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公益生态新知”专题此前发布的文章中，我们通过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开放性研究，从疫情对全球公益慈善影响、非营利组织和公益慈善在应对疫情采取的举措和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了解到近两年疫情之下公益慈善领域的变化，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0年年末，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战略慈善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Philanthropy,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发布了一份名为“公益慈善与新冠疫情：南北权力关系是否终于有所改变？”（Philanthropy and COVID-19: Is the North-South Power Balance Finally Shifting?）的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对全球各地的资助方、被资助方、中介机构等相关方的一系列采访和调查，分析了疫情期间公益慈善领域资助方和被资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并以此为切入点，为全球公益慈善领域提供了领域建设的参考建议。

知识卡片

你知道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吗？

这里的北方、南方并不是指地理方位，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也并非地理术语。

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全球北方国家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类似的表述还有“第一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

全球北方国家包含位于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发达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位处北半球的北部，但同时也包含位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包含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欠发达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位处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

社会生活被扰乱的时候正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最佳时机。——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新冠疫情的肆虐给每个人的生活以重击，同时也吞噬了公益慈善领域多年的努力成果。疫情将我们生活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大型实验场”，对于公益慈善领域而言，它让研究人员有机会观察社会动态、发现待解决的问题、感知领域内的变化。资助方和被资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课题。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战略慈善中心执行总监克莱尔·伍德克拉夫特（Clare Woodcraft）曾提到，公益慈善系统经常被人诟病，官僚主义盛行，慈善资本的分配存在许多问题。虽然我们都期待公益能有效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作为慈善资本的“供给方”，大型资助型基金会在逐渐“专业化”的过程中，制定了繁冗的赠款规则，主导着资金的使用方式、项目的实施方法、项目的评估标准等等。这样的“专业”做法导致了这些机构的“官僚化”，从而导致资源往往难以用最有效的方式创造“公共利益”。

资助方作为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一方，用行业黑话来讲是公益慈善领域的“上游”、“甲方”、“决策者”，而被资助方由于依赖于资助方的资金和资源，在二者关系中则处于下风。这样“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直都困扰着公益慈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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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权力关系下存在哪些问题

申请流程

通常来说，申请资助的手续和过程都十分复杂，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到申请当中。然而，在疫情期间社会服务组织（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 SDOs）资金量下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减少花费在申请上的时间和精力，把关键的资源和资金用于项目落地和机构能力建设上。

项目选择标准

资助方往往倾向于选择容易评估成果的项目，而不一定是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资助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领域、风险较低的领域（比如说健康和教育）更容易获得资助。

资金的使用方式

资助方通常会规定资金的使用方式和比例。举例来说，项目中一般会规定管理费最高占资金使用的百分之N。有了这样的限制，被资助方就很难灵活配置资源，通常用于机构能力建设的资源都十分有限。

项目评估

与漫长的申请流程相比，项目执行期往往只有12到18个月，被资助方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可见的影响力，并且将项目评估结果用规定的指标、以要求的方式完整地呈现给资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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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出现
让公益慈善领域有了哪些改变

报告的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对全球各地的资助方、被资助方、中介机构等组织的采访和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资助方和被资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有所转变。报告中提到，新冠疫情的紧迫性和突发性动摇了传统的资助方和被资助方权力关系和捐赠机制，二者的角色定位和分工也得到了新的考量。

公益慈善领域逐渐“扁平化”，被资助方话语权增强

在疫情期间，草根公益组织凭借着对受益人群或在地情况和需求的了解，主导了在地行动的内容、方式和优先级。

非限定性捐赠增多

由于应对疫情及其影响时间紧迫，很多资助方都放宽了申请资助时的限制，简化了审批流程，资助的分配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

小型机构的危机意识提升

小型机构意识到他们不能再依赖于一个资金来源或一种筹款方式，而要拓宽筹款渠道，让机构的发展更可持续。

地方层面的行动增多

疫情期间出现了许多以社区为单位的志愿者行动，地方公益慈善机构间的合作也有所增加，网络型机构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们难以预测公益慈善机构在疫情期间的改变是否会持续下去，或者形成更大的规模，但利益相关方之间（即资助方和被资助方之间、草根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会逐渐培育出强大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形成一张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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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情还没结束
但我们可以……

根据采访和调查中总结的问题和观察到的变化，研究人员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强调了三个对于公益慈善领域长期发展来说重要的行动方向。

第一，资助网络型机构，推动公益支持生态系统的建设，提升公益慈善领域解决问题的各项能力。

专业的公益慈善网络可以极大地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制度化。这些网络有能力建立强大的信息传播和宣传渠道，向政府部门、资助者和更广泛的发展领域传达领域内的集体诉求。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分析数据的工具和能力）可以帮助机构更好地了解公众需求，检验行动的效果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报告还建议被资助方将资助方作为直接的资源，向他们寻求建议、指导和技术支持。

第二，加强政府与公益慈善领域之间的合作。

公益慈善领域作为政府部门的助手和合作方，可以为大型、紧急的公共事件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并在危机发生时给予最及时的行动支持。将二者在疫情期间的合作延伸到日常工作当中，这将会更快促进公益慈善事业与国家发展政策的协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资助方可以提供更多非限定性捐赠，并为从业者提供资源用于能力建设。

由于疫情期间申请程序简单化，慈善资金以更快速、更灵活的方式得到分配和使用。然而，抛开疫情因素，捐赠人依旧更愿意将资金注入实际的项目当中，认为这比支持机构的员工成长或管理费更有效或更重要。尽管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这依旧是一个亟需转变的思维定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水灾等公共卫生危机和自然灾害，公益组织可以尽其所能提供帮助，并从行动当中汲取经验。然而，面对突发事件，谁都无法立即扭转局面。我们能做的是，把危机当中的洞察和经验，融入日常工作当中，形成“新常态”，并共同培育一个有韧性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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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其实都是老生常谈

阅读文章的时候，你可能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从疫情期间公益慈善领域的行动和变化中学到了什么？”除此之外，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我们从过往的经验当中真的学到过什么吗？”

读至文末，你可能会发觉上面的内容，之前似乎都多多少少在其他地方读到过，好像有些印象。我们在疫情中获取的经验，以及总结出的未来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行动方向，似乎在疫情之前就被学者和实务者们再三提及、反复强调。并且这些经验和洞察似乎在全球范围内通用。

就像文首所提，“社会生活被扰乱的时候正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最佳时机”。然而，对公益慈善系统的观察以及对公众认知转变的倡导，仅仅是改变系统的其中一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立足于观察，真正做出行动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