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战略定位的清晰,越来越多的基金会锁定了自己关注的问题领域。
比如慈善家,有的关注乡村美育,有的关注音乐教育,有的关注传统文化,有的关注儿童早期阅读。
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其他人眼里,这是你们慈善家,在衣食无忧之后的社会关怀,关注都是一些脱离正常生活的"高级需求"。你们做挺好的,对社会也有好处,我鼓掌支持,但是和我没什么关系。
企业公益也是一样,比如耐克关注儿童运动、安利关注儿童健康、联想关注教育信息化、泰康关注养老、乐高关注玩中学,唯品会关注单亲妈妈。你们公司赚钱了,拿出资金支持和主营业务有关的公益事业,也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营商环境。挺好的,对社会有好处,但是和我没什么关系。
你做好事,我支持,但是和我没关系,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企业、慈善家的公益行为的常见态度。
如果我们关注的问题,只有我们以及少数紧密的伙伴关注,社会中的大多数是冷漠的,是旁观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问题,也就很难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解决。
这个问题,我也有关
让我们关注的问题,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第一步,是让这个问题的相关方,包括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大多数公众,感知到这个问题和我有关,它关系到我的利益和需求,它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它触动到了我的内心,我和它有着某种联系。
一名慈善家关注乡村音乐教育,TA愿意投入资源,帮助乡村小学开满、开好音乐课。
慈善家非常热爱音乐,音乐曾给予TA成长的力量,TA对音乐的价值有坚定的信念,TA希望能将音乐的力量传递给乡村的孩子。
当TA开展音乐教育公益项目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是因为TA关心音乐。问题是,除了TA之外,还有谁关心孩子的音乐教育呢?
教育局的领导、校长、家长,可能都不关心,语文、数学、英语课都还没上好呢,干嘛要上音乐课?甚至学生自己也可能不关心,考试都没考好呢?音乐学得好不好,真得那么重要吗?
也许政策文件上,写了对音乐课的重视,也许政府也三令五申,督促要上满、上好音乐课,但很可能不管是管理者、老师还是学生,内心深处都不重视音乐。
如果情况是这样,乡村音乐课就很难上满、上好了。
因此,慈善家如果希望乡村学校改善音乐教育,其工作就不只是寻找一个地方、一所学校,协助当地把音乐课上好,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让音乐教育的相关方,包括教育局的领导、校长、家长、音乐老师、学生,都感知到,音乐影响孩子的发展,这个问题,和我有关。
这个问题,我也有份
让我们关注的问题,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第二步,就是让问题的相关方感知到,这个问题,我也有份,我也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
这就涉及到揭示问题的社会性成因。
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影响面如此之大,不是这群人运气不好,倒霉碰上了,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能力差,活该如此,而是因为多方面社会因素造成的。
再举乡村音乐课的例子。音乐课没开满,是音乐老师不愿意上音乐课吗?是音乐老师不会上课吗?是缺音乐设备吗?是工资低,老师怠工吗?可能都不是。至少也有其它原因,比如教育局不配足额的音乐老师;学校不想排音乐课;老师上好了音乐课,考评体系不鼓励;只允许上教材里的内容,不能上儿童喜欢的内容;如此等等。
因此,要上满、上好音乐课,不仅是音乐老师的事,也是教育局的事,是校长的事,也是教材编写的事。
我们很多人并不是医生,也是病人。我们开出的药方,不仅是针对音乐老师,针对校长,也要针对我们自己。
大家都不是那个善良、负责任、可以指责他人的人。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份,我们也有做错的地方。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慈善家更加慷慨地捐款捐物,不仅需要工作人员更加主动、更加勤奋,也需要这个问题的相关方,一起做出改变。
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事情才能有所转机。
问题分析与问题倡导
要让自己关注的问题,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关”,“这个问题,我也有份”,以下几项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一,问题的界定和描述。问题的现象是什么,影响了多少人,问题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我的兴趣、我的成长经历,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的战略与组织文化,但是并不仅是因为这些,也是因为它是社会的需要,它对社会很多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其二,问题的研究。基金会可以支持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者、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问题的性质,研究社会问题的成因,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
其三,参与式沟通。基金会要发挥中立、不牟利的优势,把问题的相关方聚合起来,共同界定问题、讨论问题,共同制定改善方案。社会问题是多方一起造成的,因此需要多方一起来解决。
其四,问题的倡导。充分利用公众媒体、行业会议、非正式沟通等,将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可解决性传递出去,影响意见领袖的态度,影响公众的态度,赢得社会广泛的支持。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理性的力量,对问题进行科学清晰的界定和分析,也要借用感性的力量,用故事、事件、人际关系等来影响人、说服人。
成功的可能
我在书本上看到一个例子。
美国汽车交通安全,在1960年代之前,还不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交通事故都是开车人的疏忽莽撞造成的。直到1960年代,汽车每年死亡人数达到5万人,这个问题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关于汽车安全,先后有几百名研究者、几百名政策制定者、意见领袖的参与,人们逐渐意识到,不仅个人要安全驾驶,汽车公司也要改善汽车的安全设计,交通部门也要改善高速公路的设计,经过长时间多角度的推动,终于引发了一系列包括安全带、高速公路缓冲带等方面的变革。
在中国,类似的故事也在上演。
比如自闭症、罕见病、儿童阅读、0-3岁儿童早期发展,都是从一小部分人关心的问题,变成了有一定公众知晓度的问题。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是弱势群体需要社会救助,也逐渐纳入到公共政策和商业政策的讨论。虽然,它们离广泛的公众关注,离社会变革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影响面在扩大,问题的影响力在加深,而且我们感受到了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社会问题由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是任何一家机构能够解决的。但是,很多社会问题,它还没有得到社会层面的关注,因此没办法“由社会来解决”。
这个时候,那些率先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和机构,就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把自己关注的问题,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


