，重视其有效性和专业性，对政社合作抱有坚定信念，并不遗余力地果断采取行动，积极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

从政府部门职能和相关政策中找到合作切入点

如果说提升专业能力和发挥个人影响力是社会组织在寻求政社合作时需要修炼的内功，那么，了解政府部门职能、找准政策契机，实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则是形成深度、持续和高效合作关系最关键的环节。当社会组织就性教育议题与政府部门寻求合作时，需要了解他们各自的行政职能，因为这直接影响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形式。

调研表明，不同的政府部门，由于其职能的差异，对性教育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受访机构在政府合作方面的普遍经验是，清楚了解并充分考虑政府部门职能，甚至是其当下的工作重点。

(1) 与教育部门的合作

将性教育课程落地学校，最直接的合作部门便是教育部门。2021年生效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则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国家已经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责任。

调研表明，社会组织依托教育局推广性教育，一方面方便机构志愿者入校开展授课，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动员学校老师参与性教育培训，培养学校内部的性教育讲师团队，促进性教育服务持续扎根学校。

受访机构在如何引起教育部门的兴趣、赢得其信任并动员教育部门参与性教育推广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部分机构的负责人本身来自教育系统，但即使如此，社会组织与教育部门的合作仍非易事，需要在争取合作方面做出努力。另一方面，除了机构自身的人脉关系，部分机构还凭借已经有较好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其他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从而与教育部门建立性教育方面的合作。

(2) 与法治部门的合作

检察院、法院等部门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预防未成年人受害角度出发关注性教育议题。在过去10年中，国家对于预防性侵害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文件。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向国家教育部发出了历史上首份检察建议，简称“一号检察建议”。这份文件出台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同时，发挥牵引作用，立足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推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整体格局。

部分伙伴机构也在积极寻求法治部门的合作，使其充分发挥了在性教育议题上的重要角色。南平阳光依托区法院对性教育项目的支持，将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整合到“青苹果课堂”未成年人全面性教育赋能与关爱项目之中。通过与潼关善爱的合作，潼关县检察院向县教体局发出有关性教育的检察建议，这促成了潼关善爱、县教体局、县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合作开展性教育师资培训，机构负责人也多次被担任法制副校长的检察官邀请去学校讲课，并带动检察官本人参加了性教育讲师培训。

(3) 与党群部门的合作

从防性侵的角度推动性教育开展，不仅是国家对教育部门和法治部门的要求，也体现在党群部门的责任和工作内容中，包括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2013年，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要求科学做好预防性侵犯教育。具体来看，共青团关注青年发展和社会参与、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等议题，妇联系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教育、巾帼志愿者行动，而关工委则提倡发挥“五老”优势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尽管部门所关注的方面存在差异，但社会组织也在与党群部门的互动过程中找到了合作空间。

多家受访机构都与当地的党群部门形成密切合作关系。例如，郯城爱知与团县委深度合作，将性教育跟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临沂市试点项目。长安心理则依据区关工委重点打造的“五老”队伍，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教育服务工作。此外，有着长期志愿服务背景的荆门益动、自贡灵犀和茶陵东阳，也充分利用当地团委以及妇联提供的平台和资源。

(4) 民政部门托底的多部门联动

在当前社会组织面临“双重管理”的制度背景下，民政部门是与社会组织联系最为密切的政府部门之一。民政部门通常下设社会组织管理局，主要负责社会组织登记、日常监管和服务工作。《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章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是本级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同时，民政部门也会提供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民政部门特别关注困境儿童（如留守儿童、残障儿童）的救助和帮扶。

对于以儿童为工作重点的社会组织来说，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是，如何跟自己的“娘家人”——民政部门——在性教育方面达成更具深度和稳定性的合作。湘潭蓝海豚在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关爱项目的过程中，当发现有孩子曾遭受性侵后及时向有关部门反应，并发挥机构的优势，形成了“性教育+社工心理辅导”的服务模式，得到教育部门、检察院、民政、妇联等部门的认可。

如上所述，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是推动性教育落地的关键。“双向奔赴”是理想的政社关系前景，相互支持、彼此赋权是总体性的关系建构方向。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都要拿出勇气、信任和包容的态度，突破认知误区，打破刻板印象，相互信任、支持和欣赏，实现双向奔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政社合作挑战与总结

本次调研探讨了11家社会组织如何让性教育在地方落地。然而，实现性教育的普及仍然任重而道远。总体而言，你我伙伴性教育项目的有效推广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局限。

第一，地方政府和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程度尚待提高。虽然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性教育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并且把性教育纳入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法律政策，但还缺少更具体的政策执行和落实规定，加之性教育的文化敏感性，性教育尚未受到地方政府部门和学校的充分重视。这需要社会组织积极发挥创造性，与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借政策之力，通过行动进行倡导，不断探索性教育的在地发展空间。

第二，项目实施对地方合作伙伴的专业能力依赖较大。你我伙伴作为性教育项目支持方，不能提供合作伙伴所需要的所有资源，而是致力于搭建性教育合作网络，与合作伙伴形成资源互补。你我伙伴的核心优势在于性教育课程研发和专业知识输出，很多社会组织正是出于对性教育议题和课程的价值认可，选择了你我伙伴。志同道合、使命趋同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你我伙伴的主要角色是技术输出平台，同时辅之以小额资金支持，但在项目具体执行方面仅仅是一个辅助角色，难以充分满足合作机构对资金、品牌背书、项目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因此项目实施规模和质量取决于合作机构撬动地资源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包括获得政府支持、说服学校、动员和支持地方性教育讲师、确保授课质量和效果等各个方面，这对合作伙伴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第三，性教育落地后的可持续性需要提高。受访的11家社会组织对性教育项目高度认可，也都顺利甚至出色地完成了项目要求。但机构普遍存在授课集中于少数学校、冲刺式授课等现象，这一方面是受到疫情和学校态度等客观条件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组织在项目规划和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在授课时间和学校方面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反映出性教育课程尚未真正融入地方学校，在可持续性方面还面临挑战。因此，你我伙伴及其合作机构在播撒火种，大规模普及性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如何进一步汇聚资源，打通渠道，与当地学校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促进性教育议题的嵌入式、本土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