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难题应接不暇的时代，也是一个机会灵光乍现的时代。

在这场不可抗力的疫情大考中，国际、本土NGO或许风生水起，或许黯然离场。

如何使公益行业走出当下困境，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平衡发展？在共同富裕、双碳目标的政策趋势下，社会组织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比起问题本身，我们更关心解决方案；比起困境挑战，我们更愿意相信希望和机遇。

在2023简报论坛上，主办方发展简报邀请了业内专家学者、境外及本土NGO实践者、企业CSR负责人、行业观察家等资深人士，以【把握新趋势，破局再出发】为主题，分别从政策、资助方、社会需求的不同视角，解读行业新机会、新领域、新模式。论坛旨在提振行业信心，让境外及本土NGO找到新的发力点，把握当下，逆流而上，破局再出发！

本文内容为圆桌论坛之一“资助方视角：新趋势下的资助战略及方向”的主题分享摘要，经各位发言嘉宾确认并同意后对外发布。

主持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强教授

嘉宾：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高倩倩
亚洲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建欣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张伯驹
全球赠与基金会（美国）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王瑞
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理事 王媛媛

01资助方向中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张强教授：

公益江湖是春和日丽，还是风雨欲来的暂时平静？公益组织如何在全球治理的不确定中找到一些确定？疫情这几年，从公共政策、经济预期的大背景下，公益组织怎样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大压力？怎样渡过充满挑战的不确定周期？

请各位嘉宾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张强教授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代高倩倩分享基金会的经验时，特别强调，在疫情、全球气候变化、经济下滑等各种问题出现时，作为资助型基金会要坚信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福特基金会在全球1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虽然每个地区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但从项目角度来说，基金会一直把社会不平等当做要解决的最大问题，这点在疫情前后没有变化。

同时，在疫情期间福特基金会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比如员工每周三天在办公室，两天在家里办公。现在比之前更关注员工心理、身体健康和生活状态，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对于亚洲基金会（美国）怎样渡过这样的周期，北京代表处首代张建欣谈了自己的观点。

亚基会自1979年应邀来到中国开展项目，在过去四十年多年中支持过很多项目，这些项目因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不同，项目重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项目设计要能够把政策方向和亚洲基金会的传统优势结合在一起，比如近期亚基会在国内开展乡村残障群体的积极就业项目，就是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结合亚基会的经验和长项后摸索出的新方向。这个方向既符合政策需求，也符合亚洲基金会（美国）的使命和长项，未来会在帮助乡村残障群体积极就业问题方面进行更多探索。

来自全球赠与基金会（美国）上海代表处首代王瑞，分享了在这个周期中机构经历了什么？

作为中介型互联网众筹平台，全球赠与基金会（美国）是美国最早针对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基金会通过平台连接三个主体，一是企业，二是个人捐赠者，三是公益组织，目前在175个国家有公益合作伙伴。

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范围内资助人对于某些国家和议题的捐赠会有所变化，机构也会根据这些变化调整资助战略。比如有些捐赠人对新兴的中国项目有兴趣，也有一些从中国撤离的企业，相应的公益捐赠也会跟着撤离。这是影响资助因素之一。

王瑞认为，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事件发生时，作为众筹平台却不断创出筹款新高，经济的整体下行对众筹平台影响是滞后的。此外，作为境外NGO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恰恰会影响到捐赠人对中国资助的成本提升，捐赠周期变长，这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合作伙伴方面，全球赠与基金会团队希望通过一对一地沟通，了解各自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分析如何扫除障碍建立合作，帮助伙伴建立紧密联结，

对于大环境的趋势变化，银杏基金会秘书长张伯驹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在他看来，社会问题的发展、进化和迭代速度，超过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力量的迭代速度。在这个特殊时期，恰恰需要公益力量进一步成长，才能使得整个社会-生态复杂系统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不断提升。

但张伯驹发现，现在公益力量遇到的一个制约性的瓶颈，就是公益组织能力和韧性发展不足，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核心骨干人物的成长迭代出现了问题。同时，在这个大时代中，由于内外部环境和资源都在快速、剧烈地变化，相当一批公益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换来有效的行动成果，他们也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和热情，在这个时代真的值得吗？”。这些都反映出来，在当今的公益领域中，面向公益人才的成长支持的资源和投入远远低于需求。

在他看来，无论是资助者还是行业建设者，都应该通过支持行业中的关键人才，使他们的信心、希望感和领导力持续成长，他们才有能力去更有效地回应社会问题。总之，提升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和韧性，需要大家在人才这个角度持续推动。

从银杏基金会的角度来说，未来要让人才支持的业务和资源下沉到地、州、县以及一些具体议题领域。不仅支持合作伙伴自身的可持续性，而且要通过与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枢纽组织合作，支持更多行业伙伴和公益人才，提升他们在公益领域和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引领性。同时，希望与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枢纽机构合作，为周边的公共利益带来增值空间，这是银杏基金会的目标。

企业基金会既是新秀，又是重要的角色。来自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理事王媛媛表示，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成立已十年。在三年疫情中，基金会依托企业优势资源，资金确实没有问题。不同的是，这三年支持残障小伙伴的志愿者变多了。基金会关注的领域，也逐渐聚焦在公益助残和公益大健康两个领域。

从资助战略变化来说，逐渐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比如早期只是泛泛的帮助人，给一个白血病的女孩捐钱。聚焦领域之后，开始从传统资助转变到更专业的支持，比如对残障小伙伴进行赋能，再给他们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

02 资助生态网络怎样建设？

主持人张强教授：

在这一轮周期中，各位嘉宾所看到的中国基金会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怎样构建基金会生态网络？

全球赠与基金会（美国）上海代表处首代王瑞坦言，基于自身工作观察，在中国资助的基金会伙伴中，救灾资金大幅度减少，乡村振兴类项目有所增加，对机构自身发展或走出去项目支持增多。同时，也希望和国内基金会一起共同支持非限定性捐赠。

▲王媛媛（左）、张伯驹（中）、王瑞（右）

张伯驹表示，银杏基金会一直在践行和倡导基于信任的非限定性资助。在新的战略期，尤其愿意支持推动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伙伴，包括愿意促进集合影响力的骨干组织或个人。如果关键性的个人和组织，愿意超越单个组织的利益格局，真正瞄准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推动多方协同行动。他认为，这样的人和组织分外珍贵，特别值得资助。因为只有这样，公益力量的成长速度才有可能赶上社会问题的迭代速度。

事实上，有效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叫集合影响力、网络领导力等，在北美、欧盟，包括印度和东南亚都有很多实践。希望未来十年，在大家共同的投入和推动下，产生更多真实有效的中国案例。

此外，由于整体环境的多变，过去三年银杏基金会发出了几十笔小额资助，以支持银杏伙伴及其所在组织应对诸如疫情这样的突发社会问题或危机。这种基于信任的灵活、快速、小额的资助往往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能给一线行动伙伴带来信心。有效支持努力解决问题的人，原本就是银杏的责任。

未来，银杏基金会愿意深入到脆弱人群、脆弱区域、城市和乡村，支持更多在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方面有所作为的组织，陪伴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层面的业务进化，有效回应这个重大全球挑战，这也是让中国不和全球分开的一个重要努力。在这方面，不仅是国际机构带来的视野，而是本土机构应该去努力和争取有效改变的方向。

来自安徽李恩三慈善基金会理事王媛媛认为，聚焦和协同对解决社会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聚焦解决残障就业问题，这几年，恩三基金会结合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政策，搭建起残障者电商平台。首先找到一些乡村需要推广的农产品，然后又找到残障大学生，教会他们怎样使用电商平台做推广。

另外，为保护非遗文化传承，让非遗传承人给残障残障人士授课，手把手教残障青年做非遗产品并售卖。在通过这些方式带动残障就业的过程中，仅凭基金会一家的力量肯定是做不到的。恩三找到有共同理念且想做残障融合的机构，然后给机构赋能，让他们在当地找到合适的方法真正解决残障就业问题。

亚洲基金会（美国）是一个筹资型基金会，因而亚基会既是筹资方也是资方，每个项目都是一体两面。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出资方的责任，非常关注项目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内需要的合作伙伴是专业治理型，看重合作伙伴的辐射能力。希望行业有更多的专业治理型组织，这将是一个更好的变化。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二十五年里，福特基金会首代高倩倩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她表示，在共同富裕的政策下，中国的基金会资助战略方向跟政府的框架是一致的。福特基金会从九十年代开始支持社会组织，基金会的任务就是帮助能力需要改善的社会组织，不会因为这些机构没有达到所谓的资助标准就不资助它们。希望资助型基金会不要等一个社会组织各方面都很完美了才给它资助，基金会的使命就是帮助整个行业发展。

一直以来，福特基金会依据3个“I”的原则进行资助，支持有远见的个人（Individual）、推动机构（Institutions）的创立和发展，以及鼓励创新思想（Ideas）。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对于受资助的机构和个人而言，基金会是一个支持者，不是领导者。福特基金会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资助者。这一点很重要！

03  资助方眼中的合作伙伴

主持人张强教授：

希望各位从基金会分舵，谈谈怎样支持公益组织？以及对合作伙伴有什么建议？

对于合作伙伴的建议，恩三基金会理事王媛媛认为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关注服务对象的感受和项目结果；比如残障就业项目，课程设计的非常好，如果没有一对一陪伴，没有真正了解残障青年的需要，不关注他们是否真正得到了帮助。即便资助三年，但如果没有实际就业，这个项目结果就是零。

第二点是呼吁大家修炼内功；要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聚焦什么社会问题？具体到问题的哪个环节。只有修炼好内功，了解清楚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自然而然资源就会找到你。

据张伯驹介绍，银杏基金会曾面向106家公益组织负责人进行调研。经过定量研究后发现，除了内驱力和确定性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需求，就是发展公益领导人背后的团队。大多数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一心扑在社会问题上，而忽略组织自身建设，包括团队、用人机制、业务流程等等。作为支持角色，银杏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投入方向，就是有效陪伴和支持关键公益人才所在组织的成长发展。

2023年，银杏基金会希望做一个系统性测试，通过支持8到10个支持性产品的研发和测试，面向关键公益人才进行从人到组织能力支持的尝试。张伯驹表示，对于银杏来说，必须要面对真实问题和真实需求进行探索，而且要加强监测评估，宁可明明白白地做错，也不要不明不白地做对。

全球赠与基金会首代王瑞则认为，公益组织始终是所在领域的主导者，你的专业性首先不是满足资助方的要求。希望公益组织不要因为资方而对自己的价值观、使命愿景，以及专业性进行内卷或质疑，你们才是所在领域最专业的。更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要用自己的专业性反过来教育平台类资助方，包括使用变革理论或实践中采集的案例，来证实你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性，以及对服务群体、服务议题的有效性，我们愿意支持和被教育。

在王瑞看来，公益组织和资助方是双向选择，不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适合某一类资方，也不是所有的资方都适合一类公益组织。全球赠与的优势是比较尊重平等，非限定捐赠较多，缺点是流程长等等。简单来说，希望全球赠与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建立的是一个基于信任、可持续发展的紧密关系，但也不需要是彼此的唯一。

▲张建欣（左）、高倩倩（右）

亚洲基金会在中国四十多年中有许多合作伙伴，如果说建议，张建欣觉得更是共勉。在这种关系中，亚基会首先看重的是项目的成效和影响力，希望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增强成效。二是创新，面对近几年的变化，大家应该有一些新的思考和策略。其实，成效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想有真正成效必然要创新，所以特别期待与所有合作伙伴，以及未来可以合作的伙伴们，共同为实现更好的成效而创新。

福特基金会首代高倩倩认为，与合作伙伴增进彼此的信任度非常重要，但信任度的建立有两个前提。一是透明度，而且透明是双向的。从资助方基金会来说，透明就是跟受资助方讲清楚你会资助什么？你的资源是什么？从受资助方来说，也要很透明。组织面临的问题在哪？瓶颈在哪？需求在哪？内部管理等各方面到底怎样？如果没有互相透明的对话，很难建立基本的信任度。

此外，对于一个资助型基金会来说，与合作伙伴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权力不对等关系。因为资助方有权力、有钱、有资源，合作伙伴来申请项目时，决定权在基金会手中。作为资助方，基金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时刻提醒自己，尽量避免不平等的关系，真正做到尊重和倾听合作伙伴的需求。只有权力问题和透明度两个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互相信任的关系才能建立。

主持人张强教授总结发言:

通过这场短短的讨论，希望资助方与合作伙伴谈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记得带上对透明度和权力不平等的不断警示。最后，我借用3个“I”，谈谈我的观点。

第一个“I”是“Innovation”（创新）！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管理模式，更多的是理念。这些都需要在底层认知方面，利用新工具、新技术做出革新和改变。

第二个“I”是“Imagination”（想象力）！这些年,特别希望大家有想象力。当下这个时期需要大家有自信，有更大的想象力，包括怎样跨圈？

第三个“I”就是“我”！在中国文化中，如果用江湖概念来描述，我们有爱恨情愁，有侠肝义胆。希望大家在看外面世界的时候，还要内观自己，你的成熟就是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