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北京协作者举办的“‘行动与改变’2023新年联谊会暨‘挑战与超越’公益展望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杨团老师与大家分享“公益慈善的挑战与超越”主题内容。杨团老师对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全情投入和推动,对乡村公益慈善的关注,即使疫情下,她依然行走在我们最基层的乡村。杨团老师的分享从乡村振兴角度看中国公益慈善的现状,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回应挑战的建议,她也提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都可以在该领域大有作为,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慈善蓝皮书主编。国家民政部特邀咨询专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专家组成员。
很高兴参加协作者年会,我一直在主持慈善蓝皮书的编辑出版,已经13年了。那么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慈善发展的一个基本面,将从四个方面来分享。
一、2021年的慈善资源总量情况
慈善蓝皮书的报告,每一年都是讲前一年的总体情况。2021年,中国向世界宣告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大公益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乡村振兴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拓展。主要特征如下:
1、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2021年,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包含社会捐赠总量,志愿服务贡献的价值,彩票公益金)预估约为4466亿元,较2020年的4114亿元,增长约8.57%。2015-2021年,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是一个上升的曲线,2015年的时候是2000多亿,现在是4000多亿。
2021年的社会捐赠总量是1450亿,包含物资的折算;比2020年降低了5.48%。其中,基金会系统社会捐赠总量是上升的,慈善会系统社会捐赠总量减了10亿,减的最多的是政府事业单位、宗教场所、免登团体,减少了108亿。但总体来讲,2021年的慈善资源数据是常态化的,为什么?因为2020年抗击疫情,社会捐赠有一个很大的热潮,而2021年这个数据有所回归。
2021年的志愿服务的价值增长很大,2020年的时候是1620亿元,但是2021年这个志愿服务的贡献价值,包括把大家志愿服务的时间折算,折算出来的贡献价值将近2000亿元。这比我们社会捐赠的钱和物还要高,相较于2020年,该增幅达到了20%多。
2021年的彩票公益金,相比2020年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增长了10%左右,达到了1062亿元。
2、社会组织总量保持低速增长。2021年,社会组织总量达到90.09万个,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增速低于过去两年同期数据,但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机构数量在社会组织总量中的比重有所突破。基金会增长较高,2021年达到8885个,相比2020年,增长了5.96%。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注册数量及临时活动备案数量稳步增长,基本结构趋于稳定。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四川依然是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注册最为集中的地区,合计占到全国总量的67.67%。
3、志愿服务逐步迈向纵深发展。注册志愿者总数和累计志愿服务时数增长迅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迈向纵深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全部覆盖,整合社会力量建设一支群众身边的志愿者队伍。中宣部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正式成立,聚焦贯彻落实中宣部对志愿服务事业的战略部署。整体上,注册志愿者还有志愿服务的时数都有所增长。蓝皮书显示,活跃志愿者数、参与率、志愿服务的数量、组织的数量,都有大的增长。2021年志愿服务发展指数的总体增长率是26.41%。
4、慈善资产管理继续稳健推进。2021年设立慈善信托227单,财产规模为5.71亿元,较2020年增加32.48%。除了扶贫济困、教育发展等传统领域之外,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战略成为国内慈善信托发展新的增长点。例如,中国平安成立“平安碳中和绿色金融发展慈善信托“,初始规模为590万元,是全国首只碳中和慈善信托,致力于探索“金融+公益+绿色发展”的公益金融新模式。
5、中国大公益的合力初步呈现。什么是中国大公益的合力?一是政府公益和民间公益的合力。慈善公益我们说的是民间主导的,但是由乡村振兴开始,加速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破圈升级,人人慈善,助力共同富裕,这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是从2021年-2022年开启的。二是体现在融合公益和商业属性新业态公益慈善组织的迅速崛起。三是体现在商业向善、新技术赋能、社区慈善促进了慈善资源的聚集。四是公益慈善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这些都能够体现各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公共的社会力量的这种合力。
二、乡村振兴战略加速中国慈善事业破圈升级
我今天重点是想分享其中的乡村振兴,加速中国慈善事业的破圈升级。
1、乡村振兴中公益慈善力量的范围和结构。这一范围和结合是很宽的,分组织化力量和非组织化力量两大类。组织化的力量,包括慈善法规定的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符合慈善法规定的社区备案组织、群团组织(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未注册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开展公益慈善项目与行动的企业组织。非组织化的力量,包括志愿参与乡村公益慈善行动的返乡、下乡、入乡的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以及在乡的本地居民。
2、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2022年慈善蓝皮书揭示,基金会是投入乡村振兴资金资源的主要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总量年均增幅为9.5%,其中2018年和2019年的增幅达到了16%和13%,2019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的数量增长达到了21%。可见,将工作范畴介入乡村领域,成为更多的社会组织的选择。
基金会半数参与乡村振兴,促使资金增长率快速提升,2020年,全国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中的资金支出为262.81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86.4%,2016-2020年年均支出增长率为16.84%。
我们特别发现县和县以下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团,他们是服务乡村的主要力量。基金会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例2020年仅为0.9%,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注册地在县级及以下的,占到全国参与乡村振兴同类机构的96%左右,这两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数量,占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24%。
而这里头,特别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等省份,在这些年特别注重向县以下的这些农村地区建立组织。
3、村庄调研发现。我们面向200-300多个村庄开展了调研,其中210个村庄收集到完整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村庄的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带有公益性的推动乡村振兴的做法,乡村公益慈善行动覆盖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各个领域,这个覆盖不是我们外来的社会组织、社工服务机构覆盖的,村庄的公益慈善行动主要是村里的村集体、还有村里农民参与的小组互助行动覆盖的。这些做法里头,做得比较好的是教育类,还有因为有政府支持和推动,村庄公共设施也得到了较好提升;比较差的是跟生产有关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干预,还有对老年人的服务,这个是比较差的。
因此,在中国农村这广阔的领域,农村之外的社会组织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现在才刚刚开始,距离真正达到一个高峰这个概念,还差得很远。
村集体(39.6%)和上级政府(33.3%)为主要的行动主办者。其次是镇、县以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加总占比13.46%,个人、村民互助小组占8.3%,农民专业合作社占5.4%。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极少作为行动主办者。政府(45.8)村集体(36.1)是主要的资源提供者;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资源支持占比9.4%,民间个人捐赠占比8.7%.村集体的资源提供以资金、人力和服务为主 ,其中人力更在70%以上。
一半以上的活动(61.4%)均采取合作的组织方式。村内组织为主体的活动占比48%。慈善公益组织参与乡村公益行动不多,但获得好评和信任程度较高。从问卷所得数据看,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以提供直接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
在农村二三产和老年人帮扶照料方面,各地农户的重要程度评级较高,但从供给看还不能满足乡村自身的需求。
三、乡村振兴公益慈善领域的挑战
(一)观念的挑战
一是公益界对乡村振兴的认识是不足的。往往认为乡村振兴是政府的事情、是经济的事情,跟公益界关系不太大,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空间目前都还是有限的。
二是公益界对村集体的认识有问题。一说村集体就是人民公社,就是过去的制度回来了,并没有看到新型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是保障农民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制度措施。最近,全国人大发布了《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将要提交一审;于2016年公布实施的慈善法也在最近将修改稿提交公众征求意见,将要提交二审,这两个重要的法律都是与乡村振兴和慈善公益相关的。公益界要尽快提升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三是外来组织的协同角色认识不清。我们这些外部的组织和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主体,我们是协同,而是把它倒过来,认为我们是主体,我们就没办法真正能够迎接挑战,发挥我们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应起的作用和达到应有的贡献。
(二)组织的挑战
一是要分清乡村振兴谁是主体,谁能将小农户组织起来。我们可以作为协同的一方,重点是要协助村集体以公益性这个方向把经济融合起来,把小农户更好组织起来,维护小农户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政治利益。村集体的力量能不能启动,能不能达到作用,这是很关键的。
二是要认识到乡村外部的社会力量多主体性,公益慈善只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支,如何将多方的组织、多方的资源进行整合,链接投入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我们最活跃的公益组织在整个乡村振兴大盘里,我们能不能够发挥整合作用,这是我们公益组织的挑战。
(三)结构的挑战
一是社会组织分布的地域结构与乡村振兴需要不匹配,中西部社会组织总量严重不足,大量社会组织分布在发达地区。
二是社会组织的层级结构与乡村振兴的需要不匹配,县及县以下的社会组织严重不足,占比不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三是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与乡村振兴需要不匹配,乡和村最需要的服务型的社会服务机构总量严重不足。
四是社会组织类别结构与乡村振兴的需要不匹配,村庄社区非正式组织即服务性、公益性、志愿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没有被政府和掌握资源的社会组织纳入视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一时性的,不是长期性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
五是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领域结构与乡村振兴的广泛需要不匹配,例如老人看护照料、文化遗产发掘、互信关系建设,供给率就低,而这些也是农民真正的需要。
(四)能力的挑战
一是村庄内生动力不足,村集体经济弱小,年轻人少,缺乏优秀的带头人和领导核心。怎么去支持和帮助他们,怎么能够让这些优秀的人能够回到农村去参与这个工作,这是对我们社会组织长期的挑战。
二是公益慈善组织能力不足,难以找准可与自己匹配、能做出有效回应的乡村行动领域。我们很多公益慈善组织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从村民的需要出发。
三是公益组织如何提升为乡村振兴服务的专业度和竞争力。现在我们民政在各个乡镇都建立乡镇社工站,旨在把乡村的公共服务通过这样的一个站点空间,以及人力和资源的配合,把它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么,乡镇社工站怎么能够做好?用什么方式能够链接我们村庄的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成都农禾之家把北京农禾之家的“乡工制度”,运用到乡镇社工站,通过乡镇社工站的专业社工带动农民甚至村支书,让他们成为准社工,把乡村的人力资源挖掘出来了,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包括村委以及镇资源能够整合,这个尝试仅仅是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组织提升乡村振兴服务的专业度和竞争力的亮光。
四、乡村振兴公益慈善领域的超越
那么如何在乡村振兴公益慈善领域实现超越,我认为需要我们打开脑洞,勇于创新,以此打开超越之门。
首先,我们要理解乡村振兴是贯穿中国今后一两代人、几十年的最大公益。所有的公益组织都要理解,都要跟上这个大的形势,这也是今天王思斌理事长特别讲到的,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要了解国家的大形势。
二是经济主体和公益主体的重合,是中国大公益的主体创新。我们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从根上我们的文化就不一样。我们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是公益组织,集体经济的资金获得要为村里的公共服务做出贡献。在集体经济法里就提出了这样的一种重合,这是中国大公益的主体创新。
三是政府公益和民间公益合作,是中国大公益的途径创新。什么事情适合民间公益做,什么适合政府做?政府需要把原来很多操作性的这些工作交给民间公益去做,让民间公益组织能够和乡村组织特别是村集体组织,能够合作起来,能够成为联结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这将会是中国大公益的途径创新。
四是经济活动要融入公益性,是中国大公益的方式创新。比如说集体经济组织,要讲究经济性,还要进行跨部门的合作,进行资源的整合,这是中国大公益的方式创新。
五是我们要更加重视城乡基层社区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可持续,重视在城乡基层构筑稳固的底盘,这是中国大公益的重要内涵。
六是公益慈善组织要学习新知,跨界联合,主动合作,勇于在新领域内创造创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大变局已经产生,新的东西,新的认知就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公益慈善组织就要学习新知识,学习跨界联合,主动合作,在新的领域里一起创造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