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Foreword

在重大危机期间，基金会是应该支付更多资金，还是应该减少支出？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危机中平衡受益者当前与未来收益的需求，也会因资助者的目标和目的而有所不同。本文作者带着他的观点，向读者们解释、论述为什么不增加支出会更好，而基金会从始至终都是想要切实的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究竟怎么做、用什么方法，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经济形势的低迷与复苏成为关键问题的当下，这些问题的讨论正是时候。本文为此问题系列文章的开篇，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译介这一重要问题上，其他基金会利益相关者的回应与评论。

拉里·克莱默——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主席 

大讨论：基金会在重大危机期间是否应该增加支出？

人们常常形容，市场的变化就如同抛物一样， “逢涨必跌”。这也意味着，我们虽然不能完全预测市场的变化，但我们需要承认是的，市场的这种变化的存在是必然的。这种变化的必然，给那些以捐赠为资金来源的慈善组织带来了挑战：当经济低迷时，它们是应该减少支出，为未来的受赠者和受益者保留资本？还是应该维持支出，以维护现有受赠者和受益者的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许多评论认为慈善组织应进一步支持当前受赠者的权益。他们认为，当大危机来袭时，仅仅维持对受赠者的原有支出是不够的；相反，慈善基金应该投入更多。在美国，这一立场的一些支持者甚至去了国会，希望推动立法，要求基金会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将支付率提高一倍。

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边倒的，对增加支出持怀疑态度的人保持了沉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虽然一些支持增加支出的人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权衡的，但也存在另一些人，选择蔑视和怀疑那些不接受他们建议的资助者的价值观和动机，并嘲笑挖苦他们，认为他们缺乏“勇气”。这些人盲目地让惯性思维支配他们的决定，坚持“陈旧”的概念。他们说，这样的资助者把回报置于人之上，把“数学置于使命之上”，他们优先考虑捐赠的规模，而不是专注在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和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的需求上。我们被告知，一个捐赠方如果认为当前应该为未来需求保留资本，这便是“一种父权制的、自恋的观念”，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包裹着虚妄的特权泡泡中”。

正如我在许多其他地方也讨论到的那样，人们合理地持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受到主流公共舆论的欢迎，一些如 “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可能具有高尚的动机” 的想法也已经不容易得到大家的接纳。我们不再接受反对意见，也不再承认一些讨论中的矛盾焦点，而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动机不良，并进行直接的侮辱谩骂。

尽管我对于接下来的讨论怀着一些惶恐与不安，但我也将努力解释清楚：为什么资助者可能会有理由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甚至是在极端低迷时刻，不增加支出或许更明智。我还希望明确的是，我将论述的观点不仅是源于我想要合理地对被公众视为理所当的事情提出批驳意见，还源于，在我看来，在实际操作中，该落实的、正确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件。 适合一个资助者的东西可能不适合另一个资助者，即使对于同一资助者来说，在某个时期适合的东西，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变得不再适宜。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前所有的政策法规和监管制度都是存在缺陷的：某些部门或组织为保障资金的永续性而制定最小支出的政策要求仍然是合理且重要的。而与此同时，政府很可能希望通过使用税收或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有关部门与组织增加支出。这样多方协同的手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为资助者提供了选择余地，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目标和目的下最大化他们所能做的善事的社会效益。由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支持的，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加速慈善捐赠倡议” （Initiative to Accelerate Charitable Giving）就是一个很契合的案例。

关键不在于这个问题很复杂（尽管其复杂性是必然存在的），而是资助者在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方面存在分歧，当涉及到需要资助者和有关部门在不同情况下调整支出时，对这些分歧的关注和研究很重要。我并不十分相信，资助者在经济衰退期的退缩是因为他们更关心膨胀的银行账户，而不是帮助他人。我认为他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平衡现在和未来的需求，以及衡量通过不同的支出数额可以做的善事的相对数量。

现在与未来

近年来，业界就捐赠者要求保留部分捐款作为永续资金的行为的合理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然，“永续”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些机构真的会永远存在下去。但这一措辞表明，一个组织的关键目标之一在于，无论随着时间如何推移，其所掌控的资金能持续保持其实际支出能力。这意味着这一组织平均年化捐赠数额的增长需约等于其捐赠数额加上通货膨胀带来的支出。

而实际运作中，并不是所有的慈善家都选择这种长期主义的捐赠方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计划在一段确定的、有期限的时间内耗尽他们捐赠的全部资源。在今天，许多推动增加基金会支出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也十分支持这种方法，他们把当前的经济危机看作是一次契机，来宣传和推动他们这种基本理念的落实——即基金会应该被要求增加支出。然而，并不是每个主张增加支出的人都持这种立场，一些主张增加支出的人也提出，这种计划更像是一种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尽管这一派的声音内部存在分歧，但他们仍然有以下共识：无论是对于资助者还是受助者，这种非常手段在经济衰退期间都是合适的，对于致力于资金永续的资助者也是如此。

慈善家们明白，在当前花更多的钱可以产生更大的正向效益，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然提出了限制支出的想法。因为这一观点的语境是业界关于永续资金的讨论。当然，慈善资助者们几乎总能在当前花更多的钱来产生更大的正向价值，但这已经不是资助者们的关键诉求。很多慈善家的真正期待在于，自己所捐赠的资金可以在整体（overall）上发挥其最大的正向效益。这种对“整体性”的追求意味着他们在支出资金时，需要评估未来可能的资金不足而带来的损失（一种“机会成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在短期内增加支出取决于资助方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当然，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说，短期注资就足够了。它既不需要为受赠者搭建受益生态系统，也不需要与受赠人发展持久的关系或为其积累深厚的专业知识。对于关注这类问题的基金会来说，增加支出可能是有意义的。身体疾病可以通过发明疫苗来治愈，一些诸如保释改革，甚至是大规模监禁等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定一项独立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完全或基本上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或慈善机构在短期内继续支出直到边际回报为零是有正向意义的。

然而，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大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复杂且棘手的。它的解决需要基金会采取长期战略并为之持续努力。在处理贫困、种族主义、教育、气候或人权问题(这只是慈善事业所解决的几项常规的重要问题)时，我们没有灵丹妙药，在认真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是在顽固的利益冲突系统中孕育和生存的，它的根源和相关解决方案的落实都“人”这一因素密不可分。而人这一因素，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他们有可能做出各种不可预测或令人困惑的行为举动。因此，此类问题的解决十分缓慢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基金会不愿冒险或不愿投入足够的资金，而在于所聚焦的问题本身就很难寻求到一个有效解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是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评估这些问题的解决效果时，与其说是“解决”了，不如说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减少或遏制。

应对这些挑战时，无论对慈善家还是受助者来说，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意味着捐赠者需要对人力和财力进行投入，还需要具备向受赠者学习的意愿，并与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同时倾听意向受益者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衡量项目进展的标准并不是在取得一定社会效益的同时将资金花完，而是通过不断帮扶的过程，逐步搭建培育一个由受赠者、受益者和其他资助者及有关组织组成的生态系统。生态中每个人和每个组织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起来，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在这一语境之下，我们所谓的“成功“ 取决于受益生态中每份子能否努力工作以深入理解其所聚焦的问题，并逐步发展出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法来解决它。同时，每个人还需要观察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并根据事实证据和实践经验逐步深化自己的理解。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需要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事态发展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使得之前所有的努力成果付诸东流。对此，我们可能需要作出额外的努力来维持已经取得的成果。基于以上因素，本文认为，基金会的承诺、组织业务发展的连贯性和长期存在对于问题的解决来说都至关重要。

这便引出了支出问题的核心讨论。由于当前经济低迷，捐赠资金价值缩水，基金会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两难境地：投资现在还是未来？侧重受赠者还是受益者？基金会要么现在削减支出，以保留未来的支出；要么在较小的捐赠基金上继续保持相同水平的支出，并在以后减少支出；要么更进一步，现在增加开支(有些人认为这是必要的)，更大幅度削减留给未来的开支。

基于当前的情势和以上的讨论，我们也很难直接下定基金会应该在当前削减开支的结论——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进一步详细论述。但我希望人们可以认识到，当前局面的确进退维谷，充满了复杂性与艰难性。我们很容易直接选择投资现在，通过在当前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受赠者和相关社区，并削减未来对受赠者和相关社区的支持，反之亦然。这确实是很难避免的。

鱼与熊掌真的可以兼得吗？

大多数主张在短期增加支出的人只局限地关注到受赠者现存的相对更大的需求，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上文中我所提到的两难困境。一些更细心的评论者已经对这一逻辑提出了质疑。他们甚至进一步认为，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我们可以在不损害未来受赠者和社区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增加当前的支出。我们都希望这是真的，因为这会让一切变得更加容易。但不幸的是，这些论点经不起仔细推敲。

论点一：把钱赚回来 | 菲尔·布坎南（Phil Buchanan）是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主席、也是该行业最有思想的评论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对当前的捐赠规模永无休止的关注是错误的， 因为基金会有机会在未来通过捐赠者增加他们的捐赠基金，因为当前基金会不必担心他们无法在之后恢复到与之前相同的资产水平。”

撇开基金会的基本职责和目标是“关注捐赠规模，而非支持未来受赠者的能力发展”这一常识不谈，布坎南的论点存在许多缺陷。第一个（缺陷）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我现在有100亿美元的捐赠，我可以比现在有80亿美元的捐赠做得更好。如果我把我的100亿美元减少到80亿美元，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我可以在几年内重新增长到100亿美元。当然，如果我一开始就没有超支(通过增加拨款)，我那时就有超过100亿美元——比如说，120亿美元——所以当花费更多的时候，我就能做更多的好事。虽然几年后我可能会达到120亿美元，但如果不是最初的削减，到那时我将拥有超过120亿美元，届时支出更多。诸若此类。

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现在花得更多，以后我的钱就更少。减少多少取决于当前支出增加了多少，持续了多久，在数学上是无可辩驳的。2000年，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The David and Lucille Packard Foundation）的规模比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的规模要大得多，即使加上几年后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的遗产，其规模也会更大。但帕卡德基金会处理互联网经济衰退的方式与休利特基金会不同，最终规模缩小了约20%，此后一直如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家大型基金会的一位要求匿名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的基金会选择在大衰退期间超支，其结果是，其当下的赠款预算比不这样做时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基金会理事会对早先的决定表示遗憾，不打算重复这一行动。

对此，反周期支出的支持者回应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能够获得比维持其支出能力所需的更多回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增加支出使他们的规模比原本更小，这也不会剥夺未来的受赠者应有的任何支持——除非有人认为未来的受赠者有权获得比现在的受赠者更大的相对支持(没有人这么认为)。

上面的例子已经表明，这种反驳的问题没有事实支持。请记住，基金会每年仍必须支付5%的费用，因此，仅保持持平就需要赚取通胀加5%的回报。因此，只有在走出6%至8%的低谷后，实际增长才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休利特基金会在2008年经济低迷后整整十年才达到2007年底的捐赠规模——尽管休利特基金会当时削减了拨款预算。还要记住，从任何特定的衰退中复苏都会被随后的衰退打断，这些衰退将继续以不规律的、不可预测的时间线反复出现。

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5%的支出规则并不低于使永续经营成为可能所需的水平。大多数基金会的目标是实现相当于70%股票和30%固定收益的传统投资组合的风险/回报，而在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15年里，这种被动指数组合的年化回报率仅为6.3%——低于所需的5%的支出加上通胀(在此期间平均为1.5%)。如果延长时间，结果会更糟。根据休利特基金会投资团队汇编的公开数据，过去90年的年化回报率仅为5.3%，平均通胀率为3%。因此，如果基金会的表现只有70/30指数基金那么好，它们就会失去根基——即使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时期也是如此。

但基金会并没有做得很好——甚至连最大的基金会也不例外，最近几年，几乎所有基金会的回报率都低于平均水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包括需要管理波动性和回报。无论是什么原因，自12年前的大衰退以来，美国最大的27家基金会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一直只有5.8%，只有三家的年化回报率达到7%或更高，只有一家超过7.1% (这些数据基于保密共享的信息) 。我们也不应该指望基金会会突然开始在未来做得更好，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在新冠肺炎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保持平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最后，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基金会购买力的实际下降，因为分析师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通胀。但计入CPI的一篮子商品比基金会支出和拨款的一篮子商品(主要由劳动力成本构成)上涨得更慢。特定基础的通胀率几乎肯定会高于CPI，而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减弱的购买力所需的回报也将不得不增加。

论点二：发行债务 | 基金会传统上不会使用债务融资。他们不需要它来为赠款提供资金，如果他们发行债券并将收益投资，他们就会支付大量的UBIT(非相关企业所得税)。2020年，多家基金会发行债券，为陷入困境的受赠者提供额外的资助能力——他们断言，如今的低利率使它们能够避免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做出选择的难题。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基金会选择发行债券而不是清算资产，这便意味着他们正在押注未来将从捐赠基金中获得回报，这些资金在债券期限内的复合收益高于他们支付的利息加上债券到期时必须支付的贴现价值。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拥有1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基金会发行了价值10亿美元的30年期债券。今天，这一期限的债券利率可能约为2.5%——这意味着基金会现在有10亿美元可以花，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它必须每年支付2500万美元的利息，到期时它还必须偿还债券持有人最初投资的10亿美元本金。

如果基金会的捐赠是一种被动的增长工具，基金会只需支付债券利息，那么赚取高于这些成本的回报将是一个安全的押注。事实上，这正是人们在说钱“便宜”时通常想到的，因为利率很低：他们可以以低利率借入资金，然后进行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但基金会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不能用债券的收益进行投资，而是必须以不能产生经济回报的方式进行投资，同时继续用捐赠基金中剩余的资金每年至少支出5%。

因此，通过发行债券，基金会并没有逃脱现在和未来的权衡，而增加债务，不亚于清算资产，将降低基金会未来的资助能力。债券发行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导致了这一结果：基金会必须支付利息(在10亿美元的债券存续期内总计7.5亿美元)。它失去了所支付利息的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息会积累并变得更大；当债券到期时，它仍然必须偿还10亿美元。

以上面的例子为例，一个拥有100亿美元捐赠基金的基金会以2.5%的利率发行了10亿美元的30年期债券。为简单起见，假设债券收益在第一年使用，整个30年期的派息始终是前一年总资产价值的5%，投资组合的年化回报率是总资产价值的6.5%。就30年期结束时的预期结果而言，该基金会支付的赠款将比没有发行债券时多支付3.7亿美元，但其捐赠基金将减少约20亿美元。

额外的赠款支付将在最初几年发放，每年的支付金额逐渐减少(相对于正常业务)；展望未来，20亿美元的缩水意味着赠款预算将永久减少1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复利损失，这一缺口将继续扩大。基金会可能会决定，未来支出能力的下降值得现在支付更多——这是前面讨论过的问题，我下面再谈一谈。但它绝不能避免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权衡。

此外，发行债券还有其他几个后果，在公众对这一选择的讨论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我相信，选择发行债券的基金会内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审查)。首先，债券持有人现在拥有对基金会资产的债权，其法律优先权高于基金会对受赠者的非合同义务。在经济景气时期，这可能无关紧要，但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发生时，特别是如果情况严重，基金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可以采取的行动上受到限制。

其次，更重要的是，作为对捐赠的额外要求，债券发行增加了与基金会投资组合相关的风险。基金会基本上对其捐赠基金采取了加杠杆的立场（leveraged position）。如果基金会会和投资团队的风险承受度因今天希望提供更多赠款而提高，那么这可能是一场*，但这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

在上面的假设例子中，我假设市场回报率每年都是稳定的。在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市场衰退的年份，在这些年里，基金会将感受到在资产池减少的赠款之外支付利息的影响。当然，也会有好年景，基金会将受益于它通过举债保留的资产。通过风险调整的透镜，二者价值相同。但代价是接受更高的波动性和更大的年度回报变异性，从而降低现金流(以及支付率)的稳定性。

增加的风险并非微不足道。在我的例子中，下降20%的可能性增加了10%，而下降30%的可能性增加了20%，下降40%的可能性增加了30%。这正是接受捐赠的基金会通常避免单一捐赠来源原因。这一普遍做法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被证明是值得借鉴的，但这也意味着经济上更巨大的挑战性。

如果我们优先考虑当前支出需求而非未来需求的话，随之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通过债务融资来实现这一目标是否比简单地清算资产更好？支持当前支出的观点尽管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主要共识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增加当前支出都会降低未来的支出能力。但当前支出与未来支出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清算资产还是发行债券，基金会在第一年的支出都比往常增加了10亿美元。

但清算10亿美元的资产开始对第二年的支出产生重大影响，而如果资金是通过债券筹集的，对支出的影响则较为缓慢。在同样的30年内，清算资产的基金会将比发行债券的基金会少支付12亿美元的赠款。

然而，如果基金会通过清算资产来为10亿美元提供资金，就不需要支付利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捐赠基金会收复失地。在30年期结束时，捐赠将比往常少15亿美元(债券情况下少20亿美元)，这意味着其未来的赠款预算将永久性地每年比往常少7500万美元，而债券情况下每年少1亿美元。还要记住，在这两种情况下，复利都会导致赠款预算的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

因此，就发放的赠款金额而言，发行债券在短期内等同于清算资产，在中期更好，在长期更差。此外，发行债券还会增加风险和波动性，以及债券持有人和受赠者之间的潜在冲突。

那么，发行债券和清算资产，哪个更好？我不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随之而来的决定可能是现在花更多的钱，我们已经看到这对未来的支出有重大影响，无论是清算资产还是发行债券。一旦做出决定，平衡这些选择的不同成本和收益取决于人们对经济的乐观或悲观程度，基金会在市场变化时调整赠款支出的灵活性，以及它认为它可以或将要使用这种灵活性的纪律性。

论点三：新的资助者 | 有时，资助者不那么担心未来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坚信将会有新的财富和新的资金来填补缺口。大卫·卡拉汉（David Callahan）有充分的理由将其著作《捐赠者》(The Givers) 加上名为“新镀金时代的财富、权力和慈善”（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的副标题。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涌现了大量新财富，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会流向慈善事业，在慈善事业中，这些财富将超过该行业目前的资源，就像一个世纪前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其他人创造的新财富一样。

这或许是真的，但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的大型资助者都表示，他们计划增加支出。“镀金时代”不是连续的，从最初的那个时代到现在，慈善资源有所增长，但与这两个时代的财富的增长相差甚远。我们可能会看到慈善支出出现有限的增长，尽管增幅很大。还要注意的是，尽管有大量的新资金在市场中出现，但需求的范围和规模也在增长。这还包括慈善事业的雄心，慈善行业从业领导者越来越渴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

但依赖新资金的真正问题在其他方面。正如我之前所写的，慈善事业最大的贡献需要在捐赠的同时发展持久的（捐赠者与受益者）关系和深厚的专业知识。进步是通过对长期战略和努力的持续资助而取得的，基金会能否服务好受益者与其所在社区取决于他们的承诺、连贯性和长期存在。

即使有新的资助者带来了更大的资源，遗产基金会仍在在今天继续着发挥的巨大作用。想象一下，如果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和福特家族在大萧条期间都把钱花光了，或者大幅缩减了他们的慈善规模，那么现在的慈善事业会变得多么黯淡。如果这些基金会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带头推动民权运动、绿色革命、早教等风潮，当今的慈善事业又会在哪里。

或者，如果这些遗产资助者当时就已经把钱花光了呢？如果新资金也没有再出现，那么大量资金将会损失殆尽。而在慈善事业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机构文化和智慧，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机构通过长期存续和大量持续投资的结合所浇灌的慈善，是不容易转移或复制的。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休利特基金会在环境领域已经深耕了50多年，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北美西部一半地区的生态完整性。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一过程是阻碍重重的，我们经历了和胜利一样多的挫折。我们的战略和方法随着我们的学习和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我们的进步取决于我们利用我们的经验、声誉、关系和网络的能力，这些都是稳定的资金和坚定的承诺的产物。其他资助者来来去去，但很少有人表现出同样的坚定不移或愿意坚持这条道路，而这是成功所必需的。如果休利特基金会停止或大幅减少其支持和承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进展将同样程度地减弱。

再看看著名的罗森沃尔德学校（Rosenwald Schools）的例子。这些学校是20世纪初在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和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支持下资助和建造的。为了增加黑人儿童受教育的机会，罗森沃尔德乡村学校倡议制定了一项配套捐赠计划，在1913年至1931年期间，为生活在美国南部农村的黑人儿童建造和运营了近5000所学校。

这项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28年，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儿童在罗森沃尔德学校接受教育，在校率、识字率、受教育年限和认知测试分数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罗森沃尔德基金在1932年停止建设学校，并在1948年耗尽资）。其他资助者对罗森瓦尔德和华盛顿的非凡成功几乎没有表现出兴趣，他们将重点转移到了教育融合上。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所有的罗森瓦尔德学校都关闭了。如果该基金将其计划扩展到更长的时间段——在任何时候建造更少的学校，但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来维护它们，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州政府持续的破坏努力，是不是会更好?

艰难的抉择

我的以上论述并不完全为了论证基金会在分配资金时，总是要着眼于永续存在。而是说，不这样做会给未来带来代价，就像不在当下多花钱也会有代价一样，而且无法逃避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经济平稳时期，资助者的常规支出做法通常反映了他们决定如何平衡这些成本。当经济衰退发生时，他们必须选择如何重新平衡他们的支出：是否以牺牲未来的努力为代价来维持他们现在的计划，或者反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个人现在多花钱所能创造或保留的好处，是否大于未来因此而减少的好处。

一些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支出的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认为，在当前需求的明确现实和未来需求同样巨大的假设可能性之间，没有任何比较。这只是对减少开支的论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因为在选择是否改变正常的开支做法以应对经济衰退时，其真实性并不比一开始就建立这些做法时更高或更低。社会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慈善机会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能会增加，但未来也会如此，因为未来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未来没有必要做慈善，或者慈善资源将超过解决社会需求的需要，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这种可能性搁置一边。当涉及到长期的大问题——贫困、种族主义、教育机会、人权等问题时，我们可以确信两件事：第一，目前的需求比慈善事业今天所能解决的更多，即使资助者花光了他们所有的钱；第二，即使今天花更多的钱解决更多的需求，未来仍会有更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慈善事业也无法解决。

那么，基金会和其他慈善家应该如何决定该怎么做？让我们不要假装有一个分析严谨或统计可量化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人们最多只能做一个有根据的猜测——这或许应该让每个人在强烈谴责其他得出不同结论的人之前暂停一下。在选择指责之前，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那就是没有一个答案适用于整个慈善领域。不同参与者在不同时期的决策会因众多因素而有所不同，如：经济衰退的性质、规模和预期持续时间，公共机构和营利性机构是否以及以何种形式作出反应，以及特定资助者的目标、方法和机会。

正如资助者对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正如他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正如他们对是否减少支出或节约资源以在一段时间内支出有不同的看法一样，他们也可以对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支出是否更有利于实现其目标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一个通常致力于长期支出的资助者应该如何决定是否超额支出？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天解决，以避免未来可能成倍恶化的危害，但即使在这里，关于支出的选择也可能是困难的。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超额支出，那似乎就是这个问题了。休利特基金会每年花费1.2亿至1.3亿美元用于缓解全球变暖，超过其总拨款预算的四分之一。选择这个数额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甚至仔细的计算：考虑到其他需求和优先事项，以及我们将总支出限制在5%左右的标准做法，这是我们认为能够投入的努力。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坚持上限呢？在我发表了一篇批评其他资助者无视气候变化的社论后，大卫·卡拉汉（David Callahan）尖锐地在推特上写道："与此同时，（休利特）不会动用它的捐赠本金来来应对它认为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

但“不会”这个词用得太重了。休利特基金会的支出政策反映了一种务实的判断，即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实现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这并非有多么神圣，如果我们相信这将与机会成本相比产生足够有意义的变化，基金会必定会在此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但是，对我们来说，仅仅花更多的钱在我们已经在气候问题上所做的事情——甚至比这更多，甚至是我们所有的捐赠——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会控制更多的排放，但只会限制我们解决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的能力，而且不会显著改变整体的气候计算。

这是因为，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既需要大量的资源，也需要更多资助者的能量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超支有助于实现这一努力。例如，可以激励新的资助者大规模加入，或者催化能够推动进展的关键新工作。以上方案也已经纳入我们的行动方案考量范围之内。

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许多增加基金会支出的呼声。对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来说，这次经济低迷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乍一看，经济后果可能是极端的——我们正在走向的不仅是像2009年那样的严重衰退，甚至可能走向大萧条。然而，到目前为止（编者注：本文首发于2021年1月），金融市场一直保持坚挺，大多数受赠者面临的威胁是伴随任何经济低迷而来的，即资助者可能会削减他们的赠款预算，个人捐赠可能会减少。那些资助者确实削减了赠款的非营利组织将需要暂时放慢或减少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再生，根据5%的支出政策背后的猜测，资助者将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好地、更多地支持他们和其他非营利组织。

目前情况下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要求民众就地隔离的指令下，经济被迫关闭。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这给一部分非营利性组织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这些组织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供只能亲自提供的服务，比如表演艺术组织。对于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就地隔离意味着失去除了赠款和捐赠之外可能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花更多的钱来拯救那些可能因为隔离而倒闭的关键组织是有意义的，因为隔离使它们无法获得基本收入。资助者甚至可以将这个子集扩大到任何对一个项目或战略很重要但无法在当前的经济低迷中生存下来的被资助者。

(以休利特基金会为例，这类组织规模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表演艺术资助组合中。我们能够通过使用下文最后一节所述的未分配资金，在不改变我们的正常支出做法的情况下为这些活动提供支持。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2021年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经济继续停摆，或者一波又一波地重复，那些目前设法勉强度日的组织，特别是在市场开始接受连锁经济后果甚至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下去。到那时，我们将需要重新评估，尽管如果情况太极端，资助者的资源可能因太少而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躲起来，度过风暴，并计划重建，最终可能仍是有意义的。)

道德风险

在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的例子中，超支的决定是对一种独特的、明显的需求或机会的回应，在这种需求或机会中，抑制未来支出的相对成本与其好处是具体、可识别和合理明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决策过程的一个特点似乎没有在当前的辩论中引起注意——即相关决策者的动机天生就偏向于关注当下。

在经济学中，当一个行为者从采取行动中受益，而与该行动相关的部分或全部风险由其他人承担时，就存在“道德风险”。支付决策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经济低迷时期是否增加支出的决定必须由基金会现任会、总裁和项目官员做出，他们都有强烈的动机说“是”。通过增加支出，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他们将赢得其受赠者和受益者的感激之情，他们渴望得到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还会得到记者和评论员的赞扬。既然这是天平的一边，为什么要有所保留呢？在权衡现在和未来的机会时，偏爱当下看似理所应当，因为所有的好处都是今天产生的，但所有的成本将由未知的继任者和不知名的未来受赠者和受益者承担。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决定超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有人图谋不轨，而是因为这就是人类心理的运作方式。因此，大部分支持当前支出的讨论都不确定未来可能的需求是什么，并一厢情愿地断定未来的资源将足以满足这些需求。减少的资源对以后管理基金会的人来说不是抽象的，对于受赠者和受益者更不是。因此，限制支出的规则是一种工具，用于抵抗这种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容易使得现任会和员工倾向于授权自己增加支出的偏见。

这样的规则不需要也不应该完全僵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一些例子中，为了应对经济低迷而超支是有意义的。但我们希望理事会和首席执行官会深思熟虑，进行自我检查，以确保他们公平地平衡了未来受赠者和受益者的需求，因为他们完全出于下意识的、本质在于服务自我利益的动机，会对这些需求予以忽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求相关成员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超支是正确的，服务于特定的、可识别的、重要独特的需求或机会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预见到问题

当我们一直在争论基金会是否应该增加支出时，完全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本来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或缓解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阻止经济动荡，但我们肯定可以更好地为之做好准备。下面，我简要地谈一谈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可以采取的两项措施，这两项措施可能会在正常的经济低迷时期满足他们的全部或大部分需求，并在严重的经济低迷时期明显缓和他们的需求。

一般运营支持 | 我父亲是个小商人。他开了一家社区杂货店，然后开了一家熟食店，再然后开了一家小热狗店。在他所有的生意中，他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所谓的“未雨绸缪基金”，这指的是三个月的储备（尽管他没有上过大学，也从未学过这种财务语言)。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强调，我们不需要MBA学位或非常复杂的知识，就应该能意识到保持良好后备资金的必要性。然而，很少有非营利组织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的资金来源减少时，他们总是立即陷入困境。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没有足够的储备呢？资助者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绝大多数资助者只提供严格控制的项目赠款，而不是提供一般运营支持（General Operating Support, GOS)，非营利组织可以利用GOS来建立资金储备(以及应对复杂情况的更广泛的组织弹性)。糟糕的是，这些项目拨款甚至很少覆盖项目的全部成本，这迫使非营利组织使用他们收到的少量GOS来弥补缺口。(休利特基金会不是这样资助的：大约70%的资助资金是灵活的，我们努力为资助项目的真实成本提供资金)但缺乏储备不仅是资助者的责任，因为即使非营利组织有可用的GOS，他们也很少用它来建立资金储备；相反，他们用它来扩大业务，以增加其短期内的直接社会影响力。

如果经济一直保持增长，而且从未出现低迷，那就不会有问题。但经济低迷的出现是必然的，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都未能对它们进行预测和规划，这集中体现了经典的短期思维：“让我们在今天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不要担心未来不可避免的事件，它会给我们的受赠者或我们的组织的运作能力带来压力。”然后，当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时，更多的解决方案仍未逃脱短期思维的影响：资助者现在被要求增加支出，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尽管这意味着未来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的资金更少。

事实上，许多情况并不是完全不可预见的。我指的不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那种严重的经济停滞，我指的是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并需要动用储备的严重低迷。为此，我们在2009年进行了一次类似彩排的活动，从大衰退中走出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资助者和非营利组织会意识到有必要为完全可以预测的下一个“雨天”做计划。然而，很少有资助者或非营利组织从2009年的教训中制定出应对经济低迷的具体计划，几乎没有人改变他们的筹资或储蓄方法。因此，当确实提供GOS的资助者被要求增加支出时——实际上是被要求进一步补贴其他人目光短浅的筹资方式——他们有理由怀疑是否会发生改变。还是每个人都会回到同样的坏习惯，让非营利组织再度陷入同样脆弱的境地？

但我们仍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因新冠肺炎停工后不久，数以百计的捐赠者立即承诺放松对其赠款的限制，包括“将基于项目的赠款转变为不受限制的支持”，以及“使新的赠款尽可能不受限制”。更多的人在没有签署正式承诺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些步骤。如果目前的危机没有带来其他的影响，那就让我们希望资助者在危机结束后继续这些做法，学习那些强调不受限制支持的资助者早就理解的东西——提供GOS可以提高他们所支持的组织的效率、效力和弹性，从而更好地推进他们的目标。(当然，在许多情况下，项目支持是适当的，例如当第一次探索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确定是否一致时。但项目资助应该除外，而不是规则，资助者应该注意覆盖项目的真实成本)

充足的储备将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能够明智地应对大多数衰退。但事实证明，新冠肺炎可能比大多数衰退更严重——尽管如上所述，市场迄今为止表现得令人震惊地好——而且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中，这正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管理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危机所需的资源规模是巨大的，这场危机对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影响一样大，触及社会的每一个部门。只有公共机构才有能力解决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政府寻求帮助。理想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就像营利性组织)将依靠储备来维持最初的几个月，直到有公共资源可用来帮助它们向前发展。

诚然，美国国会最初拨款的2万多亿美元提供了亟需的救助。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我们尚不清楚我们的政府是否会继续为无数有需要的企业和组织提供足够的资源。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不清楚这些公共资源中有多大比例会流向我们的部门。额外的政府援助肯定会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援助是否足够。因此，尽管储备和政府援助可能是重要的一线防御措施，但必须承认，它们可能还不够，这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情况。

拨款储备 | 2018年，休利特基金会理事会批准了一项计划，其中列出了它将如何应对未来的经济衰退。我当时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公开描述了这一计划，并在我们开始就地避难后不久发表的一封致受赠者的公开信中重申了其要点。简而言之，我们的计划旨在平衡当前和未来受赠者的需求，方法是在经济低迷的年份保持支出，在下一年将赠款预算重置为捐赠基金减少的净资产价值的5.1%左右，并通过减少每年年初未分配的部分来冲抵我们的赠款预算中必要的削减。

我们根据2008年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这项计划。在那次经济低迷期间，我们被迫大幅减少了赠款的发放，随着捐赠基金恢复其价值，我们并没有将所有的再增长资金都投入到项目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每年新增长的大约40%分配给未分配的“灵活”资金。这些实际上是一种赠款储备。在年景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灵活的资金发起有时限的计划，探索新的工作，并对意想不到的需求或机会做出反应。但由于我们的计划或受赠者都不依赖这些特定的资源，当经济低迷发生时，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冲抵我们捐赠价值的减少，而不需要减少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支持。这反过来又为未来的受赠者和受益者保留了捐赠基金的消费能力。

我们的计划没有回避在现在和未来的受赠者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它以一种使我们能够继续全力支持现有受赠者和受益者的方式解决冲突，同时也为未来保留我们的消费能力。该计划受到我们未分配资金数量的限制，但我们已经建立了足够的资金池，在需要甚至考虑减少对正在进行的项目和计划的支持之前，就可以冲抵多达20- 25%的金融市场下跌。我们放弃的是我们现在去做更多或者新事情的灵活性，至少在赠款开始再次增长之前是这样。总的来说，这似乎是最明智的权衡，至少在没有像前面讨论的那样独特或特殊的情况下是这样。

在关于5%支出规则的更令人费解的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它“意味着95%的‘基金会资源‘仍未得到利用。” 这句常被听到的格言是带有挑衅性的，但它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让资产处于不活动状态和利用它们产生盈余收入，使基金会能够在未来年复一年地继续做善事，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我所承认的那样，有一个现存的问题是，那样花钱最终是否会比现在花钱带来更多好处。但这并不是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在帮助人们和深情地凝视着存放在密室里的一堆金子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种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的选择，即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思考，基金会该如何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帮助最多的人。

拉里·克莱默是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的主席。他曾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和院长。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1年1月4日

原标题：Foundation Payout Policy in Economic C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