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发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合力解决分配不公、参与不足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多种可能。

但是，要合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社会问题的成因，社会组织的的功能、作用出发，寻找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合理定位。

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于第一和第二次分配

中国今天的分配不公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形成的问题，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需要从问题的原因入手才能找到准确的对策。

根据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研究，收入分配和市场化改革呈正相关。他研究发现，人均GDP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是比较小，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份；GDP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公主要的是第一次分配的问题。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农村精准扶贫和城市贫困人口救助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对收入分配的不公的也有自己的研究和发现。目前城乡差别主要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工资水平、经营城市过程中的地价等要素价格非市场化的导致，因此是第一次分配的问题。精准扶贫过程中发现，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因缺乏劳力致贫是农村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对城市困难人口调研发现，因下岗、因病致贫、再就业能力不足是致贫的主要原因。

总结起来看，不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和第二次分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进一步说，中国处于转型和发展阶段，社会问题原因呈多向度，在很多情况下不简单的是一个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或者是物质贫困的问题。前些年发生的杨改兰案件，近年来发生的刘学州案件，以及在江苏丰县和上海新冠防疫中的一些事件，向人们表明社会的组织化和再组织化的程度，社会资本的缺失，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问题出现后，社会的支持体系缺乏，人们既找不出问题出现的原因，也看不到问题的解决的希望。人们就会由希望变成失望、由失望转换为绝望，最后采取一些决绝的行动。虽然政府努力在解决问题，但缺乏必要的支持体系和纾解体系，政府的努力有可能落空，落空加剧问题的困局，危机环境和加剧的困局叠加，使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出现了困难，甚至会出现反噬效应。

此外，城市化过程中基层社会的败落，无法支持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制约体系，也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唯利是图、恃强凌弱，机会主义左右人们的行动，人们就会对许多反常的现象熟视无睹，甚至认同趋向某些非法甚至不合伦理的逐利行动，使社会的破败加剧。

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升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形成有效的支持和制约体系，涵养和提升社会资本。

社会组织的精力

应更多的投放到赋权和赋能上

前述分析可知，社会问题的成因是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不公平，社会组织化水平低、社会资本缺失的问题。

从问题的成因看，社会组织既不是问题的成因，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主导力量，社会组织不是分配的主体，但是可能是参与的主体。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对于化解收入分配问题，对于解决社会组织化不足和社会资本的缺失问题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参与三次分配，对于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具体言之，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到三次分配中来，比如参与再就业培训、扩展劳动技能，可以提升劳动者在第一次中的能力、参与到劳工保护和劳动标准实现活动中来，提升第一次分配的质量和水平。

就第二次分配而言，社会组织可以广泛参与到教育、乡村振兴、养老服务中来，成为政府减贫和社会保障活动有效的支持体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组织可以扩展社会生活的领域，提升生活的层次，为第三次分配提供前景和可能。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社会组织实现组织和目标的升维，在组织目标上与中国社会发展同向而行，把更多的力量投入的到社区发展，乡村振兴、养老服务等领域。合理开拓服领域，精心设计服务项目通过服务型、扩展型、引导型，倡导型的项目扩展社会生活的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精力不能简单的投放到分配领域，而应更多的投放到赋权和赋能方面，应该理解社会主体能力的缺失有可能是分配问题，更可能是希望的缺失，想象的缺失、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给困难人群希望和想象，让他们看到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看到行动之所向比简单的生活扶助更为重要。

现代的社会服务和慈善是组织的服务和慈善，也是科学的服务与慈善，社会组织在参与中要避免暴力慈善，应当科学规划，使服务和救助水平可以有大的提升，从而可以提升全社会的服务和治理水平。

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大发展，近年来政府已经通过公共政策引导组织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也促进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

没有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社会的组织化，第三次分配的目标就会落空。但政府的支持也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避免运动式的慈善风暴，需要细水长流，科学筹划；根据城市化、工业化乡村振兴合理安排。

另外，也应该看到倡导型、引导性、扩展性也是稀缺资源，不要“拉郎配”，强制参与。社会组织参与自愿是前提，避免纳款输诚、纳捐等历史悲剧重演。一些具有外在表象的、表态式的捐赠其真实的效果是存疑的，也会耗散社会资源。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不应当抱残守缺或者刻舟求剑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由于挟持强大的政治正确性和很强的政府强制力，出现了一些反向和变相，不但可能挫伤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也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的不公。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进一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落实，坚守社会参与的志愿性与自主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实现结社自由的重要载体，在高度组织的现代社会，自由结社既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也是民主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对于现代社会，自由结社和社会组织具有内在价值而不是外在价值。

参与收入分配，参与公共服务只是社会组织功能的一个部分。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团结、社会组织化和再组织化、社会资本的形成、组织形式带来的人的赋权赋能。社会组织的这些作用不可或缺，前述分析也表明，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缺乏社会组织导致社会缺乏有效的支持体系，社会资本缺失。

历史事实也表明无组织、无结构的大众社会可能对孳生社会暴力，也可能成为某种极端统治的温床。因此发挥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不应当忽视社会组织其他作用的发挥，更不应当用社会组织的参与分配、参与服务的作用遮蔽甚至取代社会组织的其他作用。

近代来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但相对来看，纵向的组织发展较快，受重视的程度也比较高，横向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社会分化，横向的社会联系自然就有弱化的趋向，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

横向的社会组织在社会融合，社会理解、社会重建、社会资本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发挥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应当抱残守缺或者刻舟求剑，而应当与时俱进，系统性的问题系统性解决，发展性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否则可能会是一个缘木求鱼的结果。

此外，从方法论上来看，物事的价值有主导性的价值和辅助性价值，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以辅助性价值、外在价值遮蔽内在价值和主导性价值，可能带来社会治理中不同机制错位乃至异化问题，也可能带来人们认知的混乱，使社会认同和社会治理带来混乱，或者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单向度和价值观的偏向，影响一个社会的正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