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生态新知”此前所发布的文章中，我们一直关注“公益慈善生态环境发展得怎么样”的话题，其中包括WINGs推出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4Cs、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推出的“世界公益慈善环境指数”（Global Philanthropy Environment Index, GPEI），本文将分享由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推出的好公益指数（Doing Good Index, DGI）。DGI通过评估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及政府采购等四大维度，来评估其公益慈善发展的整体环境。DGI分别在2020年和2022年进行调研，本文重点分享最新发布的2022DGI报告中的核心发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公益慈善的发展情况。

新冠疫情加剧了亚洲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不平等，令相关情况持续恶化。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于2022年6月8日发布最新一轮亚洲政策研究，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公益慈善团体及政策的应对措施，以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种种挑战。

好公益指数（Doing Good Index, DGI）是CAPS 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旗舰研究项目。DGI全面评估亚洲各地的政策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及政府采购等四大指数表现，从而综合分析亚洲的社会投资格局。其研究结果透露阻碍社会服务组织发展的潜在结构性问题，同时彰显有助政府、企业、慈善家及社会服务组织（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 SDOs）拓展资源的因素。DGI旨在帮助慈善家、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社会服务组织以及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的公民了解通过什么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增强其经济中的公益慈善捐赠，让各方得以携手合作，解决亚洲面临的诸多问题。

一

好公益指数（DGI）

1.什么是DGI

好公益指数（DGI）是亚洲最全面的社会效益指数，该研究审视该地区的现有制度及系统，以解决社会服务组织所面临最迫切的议题。相关指数主要透过问卷调查及访谈亚洲地区的专家及策略伙伴，包括学者、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及政策智囊团，深入了解该地区社会服务组织的情况。

好公益指数（DGI）提供了一份政策和实践路线图，通过激励措施和减少信任赤字来释放民间资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私人社会投资流，以更好地帮助亚洲国家和社区发展公益慈善。疫情之际，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需要共同努力，重建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亚洲。而好公益指数可以指明“who can do what”，即谁可以做什么。

2.DGI四大核心指数

DGI由四个核心指数所构建，以下为各个核心指数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政策法规（Regulations）

▶ 监管环境能否提升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 是否有利于提升监管效率？

▶ 公益慈善资本是否便于流入公共部门？

▶ 相关法规和条例是否易于理解？

财税政策（Tax and Fiscal）

▶ 个人/企业的慈善捐赠是否享有税收优惠？

▶ 是否鼓励慈善遗赠？

▶ 政府是否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补助？

▶ 政府是否明确传达了这类补助项目？

生态环境 (Ecosystem)

▶ 参与慈善或志愿服务是否能获得某种回报或鼓励，如奖项、节日等全国性活动？

▶ 社会部门是否受到社会信任？

▶ 社会部门是否能吸引优秀人才？

政策采购（Procurement）

▶ 社会服务组织是否有资格参与？

▶ 政府采购程序是否公开、透明、高效？

二

2022年好公益指数

1.亚洲综合情况

2022年好公益指数（DGI 2022）在17个亚洲经济体中调查了2239家社会服务组织，咨询了126位公共领域专家。DGI 2022将参与研究的经济体分为四个群组，分别为：做得很好（Doing Well）、做得不错（Doing Better）、做得尚可（Doing Okay）、做得不够（Not Doing Enough）。

*注：本报告中的“社会服务组织（SDO）”是指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参与产品或服务提供的组织，覆盖非营利组织、有收入渠道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和运作型基金会。

2.中国大陆地区情况

相比2020年，2022年中国大陆的各项指数有明显改善，其好公益指数从“做得尚可”提升为“做得不错”，与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并列，其指数优于亚洲其他9个经济体。尽管境外资金难以流向中国，但中国已制定相应政策和规划，大幅增加境内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援助，以支持公共部门发展。

政策法规

2016年颁布的两项主要法律《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落实多项问责和透明度措施，显著改善了相关法规条例。

然而，对境外资金的监管和限制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地社会服务组织涉外筹款活动。

有78%的社会服务组织偶尔或定期获邀参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

财税政策

在中国，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可享税收减免；其中，个人和企业的减税额上限为30%和12%。

中国大部分社会服务组织认为个人及企业税务减免的申请程序简单易懂。

中国大陆地区是要求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8个亚洲经济体之一，以促进更多民间资源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生态系统

中国大陆是该指数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意味着中国社会各界的协作关系积极正面，呈现各部门间的信任度有所提升。

中国大陆是亚洲推行获政府承认的全国性慈善日的4个经济体之一，同时来自民间的公益慈善捐赠也通过各类奖项得到认可与鼓励。

中国企业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度稳定。有90%的社会服务组织拥有具备企业经验的理事会成员，而53%的社会服务组织与企业有员工志愿者的合作项目或计划。

政府采购

有72%的社会服务组织获政府采购合同，该比例高居亚洲首位。中国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组织服务的比例最高：有72%的社会服务组织获政府采购合同，较亚洲平均水平（30%）超出两倍。

按比例计算，政府采购的服务费用占中国社会服务组织资金来源的55% 。

大部分社会服务组织认为接收政府采购程序的信息和申请过程可更顺畅。

*扫码访问“DGI 2022互动网页”

获取和比较亚洲各经济体数据

三

亚洲如何做得更好

1.亚洲公益慈善发展的四个趋势

（1）公共利益相关方之间信任度不足，影响合作力量。

政府、商业机构及社会服务组织间缺乏信任，阻碍了公益慈善资本流动，捐款者资助意愿降低，社会发展组织资金及人才双双流失，直接降低了其实现解决社会问题目标的能力。

（2）模糊的政策与监管机制，令捐赠者资助意愿下降。

亚洲政府对监管公益慈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服务组织的相关政策模棱两可，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监管机制的反复导致政府传递信息不一，削弱有关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未能促进系统性的慈善捐款。

（3）社会服务组织资金短缺。

近五成（47%）的社会服务组织反映获得的资金量下降，其中75%表示减幅高达一半。

（4）跨部门协作尤为重要，若做好则有助于建立百花齐放的社会服务组织生态系统。

尽管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及结构性社会问题，亚洲的社会服务组织仍努力尝试与政府、慈善家、企业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协作。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政府、企业、社会服务组织及个人的力量，协同合作，推动多元共融与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带来长远效益。

2.亚洲如何做得更好？

在DGI 2022亚洲发布会上，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副总监Annelotte Walsh提出了三个实践建议：

▶ 缓解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赤字

▶ 充分撬动本土资源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 促进部门间与跨部门的合作，实现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