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是旨在产生积极且可度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同时带来财务回报的投资。到2019年底，根据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估算，影响力投资全球规模已达7150亿美元。

2014年，南都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动社会企业理念在全社会的主流化。2018年，南都基金会进一步探索新思路，首次投资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禹禾影响力投资基金，以期实现财务上及使命目标上的双回报。2019年南都基金会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影响力投资。2014年至今，南都基金会连续8年支持“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通过链接更多跨界资源，推动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本文节选自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梦想照进现实：影响力投资共识、生态与中国道路》报告第四部分——《前沿探索：参与影响力投资的多方实践之中国道路篇》，系报告调研团队访谈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谭翼，对话时间为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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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个人和南都基金会是如何进入到影响力投资领域的？

2009年开始我和秘书长彭艳妮在British Council（BC）做社会企业家赋能的项目，帮助社会企业找到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基金会为其提供一些不需回报的资金奖励资助。当时那些来参加的社会企业都特别小，马上就产生好的财务回报也不太现实，因此我们一直在以资金奖励的形式做支持。后来我和艳妮都到南都基金会这边来，也就延续了这一块的工作。

2014年，BC推出了社会投资平台，投资人可以去投他们平台上的社会企业。因为我们是基金会，所以没有直接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而是自己推出了一个无息贷款的项目，一般每笔额度在50万左右，给社会企业三年的时间来还款。但2016年南都决定停掉无息贷款项目，因为刚好BC那边的项目也终止了，且我们的理事会也觉得南都没有专业的投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因此实际只做了两年，这期间我们其实就给两家机构提供了无息贷款。

2018年时，我们用自己的本金投了禹闳资本的禹禾基金，成为其一个LP（有限合伙人）。其实当时我们投禹闳资本也不算偶然，徐永光老师很早就认识禹闳资本的唐总，他认为禹闳资本在做的就是影响力投资，他一直在向唐总介绍影响力投资理念，也在一些发言中引用过禹闳资本投资的案例。2018年禹闳资本在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拿到了第一年的影响力投资奖，当时永光老师和南都的出资人也特别希望推动大家来关注影响力投资，并觉得南都应该做一个先行者，因此很快就做出了投资的决定。我们是在2018年和2019年分两次共投出了5000万元。

02

南都如何理解影响力投资与其他投资活动的本质差别？基金会进行影响力投资和其本金保值增值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

我们接触到影响力投资是从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概念开始的，包括核心四要素等。应该是在2013年左右，国内更多人开始提这个事情了，就是除了财务回报以外，还要有目标去追求积极的影响力。最近我们其实也在考虑，会觉得影响力的衡量和管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块工作的话，影响力投资跟其他的投资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投资禹禾基金其实是属于我们本金保值增值的一部分，包括我们之前投红杉资本也是，但投资红杉资本不是从影响力投资考虑出发的。我们理事会层面有一个投资管理委员会，所有的决策都是投资管理委员会来做的。之前我们大部分投资都给了红杉资本，收益还不错，所以我们后来将收益的一部分投了禹禾基金。

据我了解，一些大的基金会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更积极的资产配置的，但大部分基金会可能就是把资产放在银行里，比如国内很多基金会都做了银行理财，认为放在银行里是特别保险的一种方式。尤其像公募基金会，他们对于流动性、安全性会有更多考虑。我们作为一个非公募的基金会，外部压力较小，出资人和永光老师认可影响力投资，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

另外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这边如果因为投资私募股权资产导致自己回收周期长，产生短期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的出资人南都集团也会给我们再捐赠一些资金。南都基金会的收入除了投资收益外，还有南都集团每年额外的捐赠补足我们所需要的开支。所以我觉得不同基金会还是有不同的保值增值资产配置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

03

目前南都对禹禾基金的投资是如何进行影响力度量和管理的？

我们一直觉得对于影响力的衡量和管理要体现在“从开头到退出、从头到尾”的管理，这才是让影响力投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跟禹闳资本有一些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更加重视影响力的评估和管理。虽然之前的案例都挺好的，但禹闳资本自己之前也没有特别系统地来做这种评估和管理的工作，现在也有一些进展。

在我们投了以后，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禹闳资本的机构认识了禹闳，因此也有一些国外的LP开始跟他们聊，这些变化对他们也有一个推动，使得他们对影响力的衡量和管理更加重视。我们目前和禹闳资本的对接主要是关于项目的影响力以及传播，差不多半年有一次沟通，并没有特别密集。

另外，虽然我们对禹禾基金的影响力目标还没有很明确的要求，但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考虑这件事情。南都以前资助的公益项目类型多，差异大，并没有一套统一的评估体系，我们可能会自己做评估或者请第三方或者因地制宜地根据项目来做一些评估。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与禹闳资本有一些沟通，包括为他们对接一些评估的资源，希望他们来完善这个东西。不过总体来说，我们自己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或者希望他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学习。

影响力投资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新的事物，与以前的公益项目不太一样。比如我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关于影响力衡量和管理的系列，在学习过程中去总结GIIN报告中的一些案例和大家比较常用的工具，这些也都可以介绍给中国的投资人，算是一个对标。

在具体的影响力度量与管理工具方面，我们其实没有确定的倾向，也是一个个工具在看，希望有更多案例。从目前的案例上来说，很多机构都是选择了不同的多个工具，来做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型。SDGs是用得最多的，但那只是一个框架。另外用得比较多的就是GIIN的IRIS (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还有IFC（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的九大原则。

总之我们看了一圈，感觉很多机构都是把几个方法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之后，我们与禹闳一起来做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参考国际上用得比较多的工具。南都自己其实是没打算要去做自有模型，因为我们暂时也没有打算要投更多，并且不需要我们来直接管理影响力资产，所以也就没打算要额外投入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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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都来说，除了私募基金，还会考虑其他的投资类别吗？（例如公募基金、固收等）

对南都来说，目前应该不会再考虑其他形式的投资了。但我最近也发现国际上已经有机构开始探索在二级市场投资有影响力的股票了，比如Wellington、Blackrock。然而我觉得在中国做这个还挺难的，因为在中国这些信息都还不太全，甚至没有，很多公司都没有正式的报告，最多也只有CSR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还有对中国的基金会来说，是不能直接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做投资的，要经过有资质的中间机构才可以。

另外一个是投资二级市场践行影响力投资讲究参与度。我之前去听了Wellington的推广，演讲人说在二级市场投资影响力企业，尤其强调股东参与，因此只能去投那种盘子比较小的公司，因为若盘子太大，他可能就没有话语权了，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的治理。但在中国一般大众意义上的好公司都是挺大的，那么作为公募基金去买其股票，这点儿钱肯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可能可以在创业板上探索一下。当然如果只是投资于私募股权，还是会遇到流动性的问题。

去年（编者按：2019年）福特基金会的一位副会长提到，他们现在也开始考虑二级市场，因为私募股权的流动性确实很有问题。我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最近因为疫情，很多机构的现金流都受到影响，我切身体会到流动性真的是一个问题。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投资于公募市场影响力标的的考虑。福特基金会最近发行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社会债券，我们自己也有讨论，但感觉在中国，基金会是根本不可能来做这件事的：你都不能把钱借给别人，也不能去借别人的钱，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发债券，还是国情不太一样。

05

您觉得国内基金会投资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基金会有哪些应对？

民政部前几年出台慈善组织保值增值的办法，其中提到慈善组织可以去做LP等。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保守，怕麻烦。虽然有这个办法，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评估和审计机构对此理解不到位，经常会对基金会提出各种疑问，而基金会理事会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干脆就不做了。还有一些基金会不想承担额外责任，毕竟是投资就会有风险，即便不需要补齐亏损额，但很可能会被问责。

另外的一个担心是，基金会的钱来自捐赠人，是属于公共财产，我们一般是要把它捐给NGO。但如果现在我们把这笔钱投了企业，企业是有分股份的，这样自然就不再是公共财产了。从公共财产变成了私人财产，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公共资源的流失。所以有很多站在NGO这一边的人是比较反对基金会来做这样的一些投资。因此影响力投资还是放在慈善组织保值增值的这一块来做更合适些。

此外，办法里还规定基金会可以去做直接股权投资，去投一个企业，但要跟自身业务有关的企业。像我们还好，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域，但是比如教育型的基金会，可能就只能投这一块的企业。不过虽然办法里允许基金会做股东，但是南都自己的投资规定是不允许我们做直接股权投资的，也是担心关联交易、需要牵扯更多精力去管理等。还有一些基金会会通过自身相关的投资公司来投，不以基金会的身份直接来投，也是为了规避一些麻烦。

最后，政府喜欢大家做扶贫济困的事情，一些基金会认为那就遵照这种喜好做扶贫济困的事情就好了，不要去惹一身麻烦，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总体说来好像基金会没有特别多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毕竟资产怎么样保值增值了，这和基金会决策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他被不理解的公众或评估审计问责了的话，对他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那么就还是做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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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国内基金会在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政策、观念障碍在未来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

大家一直在说绿色金融在中国很成功，会觉得如果影响力投资能够像“绿金”那样得到政府的重视，可能就会发展得特别快。但我自己认为这可能会有点难，因为每个人对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都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之前也找过一些政府部门，希望他们去做一些推动，但他们对此是非常保守的。

前几个月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发他们SDGs可融资项目目录时，我当时听了几个政策性银行的发言，就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与影响力投资十分相关。他们按照国家的政策，去做扶贫、支农这方面的事情。同时他们也认可这个项目目录挺好的，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指标。所以当时我想，政策性银行的人如果能从创造社会影响力的角度去考虑，或者去做决策，其实还是挺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本来也在做国民发展这一类的事情，而且资金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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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基金会对未来自身的发展有何设想？

其实南都去年就提出来，要做一些战略转型然后是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跨界合作。其实不管是社会企业还是影响力投资，还有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一些青年人的项目，我们其实是希望推动这种跨界资源的合作。因为我们觉得公益圈太小了，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家耳熟能详的机构，我们会希望能够吸引不管是商业界也好，还是青年人群体也好，来关注公益和社会创新。

我们对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支持也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两种理念能够实现我们推动跨界资源的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所以如果还有别的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去实现目标，我们也愿意去多做一些尝试。

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需要通过研究和传播来建立基础设施，把圈子营造起来，但我自己感觉南都自己是不需要再做推广的事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已经有一些专门的机构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像是社企论坛（编者按：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社投盟（编者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社创星（编者按：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Impact Hub等都在做这类推动的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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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未来基金会在中国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领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回顾10年前我们资助的那些社会企业，可能大部分都不太成功，只有少部分到现在成长得比较大了。所以这其实与其他创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难。我会觉得基金会是可以在初期做一些资助的，因为这些社会企业他必须要长到够大，才会吸引投资人的关注，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这种不要求回报的、让他先长起来的资金的。而基金会其实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的，因为基金会的钱本来就是要拿去做资助的。

另外借用永光老师的观点，他一直认为只靠小而美的NGO还不够，还需要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问题。他也在一些场合提到了希望基金会能够发挥这种作用，让这些小苗先长起来，长到能够让影响力投资人看到他们的程度；如果一开始没有人提供任何帮助的话，可能他们就长不起来了。

另外，我们基金会之前对社会企业的投资和对普通NGO的机构资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民非注册的，我们把这个钱给到他们，相当于是一个机构资助，他不用去完成一个特定的项目，用到机构的运营方面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资助公益项目，所以在企业这一端我们肯定是没有太多能力去为他们赋能的，这可能要借助于第三方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或者真的得借助企业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起来。

如果我们扶助的小苗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投的影响力基金确实也可以考虑纳入它，形成一个闭环，我们也有这样的案例，但这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实现的方向。我们觉得只要这个社会企业能够真正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它是属于谁的（谁做股东）并不重要。因为基金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资助这些公益项目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我在前期投了某家社会企业，这家企业成长后就一定还要来被我投，让两者绑定在一起，这并不是基金会的初衷。

本文节选自：曾惠子，卢轲.可持续发展梦想照进现实：影响力投资共识、生态与中国道路.深圳：社会价值投资联盟，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