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基金会，通过企业基金会来支持或开展慈善活动。企业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企业慈善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议题，但目前仍缺乏对其发展促因的研究。建立企业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从传统慈善理念向战略慈善理念的转变。本文基于战略慈善的视角，探讨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分析为何有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建立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来支持或开展慈善活动。研究从环境层面与企业层面识别了影响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倾向的驱动因素，并选取国内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利用事件史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关联变量的前提下，随着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升高，企业会更倾向于采取建立企业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的形式来开展慈善活动；此外，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强于国有企业，高广告投入占比的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强于无广告或低广告投入的企业。

【关键词】企业基金会；基金会；战略慈善；事件史分析

一  引言 

企业基金会在慈善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范围内，企业已成为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Ouyang et al.，2020），而通过建立基金会来支持或开展慈善活动，是企业践行慈善理念与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以美国为例，2018年通过企业基金会的捐赠占到基金会捐赠总额的近10%，同时占到企业捐赠总额的1/3（Candid，2020）。企业基金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十多年来数量增长非常迅速。2004年企业基金会在基金会总量中仅占2%，这个数字在2021年增至近20%，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其他类型基金会，同时企业基金会的捐赠金额占到所有基金会捐赠金额的10%以上。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基金会，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作为一种区别于直接捐赠的慈善模式，企业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企业慈善理念与运作方式的转型。初期阶段企业的慈善理念仅仅体现在“散财”“做好人好事”层面，企业慈善行为也多为直接赠予，并呈现出零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因此受到专业性与战略性不足、产生的社会价值有限等质疑（Halme & Laurila，2009；Porter & Kramer，2002；赵曙明等，2015）。随着我国企业对慈善的重视及参与程度不断加强与提升，部分先行者开始吸收更加专业的慈善管理知识，秉承“专业运作”“战略慈善”的理念来运营慈善活动（邓国胜，朱绍明，2021；张楠、林志刚、王名，2020）。

建立企业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企业从传统慈善理念向更加追求专业性与目标性的战略慈善理念的转变。企业基金会作为独立的非营利实体，以促进社会公益为使命宗旨，通过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方式来提供公益产品及服务。此外，除了提供财务支持，企业还可以将人力、技术、平台及关系资源等引入基金会，为慈善组织带来商业所特有的效率和创造力。相比于直接捐赠，建立企业基金会被认为是一种更有利于企业践行战略慈善理念的方式（张楠、林志刚、王名，2020）。

在现有关于企业慈善的研究中，大多仅仅关注企业捐赠的金额与领域，而忽略了企业在慈善方式选择上的差异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本文在战略慈善视角下关注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与直接捐赠等慈善方式之间的差异，并聚焦于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建立企业基金会来支持或开展慈善活动的动因。本文从环境层面与企业层面识别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倾向的相关影响因素，并选取国内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验证。

二  我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 

企业基金会是由企业发起，且资金主要来自发起企业，以践行公益事业为导向的非营利机构。[3]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为我国民间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企业基金会也因此而迅速涌现。仅2004年到2018年，企业基金会数量便由16家增长至1249家（见图1），年均增速高达37%，远高于同期其他类型基金会。当前，我国企业基金会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上广、江浙等经济社会条件较好的地区；与此同时，设立企业基金会的公司大多数处于工业、房地产业、消费类行业、信息及技术业、金融业等行业。

图1 我国企业基金会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公开信息整理。

相比以直接捐款的形式来开展慈善活动，建立基金会对企业在资金和精力方面的投入有着更高要求。首先，建立基金会有一定的资金投入门槛，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全国性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不得低于2000万元，地方性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不得低于200万元，且基金会每年支出需要至少达到上一年度基金余额的8%。

其次，除了资金投入外，基金会还须有相应的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基金会的活动还必须严格接受社会监督，每年的资助活动、资金变动、人员变动等信息都要按规定及时披露。即便如此，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建立自己的企业基金会。尽管有研究表明企业基金会在运作慈善活动的过程中更加具有专业性与目标性，建立企业基金会也被认为是企业践行战略慈善理念的一种新模式（张楠、林志刚、王名，2020）；然而，我们仍然缺乏对其背后促因的实证研究。

三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战略慈善理论

战略慈善强调企业慈善行为与商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认为企业慈善行为可以兼顾社会价值和企业目标（Post & Waddock，1995）。依据Carroll提出的金字塔模型，企业在慷慨解囊的同时也面临财务约束，因为经济责任是企业最为根本的责任。为激发企业参与慈善的内生动力，学者和实践者们开始关注慈善与企业目标之间的联系，寻求一种既促进社会福祉也裨益企业本身的共赢模式（Saiia，Carroll & Buchholtz，2003），又或称战略慈善。Porter和Kramer（2002）对战略慈善机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们认为现代公司的发展与其所处环境中的供需条件、政策支持、产业集聚等要素息息相关；公司开展公益项目需要尽可能地与这些战略要素关联起来，从而裨益公司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与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契约关系上（Freeman & Evan，1990），包括与股东、消费者、员工、供应链伙伴、政府以及社区等之间的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关系。企业需要权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满足其期许偏好，进而赢得认同与支持。企业可以通过慈善行为树立良好的形象，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如赢得员工信任、消费者忠诚、公众认同等（McWilliams & Siegel，2001）。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会采取特定行动来提升其对外部资源的掌控能力，保障资源获取的持续性以应对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Pfeffer & Salancik，1979）。基于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关系，企业从各类利益相关方处获取关键资源。通过开展符合利益相关方价值取向的慈善活动，企业能够获取利益相关方认同，进而增进信任，稳定外部资源的供给支持。

在竞争加剧以及公众关注度提升的环境下，直接散财的慈善模式已落后于现代企业和社会的发展理念，而企业慈善行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Mullen，1997；Gautier & Pache，2015）。Porter和Kramer指出传统的企业慈善行为存在较强的随意性，其捐赠也十分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设计（Porter & Kramer，2002；2006）。国内学者也揭示出我国企业家在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缺乏系统设计和专业性，以及慈善方式单一等问题（赵曙明等，2015）。简单、零散的捐赠行为既难以裨益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十分有限（Halme & Laurila，2009；Porter & Kramer，2002）。

（二）战略慈善视角下企业基金会的角色

战略慈善理论强调企业慈善行为与商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慈善可以通过帮助企业改善与利益相关方关系来实现战略效益。然而，不同企业通过慈善行为来改善与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意愿和努力程度并不一样。资源关系中所隐含的权势结构会影响到组织应对利益相关方期许的策略选择（Frooman，1999），比如当利益相关方掌握组织所需的关键资源，而资源获取又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时，组织就会采用更有力的举措来巩固资源关系。因此，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视度越高、依赖性越强，越会倾向于采取更有效的慈善方式来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企业践行慈善的方式选择会影响战略慈善目标的实现。相比于企业直接捐赠，企业基金会拥有组织化运作的优势，能够以更加系统、专业的形式来实施慈善行为（李新天、易海辉，2015；张楠、林志刚、王名，2020）。企业基金会设有专门的内部控制主体理事会来负责整体的战略性决策与管理，保证基金会合理有效地分配慈善资源，而不是即兴“散财”。此外，作为专业的非营利机构，企业基金会通常会建立常态化的组织流程来科学和有效地运作慈善活动，如项目的规划、管控及评估等。

相比简单、零散的直接捐赠而言，通过建立基金会来运营慈善活动能使企业更加有效地实现其战略慈善目标。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在运营慈善过程中更容易直接获得公众的信赖，在提升企业声誉、品牌形象等方面更为有利（Westhues & Einwiller，2006；Heydemann & Toepler，2006）；其次，通过基金会运作慈善更具有专业性，如以项目制的方式来运营慈善活动，通过事前规划、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等闭环性流程，促进项目的持续改善和创新，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最后，企业基金会可以扮演边界组织的角色，成为连接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桥梁”。由于其公益属性，基金会相比于企业更容易寻求跨部门合作，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撬动了更多力量来扩大慈善项目的影响力，实现口碑打造的乘数效应（Herlin & Pedersen，2013）。

根据已有文献，企业基金会被认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制度压力（Dennis，Buchholtz & Butts，2009）、培养政商关系和改善商业环境（Su & He，2010）、融入当地社区（Gautier & Pache，2015；Hornstein & Zhao，2018）、提高员工忠诚度（Greening & Turban，2000）、修复企业形象或提升企业声誉（Marquardt，2001）等。

（三）研究假设

在战略慈善视角下，对于在特定运行环境或具备某些特质的企业而言，企业基金会在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及组织生存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潜力更大，因此这些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建立自己的企业基金会。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见图2）。

图2 模型框架

1.地区/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与企业基金会建立倾向

企业所处的环境对其战略慈善意图以及建立基金会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随着所处环境整体慈善水平的提升，企业将越来越难以通过直接捐赠来达到其战略慈善目的，而建立企业基金会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在战略视角下，企业想要争取正面的外部反馈来提升竞争力，不仅需要符合制度环境的基本规范，还需要设法进一步和同辈企业们（peer enterprises）区分开来，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利益相关方期待（Deephouse，1999；Durand & Calori，2006）。同辈企业，包括同地区和同行业的企业，由于在区位或商业特征上与焦点企业（focal enterprise）相近，被视为焦点企业生存及发展最直接的参照。当同地区或行业的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较低，即同地区或行业的企业参与慈善普遍较少、慈善投入程度普遍不高时，外界对企业的慈善期待较低，焦点企业很容易通过捐赠等行为脱颖而出，引发正面反响，增强其品牌形象的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直接的捐赠行为就能达到战略目标，因此建立基金会的动力不强。而当同地区或行业的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较高，即企业慈善的氛围浓厚且投入程度较高时，外界对企业的慈善期待也随之升高，简单直接的捐赠行为可能仅仅符合“达标”的期待水平，难以让焦点企业在众多行善主体中崭露头角。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基金会能够帮助企业与其他同辈企业区分开来，以更专业、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利益相关方期待，进而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Porter & Kramer，2006；Werbel & Wortman，2000）。因此我们认为，随着地区/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升高，企业倾向于采取建立企业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的形式来进行慈善。综上，我们提出假设：

H1a：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企业所在地区的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

H1b：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企业所在行业的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

2.企业性质与企业基金会建立倾向

政府不仅是企业的监管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Marquis & Qian，2014；Wang & Qian，2011）。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依赖于政府所掌握的关键资源。由于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先天就拥有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受到政府的支持或制度保护。而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政治保护等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具体表现在税收、融资、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Hellman，Jones & Kaufmann，2003；Wang，Wong & Xia，2008）。

由于民营企业获取关键资源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们不得不更加主动地与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各种关系（张建君，2013），而积极参与社会福祉活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渠道（Neiheisel，1994）。因此，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动力通过慈善行为来培养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在此情况下，建立企业基金会来运营慈善项目对这种战略慈善动机的实现更为有效。张楠、林志刚和王名（2020）的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成立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的方式来开展慈善活动。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比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及其他机构主体的信任、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在与政府、社会组织等机构对接工作时，企业或企业家以基金会的名义也更容易被接纳，并得到更多的善意关注。这表明企业基金会在企业与政府等部门之间能够发挥“桥梁”作用，促进跨部门合作（Herlin & Pedersen，2013）。因此我们认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重视通过慈善来培养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更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来运营慈善活动。

H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

3.企业营销强度与企业基金会建立倾向

恰当的慈善行为被认为有益于企业品牌形象和获取消费者认同。慈善行为通过迎合消费者倡导的价值观来帮助企业赢得信任（Ricks & Williams，2005；周祖城、张漪杰，2007），为其产品或服务争取“溢价”空间。重视营销的企业更依赖品牌形象来塑造竞争优势（Porter & Kramer，2002），因此参与慈善的意愿和努力程度会更强和更高（张建君，2013）；而企业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机构，更容易获得公众信赖。

企业基金会与企业在品牌名称及标识、组织文化以及活动开展上具有交叉性，因此企业基金会在声誉、品牌形象方面对企业有很强的溢出效应（Westhues & Einwiller，2006）。在营销视角下，作为企业差异化战略的一种，慈善对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帮助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早年参与慈善的企业较少，捐赠行为很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如在2008年，某凉茶企业在地震灾害发生后捐赠1亿元用于救灾援助，随即获得巨大社会反响，在公众的一致好评下企业实现了销售额的飞跃式增长。

但随着参与慈善的企业越来越多，简单直接的捐赠行为日趋同质化，其帮助企业获取消费者关注与好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成立基金会来运作慈善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企业基金会作为专业的非营利机构，其慈善品牌更具有辨识度，更容易获得行业媒体的正面曝光。此外，通过持续、科学地运作慈善项目，可促进企业在慈善活动中展现专业能力和创造力，进而与其他的捐赠行为区分开来，更有效地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与认可。因此我们认为，营销强度越高的企业越重视慈善为其带来的差异化效用，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来运营慈善活动。

H3：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营销强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

 四   样本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我们通过名称、发起方、出资方等信息对这些企业基金会所对应的发起企业进行一一匹配。我们从基金会中心网、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等整理这些信息，并逐一从各企业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收集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最终获得截至2017年共计1145家企业基金会的详细信息。在识别出的1145家设立了基金会的企业中，有184家上市公司（国内上市公司123家）。鉴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基金会发起企业为上市公司的作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数据来源于权威的金融数据库——Wind数据库，因此我们从Wind数据库中获取了所有A股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

本文选取的事件观测期为2004～2017年。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看，2004年之前国内普遍为官办基金会，针对民间基金会注册和运营的法律框架基本缺失；而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填补了这一空缺，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并降低其注册门槛。《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从正式法律法规的层面为企业基金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对我国基金会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着分水岭的意义。因此，我们将2004年作为观测的基本起始点（2004年之后上市的企业以其上市年份作为基本起始点），以企业注册基金会或观测截止期2017年作为结束点。在剔除财务数据的极端异常值和其间发生退市的样本后，总共形成了32696个“企业-年度”样本，在3474家企业中“事件”发生——建立基金会的企业为121家。

（二）变量测度

同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首先，我们基于慈善捐赠额计算各上市公司的慈善水平（年度捐赠额/年度总收入）。然后根据公司的注册地，我们汇总计算了各个省份上市公司的年度平均慈善水平，以此作为衡量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指标。

同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同样的，我们根据公司所处行业，汇总计算行业内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平均慈善水平，作为衡量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指标。

企业性质。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占控制的主导地位，政府意志体现在企业行为中；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占主导地位的股东是一个私有实体或个人。我们将民营企业的变量编码为“1”，国有企业的变量编码为“0”。

营销强度。营销强度由企业广告投入体现，广告投入水平较高的企业更关注品牌建设与维护，倾向于寻求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在模型中，我们将企业的广告投入强度作为测度指标，即年度广告投入支出占年度总收入的比重（Zhang et al.，2010；Wang & Qian，2011）。

控制变量。我们选取其他可能对企业慈善行为产生影响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年度销售额的对数值）、企业上一年度的资产回报率（ROA）、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反映企业冗余资源的水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年龄（企业成立的年数）。我们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同地区企业基金会的数量和同行业企业基金会的数量。此外，企业也有可能通过加大直接捐赠的金额投入（而不一定要建立基金会）来实现战略慈善目的，因此我们在变量中加入企业同年度以及上一年度的慈善捐赠水平，进而在控制捐赠投入力度的前提下来验证企业建立基金会倾向的影响因素。为消除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影响，我们还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和对应年份的哑变量（dummy variables）。

由于企业建立基金会的行为可能发生在某年度中的任何一个时点（如年初、年中、年末），为保证动机分析中的时间贯序性，本文所有自变量皆为上一年度的滞后值。

（三）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来验证企业成立基金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关注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对企业是否建立企业基金会进行持续时间内的追踪观测。如果将建立企业基金会作为一个概率事件，企业在观测期内就一直存在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这一概率既受到时间推移的影响，又受到企业所处环境及企业特征等多方面自变量的影响。事件史分析方法（又称“生存分析”）适用于对这种纵向数据的处理与研究。事件史分析方法通过构建连续时间、离散状态的随机模型，来考察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并分析其发生概率的相关影响因素（Mayer & Tuma，1988）。

风险率（hazard）是事件史分析的核心概念，表示研究对象在某一特定时间点t发生事件的瞬时概率。若用T表示研究个体发生事件的时间，则风险率可用以下函数表示：

持续期（duration）是指从开始观察的时点与事件发生的时点或尚未发生的研究主体被删节的时点之间的间隔。如果把企业建立基金会作为一个概率事件，则从观测起始期企业就持续存在建立基金会的概率，直到“事件发生”或观测期满为止。

我们选择事件史分析中最常用的半参数模型，即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估计。Cox比例风险模型可以估计出相关因素与事件发生概率之间的依存关系，且不需要对事件发生的风险函数进行先前设定，具有高度灵活性。如果用h0（t）表示基准风险函数，则Cox比例风险模型基本形式为：

其中X=（X1，X2，…，Xp），是除了时间之外可能对风险率产生影响的自变量的集合，通过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偏最大似然估计来得到系数β的具体取值，进而确定自变量对事件发生率的影响。

 五  实证结果 

表1为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对这些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其中平均VIF值为1.04，最大VIF值为1.13，远低于10这一预警值，因此可排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为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统计结果。Model 1为基础参照模型，自变量为所有控制变量。统计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上一年度财务表现越好，则建立企业基金会的概率越大。Model 2在Model 1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行业层面的关键自变量，即“同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同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Model 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企业层面的关键自变量，即“民营企业”“广告投入强度”。Model 3的结果显示，“同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β=20.407，p＜0.001），而“同行业整体企业慈善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β=0.705，p＜0.01），换算后的风险率系数（hazard ratio）为2.024，表明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会提高102.4%，假设2得到验证；“广告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β=0.024，p＜0.001），hazard ratio为1.024，表明企业广告投入占销售额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则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将增加2.4%，假设3得到验证。

图3、图4、图5分别显示了在不同的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企业性质以及广告投入强度下，“事件发生”（设立企业基金会）在持续期内的累积风险率。可见，在整体企业慈善水平高的地区，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在各个时间点上都明显强于整体企业慈善水平低的地区；民企的累积风险率在各个时间点上都高于国企；高广告投入占比企业的累积风险率在各个时间点上也都高于无广告投入企业。

图3 同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与企业基金会成立的累积风险率

 六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战略慈善视角分析了企业成立基金会的促因。企业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辨识度高、专业性强，相比直接捐赠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方的信赖与认可。本文提出，当企业有更强的意愿通过慈善行为来改善与利益相关方关系乃至组织生存发展环境时，其有更强的动机来建立企业基金会。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所在地区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越高，企业越会倾向于采取建立企业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的形式来进行慈善；此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的倾向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广告投入强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

图4 企业性质与企业基金会成立的累积风险率

图5 广告投入强度与企业基金会成立的累积风险率

（一）理论贡献

本文强调了企业在实践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对于慈善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已有关于企业慈善的研究大多都以企业“是否捐赠”“捐赠多少”“捐到哪里去”为观测对象，并未细致区分企业慈善的实践途径。一些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慈善行为来树立品牌形象、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进而实现战略慈善目的（如McWilliams & Siegel，2001；Mackey，Mackey & Barney，2007），但忽略了战略慈善导向下企业在慈善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差异。Gautier和Pache（2015）认为企业慈善行为不局限于“捐款捐物”的简单形式，也可以同商业活动一样以一个组织化的过程来进行运作，并倡导在研究企业慈善参与动因等规律时还应当区分企业慈善投入的过程和方式。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探讨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和直接捐赠的差异，并对影响企业慈善方式选择的驱动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面临不同的竞争和合法性环境时，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视和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会选择不同的路径来参与和实践慈善活动，进而更有效地实现企业慈善的战略目的。

企业基金会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一些企业从传统慈善理念向战略慈善理念的转型。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到，企业在提升慈善投入水平的同时，其参与慈善的理念与方式也在演变，企业慈善领域正在形成新的思想、工具与生态（邓国胜、朱绍明，2021；兰青，2018）。然而，已有文献对企业基金会在企业慈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缺乏系统性阐释，企业基金会迅速发展这一现象与其背后我国企业慈善理念演变的关系也尚未明晰。本文提出，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企业基金会而非直接捐赠，是企业强化战略慈善理念的重要表征。通过设立企业基金会，企业得以专业、目标明确地运作慈善活动，从零散、临时性的传统捐赠模式转向更加追求效率与创新。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环境及企业特征因素的影响下，企业会有更强的战略慈善动机，其建立企业基金会的概率也会更高。具体而言，企业所在地区的整体企业慈善水平越高，则越难通过零散、临时性的直接捐赠来实现战略慈善，越倾向于通过建立企业基金会来运行慈善活动；对于具备某些特征的企业（如民营企业、广告投入占比高的企业），建立企业基金会相比直接捐赠更有利于企业在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获取信任、改善品牌形象以及促进跨部门合作，从而使得这些企业更愿意建立企业基金会。

本研究还表明，在中国情境下，企业面对慈善领域的制度规范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响应范式。有学者在对企业传统慈善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企业慈善行为是对制度规范的遵循与服从（Campbell，2007），在制度“同构”下企业慈善行为应当呈现出同质性、相似性；而这一结论与现实中企业慈善发展的趋势并非完全相符。本研究指出，在中国企业慈善的情境下，面对规范压力，企业会在符合基本制度规范的同时采取更为“主动”的应对措施，更“有意识”地选择和设计不同的行为方式去有效地改善组织内外部环境，从而促进企业实现战略慈善的目的。

（二）实践启示

随着慈善理念的演进，企业参与慈善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直接捐赠或资助等传统模式，企业可以通过更组织化的方式，如建立企业基金会来运作其慈善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倾向于将战略慈善动机与慈善运作方式相结合，而企业基金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慈善寻求“理性化”的趋势。对于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倡导者而言，除了鼓励企业或企业家捐款之外，需要认识到他们慈善参与途径的多样性以及途径选择偏好的差异性，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激励和规约制度，促使企业以更加持续、有效的方式投入慈善事业中。

参考文献和注释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