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后，“社会组织协商”成为公益慈善行业所关注的话题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基层社会组织在其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日前，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在接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访谈时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协商是要带着系统视角去看问题

大家应该听过“盲人摸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系统太复杂，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部分，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看到的代表了全部，所以是对的，这样就容易起争执。这启发我们，我们要学会以系统视角来理解。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面对中国目前的问题，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可能对整个系统形成完整、准确的认识。比如，某个部委要出台一个文件，在北京怎么知道遥远的小山村的情况？虽然可以通过部委到省厅，再到市局和县乡，但这个结构有时并不能及时有效提供信息。

系统视角背后隐含的假设是，每一个主体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政府有非常好的宏观视角，调动能力最强，这是不可置疑的优势，但其局限性在于，未必能够最及时和准确地了解处于毛细血管末端的细微情况、甚至还没被大家认识到的情况。

所以，这就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比如，比如病友组织、残障人士组织，参与的很多病友和家长本身就是其中一员，显然对于这些群体的需求、诉求是最清楚的。这就是社会组织的优势，它能够到达不同的细碎角落，捕捉具体的需求和动态，能够和基层联系以及与其服务的目标人群的联系更紧密。

当然，社会组织自身也有很多局限性，它在宏观视角上普遍很弱，因为很多时候社会组织是扎根到某一个地方关注具体的问题，或者只关注某一个人群的问题。

2015年，中央明确提出要“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这意味着增加了一种新的协商民主渠道。社会组织协商目前还在探索阶段，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协商是要带着系统视角去看问题，我们要特别善于欣赏别人提出的不同观点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叠加起来，我们才能形成对系统的完整认知。当然，这尤其需要一个新的渠道、正式的机制，让社会组织的声音更加体系化地反映上去，服务于决策和实施。

此外，社会组织行业内部的协商很重要，首先应该就一些重要问题形成内部的共识，但目前行业内部形成共识是挺难的，这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有关。

至于社会组织跟其他主体之间的协商，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协商，政府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到决策之前的研讨和决策的实施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反映我们的视角，提供我们掌握的信息，让决策更加科学。但现在看来，体系化、机制化的社会组织协商还未形成。

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中国的实践就是这样，不会因为有一个文件提了几句，就有现成的方法和体系来做，而是从局部试点开始，从局部做起来，有成功的经验才能推广开来。

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我大学毕业后，有过6年在民政部以及8年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简称BC）的工作经历，自2013年加入南都公益基金会也有近10年时间。

在政府工作的6年，让我理解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政府的语言是什么样的，特别重要的是帮我建立起了宏观思维；在BC工作8年多，则让我了解到一个成熟的大型慈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包括项目怎么做、机构怎么管理等等；在南都公益基金会，我亲身参与践行“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真正认识到了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首先，它们的价值首先在于贴近客户、贴近需求，能够了解基层和他们服务的人群的问题、需求、趋势。不管是政府还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他们在宏观视角上有优势，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未必有清晰的了解。比如自闭症，很多老百姓接触到和自闭症相关的公益募款时，看到的都是自闭症儿童画的画，就认为自闭症的孩子都是画画特别好的，但其实并不是，可能只有少量儿童能够做这种艺术创作。

还有盲人群体，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盲人运动员点火炬环节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的朋友圈里有三种观点，完全不接触公益的人认为特别正能量；了解一点公益的在讨论能不能把无障碍设施做得好一点；长期服务盲人群体的则会更合理地解释当时的情况。你会发现，只有长期深入服务这些群体的人，才真正了解实情。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好多盲人其实知道自己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们不是随便穿的。这是好些年前我和专门服务视障人群的公益组织一加一的创始人解岩聊天时他告诉我的。你能想象出他们用什么方法标记衣服的颜色吗？他们会在衣服里面缝一些东西做标记，这样一摸就摸出来。我们不去深入接触这些群体，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也想象不出来。

第二，基层社会组织能够让一些隐性的问题浮现出来成为显性的问题。协商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形成决策前要不要推动在某个方面给予一些政策。有些社会问题并不是政府早就知道的问题，而是做具体服务的基层组织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是他们坚持不懈地通过已有的渠道或者通过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以及与政府人员沟通去推进问题的解决。

事实孤儿现在已经全部纳入民政系统的救助体系，而事实孤儿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2013年在四川出差时，了解到当地的公益组织在为事实孤儿提供救助服务。经过社会组织很多年的持续服务和推动，直到去年，事实孤儿的救助与保障才实现了政策全覆盖。让隐性的社会问题逐渐浮现出来，让政府去了解，最后政府出台政策，为这群人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和国家支持，基层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第三，因为社会组织不是政府，有时可以在基层协商中扮演相对中立的角色。北京有个公益组织叫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它推动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的参与有20多年了，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和方法让居民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印象中北京、重庆、宁波等挺多地方都邀请他们在街道、居委会层面做居民协商。小区里要建停车位，人们有不同意见，有车的当然愿意，没车的就觉得会侵占自己的空间；要搞公共空间，居委会出面也比较麻烦，因为居委会表态容易被认为是政府支持这方、不支持那方。所以委托第三方来做，用一套成熟地讨论的流程和方法，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由居民自己逐步达成共识。

协商最后的目的是形成共识。而形成共识的前提是，起码你说的话我听得懂，我说的话你也听得懂，才能跨越不同的体系，更好地理解对方。现在很多社会组织看政府的文件，并不能琢磨出来其中的意思。政府其实也看不明白我们社会组织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曾在一个会议上听一位民政局领导说看到社会组织写的公函，感觉“他们是另一个星球来的”。协商的前提是，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看问题的视角和话语体系，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南都基金会努力推动行业“协同”

南都基金会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有什么阻碍了民间公益的发展，我们就要针对那些阻碍去发力。2020年做战略回顾的时候，我们分析民间公益面临的问题，除了有一些老生常谈的缺钱、缺人、缺政策，还有一个新问题：缺协同。因此，我们2021-2023新战略的关键词除了“下沉、破圈、链接”外，增加了“协同”。

为什么会出现协同问题？因为我们的行业发展起来，公益组织的数量多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会相应增多。首先，可能存在很多重复性的资源投入，比如针对某个社会问题已经有很好的项目了，但是另外一家机构又开始重新研发一个差不多的项目，重复投入资源，去踩同样的坑，做得可能还不如原先的好。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做事，但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其实是需要他们在一起合力解决的。好多基金会都关注一个问题，在一个领域的组织可以互相多沟通，有的做了很好的探索和试验，大家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学习，做更加有力的推动。

南都在目前的战略下，我们讲协同基本上是指行业内部的协同，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我们希望去搭建一些场域，让在同一个议题或者同一个地域内的组织增强交流和信任。首先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看到彼此，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人家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通过这样的场合帮助他们建立理解和信任，之后，协同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好公益平台”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在一起能够互相看见的场域。我们作为项目的主办方，实际操作中也面临很多挑战，所以我们自己每天也在想怎样能不断优化，促进大家之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做线上分享、微信推文，或者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学习交流，希望帮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

对平台而言，有两点是重要的，其一要有足够多的主体涵盖在其中；其二要让平台上的各方主体能互相去满足对方需求，而不是什么都由“平台”或平台的发起方来提供。好的平台需要设计摸索一套机制，让大家在平台上高效率地转起来，为大家提供一个彼此之间建立信任的场域，促进协同。

此外，慈善组织或社会组织遇到一些涉及到政策的问题时，这类问题对整个行业有普遍的影响，就应该由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事。要有一个方法和渠道，将大家的意见整合成理性地表达，并且要用政府看得懂的语言传递给政府部门。这也是南都在行业建设中在做的一块业务，希望更加成体系地观察行业当中的热点问题和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且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举动。

公益组织要带着政社协同的思路去思考自己做的事

很多公益组织在做一些具体的议题，而这些具体议题往往涉及通过和政府协商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公益组织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代表服务的人群表达声音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公益项目是不能脱离政府的。因此，公益组织在做项目时一开始就要考虑到，有哪些内容是要和政府有一些互动的。

如果项目的终局是推动政策，那最好能在一个点上做出非常好的样板，这个样板和相关经验今后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逐渐成为一个体制内资源可以完全覆盖的全国性的政策。所以，我们的公益组织要带着政社协同的思路去思考自己做的事，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受益。

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2015年的文件中被提及，到现在依然缺乏体系化和机制化的设置。但是这个探索本身，就是各个主体共同构建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只是等着党和政府来做些什么，而应该亲身参与到框架的讨论和构建中。这需要体现我们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不要等着别人来安排，对于我们自己关心的事情、关乎我们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事情，要主动去想办法讨论协商。

当今社会想要形成共识非常不易，拥有促进共识形成的意识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在我们的公益组织内部，我们允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取不同的意见？另外，在公益行业的内部也应该思考如何创造一个让大家真的可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开放且有序表达的氛围，不会因为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去批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