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手记】

如果问我，进入公益领域后最早接触的公益组织有哪些，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下称“民促会”）应该名列其中。

因为早在2013年，我就采访过时任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黄浩明老师，以《民间组织的国际化路径》为题发表在《华夏时报·人道慈善周刊》。后来，我就读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时，黄浩明任副院长、教授，我就“执弟子之礼”了。

民促会是一家已经成立30年之久的社会团体。其前身是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国际民间组织联络处，该机构是我国专业从事国际民间组织合作的协调机构，1986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民促会是一家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但其实民促会从成立起就是自收自支的状态，脱钩改革引起的人员变动给机构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这对刚上任两年的秘书长王香奕女士来说，的确是不小的压力，而又逢新冠疫情来袭，项目执行面临活动计划调整、延期等情况，如何走出困境，打开局面，她为此“上下而求索”。

那天下午，在民促会王香奕女士的办公室里，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我问她的解决之道时，她说“人才永远是机构发展最大的保障”，由于人才的缺乏，使得机构发展必然会遭遇瓶颈。

今年是民促会成立30周年，民促会制定了新的5年战略规划，有了新的愿景和使命，王香奕告诉我，“希望5年之后的民促会成为一个在行业有影响力和认知度的平台”。三十正青春，要向潮头立，面向新时代，推动民促会再出发，王香奕女士的回答掷地有声。

走出雍和大厦时，太阳已然西斜，但盛夏之下还是酷热，行人匆匆，阳光打在雍和宫红色的外墙上，那么华丽，又那么明亮。我突然记起雍和宫内万福阁抱柱上的那幅楹联：慧日丽璇霄，光明万象；法云垂玉宇，安稳诸方。

安稳度过转型，未来光明可期。此时，把这幅楹联送给此时的民促会和王香奕女士，应该还算合适吧。

【访谈时间】2022年7月13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雍和大厦东楼C座601

王香奕 中国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01
“误打误撞”进了公益领域

马广志：看履历，你进入公益领域有15年之久了。

王香奕：我硕士研究生就读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专业是林业经济管理。研究院的研究生与高校不太一样，一位老师只带一名学生，基本上就是跟着导师做课题，写论文，也有自己的办公室，就跟正式工作了一样。

读研期间，导师有个森林认证的项目是跟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的，我帮着做课题，就认识了WWF的领导。毕业论文的答辩主席，就是来自WWF的森林项目主任朱春全老师。当时，朱老师问我是否找到工作了，我说没找到，投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了。说实话，这个专业并不太好找工作的。

朱老师问我，是否可以以顾问的身份到基金会工作，我就答应了。可以说，我是“误打误撞”地进了公益领域。

马广志：你在WWF主要做什么？

王香奕：我在WWF共待了两年，主要是辅助项目官员做些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合同或报告，实地的工作并没做多少。当时接触的也大都是国家林业局、中国林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机构，还有一些是项目的资助方，比如宜家家居。当时，我都不知道国内还有那么多NGO。

马广志：后来是什么机缘到了民促会工作？

王香奕：主要还是想有一份正式工作，不能一直做顾问。当时正好看到民促会在招聘环境保护方向的项目助理，这也符合我的专业方向，我就投了简历。

民促会那会儿考核很严格，半天笔试，其中3个小时考英语，笔试过了是两轮面试。当时面试官里还有两位民促会的国际顾问，这让我觉得民促会挺国际化的。最后我有幸被选上了，2007年5月，我就正式入职民促会了。

马广志：除了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民促会还有什么吸引你？

王香奕：我在WWF工作时，黄浩明是民促会的副理长兼秘书长，他也是WWF森林认证项目的专家，所以就认识，但并不熟悉。

在WWF时，我就想有机会要做些支持行业发展的事情。从民促会的年报中，我了解到这就是一家支持国内公益行业发展的平台型机构，还有很多会员单位和个人，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同时，民促会又有国际性的一面，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国际机构，积累丰富的经验。这都是我非常感兴趣，也愿意去做的。

入职后，我本来是要做环境项目，结果被比我早来两个月的另一位同事接过去了。当时民促会开始涉及气候变化领域，就让我负责成立了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英文是China Civil Climate Action Network ，简称CCAN，支持国内气候领域的NGO发展。

当时还让我做了一个欧盟资助“在京外来务工女性权益保护与就业促进”项目，为在北京的女性农民工排忧解难。我还做了一些其他项目，但都跟环境跟我的专业没有太多关系。

后来黄浩明理事长跟我沟通时说，会里是希望我能够横向发展，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领域。而且民促会作为一个平台，肯定不会只做一个领域的项目。民促会早期是做扶贫项目起家的，做环境项目也是后来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这种安排是对的，否则我后来也胜任不了秘书长的工作。

马广志：与在WWF相比，工作环境是否也有很大的变化？

王香奕：民促会的前身是商务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下称“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联络处，工作流程、制度等都还是事业单位的做法。跟国际机构还是很不一样的。但做的事儿我还是比较喜欢，很接地气，能直接见到受益者。而且接触的面非常广，上至部委，甚至联合国，下到社区居民都能接触得到。

而且，民促会工作人员也比较少，关系也比较简单，氛围轻松，没有“办公室政治”，踏实把事情做好就行了，领导也非常支持员工的工作。在WWF工作那两年，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我的英语水平，因为全程都是英文办公。民促会招聘考核英语，那段工作经历帮了我的大忙。

02

“临危受命”担任秘书长

马广志：你是哪一年开始担任民促会秘书长的？

王香奕：2020年1月，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当时民促会要与业务主管单位商务部和代管单位交流中心脱钩，按照2019年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在内的十部委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发改体改〔2019〕1063 号），脱钩工作围绕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和党建外事分离等事项展开，规范管理关系，使民促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行业组织。

当时，我们秘书处有5位领导，我是副秘书长，只有我是体制外的，其余4位的人事关系都在交流中心，他们最终都选择回到交流中心工作。经过交流中心领导推荐，理事会投票选举，由我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月份就正式上任了。按惯例，我同时还担任民促会的法定代表人和党支部书记。

马广志：两年下来，你在工作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王香奕：当时新冠疫情已经爆发了，我上任之后半年就没到过办公室，都是居家办公。当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力不足，因为脱钩，秘书处领导就剩下我一人。但当时交流中心领导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安排了两位工作关系已经回到交流中心的秘书处领导继续在民促会兼职工作，工资由交流中心来发，过渡期一年，帮助民促会平稳过渡。而且，工作人员也走了差不多50%。

马广志：工作人员的离职大多是什么原因？

王香奕：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孩子上学需要照顾，只能牺牲掉自己的职业。还有的以为民促会是事业单位的性质，薪酬待遇都跟着交流中心走，感觉是在体制内工作。现在脱钩了，完全成了社团性质，他们还是想找个事业单位。人各有志。

新招的员工来自企业、基金会等不同领域，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状态，需要进行员工能力建设培训，2020年做了不下十几场。同时，原来离开的老同事也以兼职顾问的身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等员工适应后他们再退出。就这样，我们才逐渐走出了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要克服在家办公的困难，原来我们的工作方式还是很传统的，比如，考勤还是用手写。2020年我们引入了钉钉的智能办公软件，考勤打卡，召开线上会议，提交工作日志，以顺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

马广志：社会组织是为使命而存在的，民促会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围绕使命开展工作的？

王香奕：我们今年上半年刚做了新的5年战略规划，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愿景、使命重新做了更新。原来的愿景使命特别长，工作了十几年的员工都背不下来，员工不理解，就不清楚所做的工作跟使命有什么关系。

修订之后的使命确定为16个字，两句话，“推动中外民间协同，助力全球持续发展”，意思没太大变化，但简化多了，很容易记得住。愿景也只有8个字，“公平享有发展机会”。

基于这个愿景和使命，我们确立了民促会的两大战略方向，一个是“全球化枢纽”，主要是围绕使命的前半句开展工作；另一个是“走出去平台”，民促会现在有170多个会员，他们很多都想走向海外，但之前没做过，也没什么经验，我们就对他们进行能力建设，匹配相关的资源。

马广志：你觉得新使命对提高员工的凝聚力有怎样的作用？

王香奕：因为战略规划上半年刚做出来，效果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是，全体员工都参与了新的战略规划制订过程，战略规划不是拍脑袋，专家也只是帮我们把关，真正核心的内容还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

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们把所有的项目列表放到大屏幕上，让大家筛选，跟机构使命不吻合的，等项目结项后就淘汰掉。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们了解了民促会的优势和发展方向，也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我相信，这对增加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有非常大的帮助，好的变化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03
国际机构与国内民间组织的差异

马广志：你有在国际、国内民间组织的工作经验，两者有什么不同？

王香奕：我们之前经常说要学习国际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但我认为是各有长处，国际机构有他们的优势，但国内民间组织也有国际机构比不了的地方。

先说两者的区别。首先，国际机构更重视品牌形象建设，花的精力也比较多。比如WWF在全球好多国家都有办公室，用同一个品牌，做了很多传播，熊猫形象的LOGO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相比，国内民间组织在这方面要弱一些。

其次，国际机构的目标大都是要影响政策，比如我接触到几家环保类的国际机构，他们一般会和智库专家合作写报告，然后发给政府部门。国内民间组织则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项目上，认为做好项目是筹款和发展的基础。

还有一个，国际机构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观点或立场，比如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国际会议上，这些机构都会去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推动政府作出回应和改变。

相比而言，国内的民间组织在这方面要弱很多，一般不太提出有挑战性的目标，而是更愿意跟政府合作，这与我们的国情也有关系。

另外，国际机构的规模比较大，分工比较细，比如WWF，项目人员只负责项目，传播人员只负责传播，而我到了民促会后，什么都得管，从项目申请书到财务报告，到写活动新闻稿，虽然可以寻求其他同事支持，但分工没那么明确，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专多能。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不专业的印象，关键还是人力资源有限。

马广志：国内受政策影响，社会组织的薪酬待遇也不能跟国际机构比。

王香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现在正在搞薪酬改革，因为脱钩之前的工资体系是按事业单位走的，整体偏低。现在除了基本工资之外，还有每个月的绩效考核，而且我们是“五险二金”，比其他机构多了一项“企业年金”。我们还有一项福利，就是为员工买了商业保险，看病100元之上的费用全额报销。我们还有个优势，就是不用租房，办公室是民促会购买的。疫情之下，这个优势就突显出来了。

另外，在民促会工作，出国的机会比较多。比如我在WWF工作两年，没有出过一次国。但在民促会不一样，每个员工都有同样的出国机会，不会因为职位高低就有分别。所以，国内机构规模虽然小，但给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公益组织工作会更有价值感。

人才永远是机构发展最大的保障，有了人才，找准需求提出好的项目方案，筹资自然也不用愁。

04
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也可以“走出去”

马广志：去年民促会有多少筹资？

王香奕：近1300万元，对一个平台机构来说，这个金额其实挺小的。今年也没有定太高的目标，最保守的是与去年持平。我们主要考虑实际的运营能力和人员配置。我反对为了筹款而筹款，“以筹款论英雄”的理念要不得。关键是要把项目做好，做出成果。

当然，这两年我们面临的挑战其实挺大的，因为民促会的90%资金来源于境外，国内资金太少。随着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与商务部和交流中心的脱钩，跟国际机构的合作越来越难。我们现在是希望在接下来的5年战略规划中，资金来源构成可以更合理一些，比如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或者国内基金会。

与企业的合作，我希望是与其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捐给我们一笔钱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公益项目，我们更多的是在做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是在赋能或赋权。

马广志：在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上你们是怎么做的？

王香奕：我们是2002年开始做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的，当时项目叫“基层民间组织能力建设”，资金是由德国一家基金会资助的，课程也从德国引进，包括项目申请书撰写、机构战略规划制定以及志愿者管理等内容，三年一期，共做了18年，直到2020年才结束。当时，国内基金会还不多，资助型基金会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实际上承担了类似资助型基金会的职能。

当时这个项目的德国顾问叫雷朵莉，她因为支持这个项目2006年还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当时是回良玉副总理亲自给她颁奖。因为支持公益行业发展而获此奖的，她可能是第一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我们还会持续做下去。但要结合新的形势，看社会组织有哪些新的需求。原来是都是线下培训，以后可能采取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马广志：原来更多的是“引进来”，现在更多的是要“走出去”，你认为我们公益领域有哪些可以输出的经验？

王香奕：比如互联网筹款，做的就非常有中国特色。还有扶贫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脱贫。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也可以“走出去”，比如像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上也比较弱，他们也希望能把民促会在这方面的经验跟他们分享。

另外，民促会每年都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看到的情况是，虽然我国参会的NGO越来越多，但声音还很弱。很多国家的机构对我说，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特别想听中国NGO的声音，但很遗憾经常看不到中国NGO的身影。

虽然每次民促会都参与并举行边会等活动，但需要有更多的机构走上国际舞台，代表中国的社会组织，讲中国的故事。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很不容易。

05
30年发展的三个阶段

马广志：今年是民促会成立30周年，在您看来，民促会这30年有哪些改变和成长？

王香奕：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商务部）批准民促会成立的文件上的日期时1992年7月22日，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天作为民促会的生日，每10年庆祝一次。

民促会30年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0年，以扶贫和农村发展为主，主要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对困境妇女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赋能性项目。

第二个阶段是以基层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为主，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同时，开始涉及环保领域，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在做。从最早的“丰宁植树防沙项目”，到后来“绿色出行项目”，再到后来的“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项目”和“中国气候变化教育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出行项目”，我们跟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合作开发了碳计算器，可以计算出行和居家的碳排放。这个项目还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了国内自愿碳减排交易第一单，来自上海的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价27.76万购得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成为首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绿色出行碳减排指标来自民促会和美国环保协会等单位于2008年共同发起的“绿色出行碳路”行动。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核准，2008年奥运单双号限行期间，北京市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及8万多民众参与了此活动，共计减排二氧化碳8895.06吨。

这批指标于2008年12月11日在北京环境交易所通过确认并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个自愿碳减排挂牌项目。我们用这笔钱成立了一个绿色出行专项基金，还发行了“低碳交通卡”，送给了温家宝总理、解振华副主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人，影响力非常大。

最近这十年，从2012年到2022年，民促会更多的是转向了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但内容上也做了调整，开始帮助社会组织做战略规划、品牌建设以及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我们从最初的关注困境妇女转向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倡导和支持国内机构怎样在自己的项目资助和执行过程中纳入性别视角。

马广志：站在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民促会有什么新的设想？

王香奕：我们新的5年战略规划围绕两大方向制定了4个策略。首先，在人力资源方面，要培养比较完善的复合型人才，这是第一目标。

其次，在筹资方面，一个是资金规模逐步增长，二是要来源多元化，90%的境外资金能降到80%或70%，其他20%或30%资金来源于国内，否则风险太大。

第三，在品牌方面，虽然民促会成立30年了，但对品牌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有人说我们吃穿不愁，不需要做品牌。但在脱钩之后，我们需要开拓市场才能发展，所以要做好品牌，目标是在5年之后成为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和认知度的枢纽机构。

第四，在传播方面，希望对外发声渠道能更多元化一些，从网站、公众号再到B站、抖音等平台，都需要升级或增加，让民促会更有影响力。

马广志：17年的公益从业经历，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有年轻人想进入公益行业，你会对他说什么？

王香奕：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有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去解决，年轻人应该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和责任，而做公益可以让人生更有价值感，也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