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胡鑫宇事件，一位15岁留守高中生的失踪死亡成为社会关注中心。

从逐渐披露的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胡鑫宇生前处于“家人不在身边，学校生活难以继续、心理困境无法排解”的孤立无援局面，所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遗言：“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

几乎与此同时，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胡鑫宇事件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恰恰在同一个时间段形成上下对比，从下往上看，是无数个胡鑫宇们在血淋淋的“求生”。据《2022年中国抑郁症蓝皮书》显示：2022年青少年自杀人数大约有10万人，其中中学生占了51%，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五万多中小学生自杀！

从上往下看，我们似乎有很高大上和论证完善的政策，似乎民间社会只要出现某个严重问题，惯性解决方案是改变顶端制度设计，例如：家庭教育有问题就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学校社会育人脱节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对此我们有让人禁不住追问：所谓“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如何形成？如何才能对无数个胡鑫宇这样生死之间挣扎的孩子提供常态及时有效支援？

胡鑫宇的自杀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原本他可以成为幸存者，问题是他如何才能从留守儿童的孤苦处境中幸存，从高考机器般的学校中幸存，从疏离无援的社会中幸存？从一个15岁鲜活少年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枯萎凋谢，具体而微去追问家校社协同育人何以假大空，是不是更加刺眼和锥心？

留守儿童：家庭之伤

胡鑫宇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2011年，4岁的胡鑫宇被送到外婆家里，他的童年几乎在外婆家度过。在外婆眼中，胡鑫宇小时候非常活泼爱说话，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变得文静乖巧；收到压岁钱都用于交学费；上学路上齐腰深的积水，自己蹚水过去；妈妈提出陪读，他体贴家里缺钱。

如果说“乖孩子的伤最重”，那么留守儿童的“乖孩子”伤就更重。在胡鑫宇撑不住的时候，妈妈和哥哥从福州回到江西探望，迫于流动家庭的生计压力，他和家人的团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法为他提供持续的家人关爱。让人忍不住追问：如果有适合流动儿童随地就读和跨省高考的善政，如果胡鑫宇能够和家人在一起，他是不是可以活下去？

留守儿童最需要什么？卢安克在《行动的力量》这本书中，用自己在广西板烈村子里陪伴留守儿童的经历，告诉我们所有人：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陪伴，不是别的；留守的孩子们需要有成人陪伴他们长大，哪怕一起生活煮饭，哪怕一起泥地打滚，哪怕一起放水牛；没有成人的陪伴，留守孩子们心灵情感可能是永远的黑洞和创伤。

唯分数论：学校之压

中国无数个从高考独木桥走过的人，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寒门子弟，都经历过中考或高考的创伤和梦魇。很多人哪怕成年成家立业了，也会在心情紧张的时候梦到高考失利，醒来都是泪流满面，这样“一次定终身”的压力和恐惧用“终生创伤”来形容毫不为过。

胡鑫宇在中考之前是学习尖子，经历最优志愿失利，考进致远中学之后开始出现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情绪困扰、人生意义感丧失这些典型的创伤后反应。但是显然在致远中学，胡鑫宇的精神健康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干预、支援。这背后是“唯分数论”一元教育体制的问题，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分数是唯一的评价法则，学校本身成为价值虚无的“乌托邦”，孩子远离真实的生活和社会。胡鑫宇这样的乖孩子，渴望通过优秀的课业成绩幸存于学校生活，一旦成绩落后带来更大的价值丧失。

2018年，我回访2008年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一所高中，学校校长很痛心地和我说：我们学校90%以上的孩子都是羌族，学校80%的孩子都无法考上好的大学，老师拉着20%的孩子在前面走，后面这80%的孩子实际上是在地上拖着走，孩子痛苦，我们老师也痛苦，可是没办法。

如果对学校一元论评价机制不改变，户籍制度不改变，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多的留守儿童，更多的回流返乡的流动儿童被吞噬，胡鑫宇事件还会反复发生，中国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的比例还会居高不下。

求助无门：社会之痛

胡鑫宇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得到家庭和学校之外的任何援助。一个15岁留守少年，除了学校高压之外，他是否还有其他的生活？显然，胡鑫宇没有。那么，家校社协同育机制创新到底体现在哪里？任何顶端政策设计，都不可能在悬浮状态完成对人的援助和改变。

教育重建需要基于民间社会重建，需要为儿童提供学校之外的社区生活，不是延续学校的分数考评，不是复制学校的权威，也不是为了响应政策一窝蜂出现“家庭教育培训服务”或未来某种“家校社***三不像机构”。

而是要依靠民间力量，要基于社区和依靠本土资源，在家校社中间地带创新性地改变教育生态，在人与人之间构建的真实关系，形成“围墙之外”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际共同体。在这样的人际共同体中，孩子的真实感受，孩子的生命力，孩子的生活热情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孩子首先是受到尊重的独立个体，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让孩子无惧地踏入生活之流。

过去十年，常青藤“在城长生活馆”致力于在流动儿童社区开展支援服务，正是要为父母缺位和学校失序的儿童提供心理、社会支援。在北京官园生活馆，曾经有失学的少年表示“等我杀人了那些人才知道我的厉害”，曾经有被虐待的孩子发展为自虐，还有无数放学后在生活馆嚎哭大吼的孩子，他们都在生活馆找到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1981年，意大利瑞吉欧教育第一次在瑞典做影像展览，名称是‘The eye, if it leaps over the wall’（眼睛，如果跨过围墙），之后发展为闻名全世界的”儿童一百种语言“”展览。当下中国，如果要减少胡鑫宇事件的发生，挽救更多青少年免于自杀悲剧，我们需要勇气和行动去穿透打破围墙，拉近儿童和家庭、学校、社区的关系，重塑家校社育人生态，重视儿童的一百种语言，重新塑造儿童的形象。

否则，如果鲁迅活着，他还会说：“救救孩子”。

儿童，有一百种组成。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一百只手，一百种思想，一百种思维方式、游戏方式、说话方式。

一百种，一百种方式去聆听、惊喜和热爱，

一百种喜悦，歌唱和理解，

一百个世界去探索，一百个世界去创造，一百个世界去梦想。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但有人偷走了九十九种。

就是学校和文化，把他们身心分离。

他们告诉儿童：不动手而思考，不动脑而行动，只听不说，理解了也毫无乐趣，

他们告诉儿童：在已知的世界里探索。

一百种中，他们偷走了九十九种。

他们告诉儿童：学习与玩耍，现实与幻想，科学与空想，天空与大地，

理智与梦想，都是水火不容的。

因此他们告诉儿童，没有一百种。

儿童说：

不，就是一百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