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中，腾讯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明确地踩刹车、去杠杆，设计了更为公平有效的筹款机制，特别是不再“唯筹款额论英雄”，这点特别好。我从一开始就希望不要以筹款额为指挥棒，这样整个筹款行为容易出现变形，出现变形就会影响公益的社会信任。

另外，腾讯为了公众能更加低门槛地参与，设计了小红花的参与模式，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参与，这个也非常有创意。

再者，腾讯的这次联合了多家平台进行合作，而且对于数据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拿出了《2022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这样一个比较有样子的数据分析报告。这给我的印象是，腾讯希望把99公益日建设成中国公益行业的公益公共产品的供给平台，一个为公益行业设计的公共产品。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今年99公益日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强捐（强迫捐赠），正在取代抢捐（争抢配捐）。我留意到《2022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的报告里提出了“抢捐盛况不再”，但强捐取代抢捐，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

两年前，就听到好多朋友反映，说越来越多的地方慈善会动员造势，要大举进攻99公益日，有人就评论说：官办慈善进场，民间公益撤场，草根公益更加无路可走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慈善总会融入民间，草根公益向死而生》。在那篇文章里，我大大地表扬了山东省慈善总会，他们当时开放自己的公募平台，和草根的组织合作，让优秀的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这个做得非常好。

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中，据说有若干家慈善总会做了强势的动员，《2022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里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数据：捐款人投诉当中涉及到强捐的投诉占了80%，这是一个问题。

强捐的背后是资源的过度集中，资源的过度集中会限制资源的下沉，导致县域民间公益机构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报告里也提到，县域组织得到的捐款不足10%。

不过，这份数据分析报告里有一个说法我不太赞成，说民间公益获得的捐款不足三分之一，难道慈善会不是民间公益的一部分吗？难道慈善会是政府吗？

慈善会也是民间公益的一部分，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应该去强化“他们是官，我们是民”的印象，这是不对的。慈善会也是民，都是民间组织，都是民间公益慈善机构。

从崔乃夫先生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开始，非常明确，中华慈善总会就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行政级别，全国的慈善会都没有行政级别。但因为有官员在主导，所以往往很强势。慈善会系统的一大特点是，多由当地一些退休的官员，而且基本上是一些大官来做会长，一任一任地轮换，来了一个明白的会长，这个慈善会就很有开创性，来一个还是传统思维的官员，甚至就要往后退，这种案例太多了。

有人说，传统思维也没有什么不好，捐赠给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好，政府不也是在做公益吗？

我觉得有些概念一定要搞清楚，政府公益提供的是强制性的公共产品，背后是权力；民间公益也是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个公共产品是竞争性的，既然是竞争性的，就应该大家平等竞争。

但是现在我们的法律制度、规则，给民间公益设计了一些不平等的权力，有的机构权力很大，可以公开募捐，有的慈善组织现在也没有获得公募权。实际上，按照慈善法，公益组织、社会服务组织都可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成为慈善组织就应该获得公募的权利。这也许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以后谈到民间公益，我们应该主张什么？我认为就应该主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民间公益的命根子是信任，是社会信任。民间公益大量需要无偿、自愿的捐赠，人们为什么愿意无偿地、自愿地把口袋的钱拿出来？只能是因为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够使中国的公益走得更好。

其实，慈善法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慈善法第32条提到，“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第101条还提到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摊派情形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

我也很纳闷，不只是慈善会，还有一些基金会，为了多募一点款，就搞了一些名堂，为了多要一点钱，结果把信任给砸掉了。我觉得，一个公益机构生存的合法性就是不能破坏信任，如果有人破坏了信任，就应该受到惩罚，就应该给消灭掉，破坏信任的机构应该有灭顶之灾。

99公益日的影响很大，我们应该去强化，或者重拾公众对公益的信任，而不能雪上加霜。我建议把提升公众对公益的信任作为99公益日最重要的目标。

在具体措施上，要强化监督，最重要的是监督善款的流向，比如说，现在县域组织的筹款能力弱，接受的捐款少，现在好多项目是做乡村振兴的，应该公示捐款的流向。此外，还应该坚持让捐款人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加强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产生持续做公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